田丰

[摘要]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关键词]左翼乡土小说；左翼乡土小说家；土地革命；想象革命

虽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像叶紫、吴奚如、耶林、彭柏山、丘东平、聂绀弩和黎锦明等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左翼乡土小说家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因而他们主要是对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进行文学想象。

左翼批评家在总结普罗文学的经验教训时业已认识到生活经验之于革命文学的重要性，干釜在《关于普罗文学之形式的对话》一文中认为革命文学要绝对排斥空想和虚构的浪漫化表现形式。茅盾也强调指出“有价值的作品一定不能从‘想象的题材中产生，必得是产自生活本身”，同时他还对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做了指摘，认为创造社最大的毛病在于其题材来源“多半非由亲身体验而由想象”，太阳社的部分青年作家虽然并不乏革命生活实感经验，但他们没有同工农长期生活过，因而其创作也有着明显的想象痕迹。由此可见，虽然革命文学家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将工农革命运动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但由于他们不熟悉工农的生活状况和斗争情形，以至于虽然创作的题材领域得到了扩大，但却存在严重的概念化、模式化创作倾向。实际上，茅盾本人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并非完全基于生活实感经验，他在从事创作之前特意“看了一些党出版的分析中国社会的书”，以此作为指导来对农村社会进行深入剖析。当时，左翼文论家业已意识到要克服此种创作弊病就必须加强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描写，林伯修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中即指出，革命作家应当抛却一切主观成分，在观察和描写时要坚持从现实出发。

左翼批评家之所以极其关注普罗文学家革命书写中存在的“想象”与“虚构”问题，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了将革命文学纳入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作家的现实处境，这样的清理工作实际上收效并不显著，在左翼乡土小说家笔下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

丁玲可谓最早得到左翼文界一致肯定的左翼乡土小说家，她的《水》被冯雪峰认定为“新的小说”的诞生，标志着革命文学已经“从浪漫蒂克走到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此时，丁玲因丈夫胡也频被捕牺牲而急剧向左转，她已经在逐渐“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在创作《水》时，她也大体上“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但其实《水》并没能全然摆脱概念化、模式化的革命叙事模式。冯雪峰在充分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强调指出，这“还只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实际上，丁玲在创作《水》时对于当时蔓延16省的大水灾并不十分熟悉，为此，她不得不调动起童年时期对于故乡水灾的记忆。在丁玲的童年记忆中，每逢水灾来临时，常德“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丁玲曾亲口对苏联学者费德林说过：“《水》是以故乡湖南为素材写成的”，小说中的长岭岗、乌鸦山等都是取自故乡常德的地名，其他比如农民护堤抗灾等故事情节则只能完全借助想象来完成。同时，丁玲对于农民的斗争生活也没有多少直观经验，基本上全凭想象来进行文本创作。对此，丁玲自己也曾说过，由于她从小就对水灾后的惨状有着极深的印象，所以，写起农民抗灾斗争能够得心应手，但对于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的描绘“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丁玲在写作时也确曾做过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她在冯达陪伴下去看过逃离灾区的难民，“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但整体而言，还是想象成分要大于现实成分。虽然《水》有着种种的缺陷和不足，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了不起的进步，毕竟已经从单向的个人启蒙的描绘，转变为表现农民集体的觉醒和革命，突破了早期革命文学时期反映农民革命作品的幼稚化、概念化的通病，因而得到了左翼批评家们的广泛认可和赞誉。1933年5月，鲁迅在与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的一次谈话中，甚至说丁玲女士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但由此也不难见出，当时左翼乡土小说多是依凭想象进行创作的窘况。

从“想象”到“现实”的彻底转换，充其量只是左翼批评家对于革命文学未来发展方向及理想境界的一种预想和展望，在当时而言并不具备可行性，只有到了解放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可能付诸实施。这倒不是说左翼乡土小说家不愿如实地描写农民和农村革命，或者对于“想象”革命有着某种特殊的偏爱，而是主要由于作家主观条件及外部客观环境的限制所致。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国民党频繁的军事围剿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左翼乡土小说家即使想深入苏区了解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也不可得。从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基本结束，直到1933年9月间国民党先后对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苏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虽然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终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機关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军事围剿，国民党还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左翼文艺受到沉重打击，并酿成左联五烈士的惨案，鲁迅、茅盾等人也都曾被特务跟踪过，1933年5月，丁玲更是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羁押。萧红、萧军刚到上海时人地生疏，鲁迅热情地介绍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关照他们，还特别委托叶紫做“二萧”的“监护人”和“向导”，在生活上指导他们。有一次，叶紫和萧军为了《八月的乡村》的插图事宜一块去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访问版画家黄新波，在离开宿舍的时候，萧军不但向黄新波宣布了自己的住址，而且邀请另外几个青年有工夫到他家里来玩，叶紫出了宿舍后责备萧军不应该暴露自己的住址，并让他赶紧搬家。鲁迅听了“二萧”报告事情的经过之后，在称赞“叶这人是很好的”，同时，又专门写信提醒“二萧”：“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之下，左翼乡土小说家不得不深居简出，不可能自由地到处活动，更不用说到苏区去体验生活。一直到1934年，彭柏山短篇小说《崖边》的正式发表，方才标志着直接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小说创作零的突破。彭柏山有过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经历，直接接触过红军，这在当时的左翼乡土小说家中是十分罕见的，在鲁迅、胡风和周文等人的鼓励下他根据自己在苏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写出这篇小说。胡风在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然也有人写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但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彭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随后，他又将这篇稿子转给鲁迅，由鲁迅推荐发表。1936年，胡风又在鲁迅交代下将《崖边》推荐给日本《改造》杂志发表，由此可见左翼文界对于这篇依据真实经历写成的短篇小说的重视程度。其实单就小说质量而言，这篇小说并不出众，之所以得到推崇，主要是因为它是根据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创作而成的，这在当时极为难得，正所谓物以稀为贵，由此才引起左翼文界格外重视。此外，吴奚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湖北军委代书记等职，对于土地革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创作的《叶伯》《活摇活动》等作品，较之其他左翼乡土小说家的同类题材小说而言，更为贴合当时的实际情形，较少想象的痕迹。

其次，从作家主体而言，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左翼乡土小说家如茅盾、叶紫等因为在大革命期间从事过革命活动而遭到国民党通缉，回到农村极易暴露身份招致危险，只能驻留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依靠租界这一特殊环境来与敌周旋。同时当时中共党内经费十分紧张，只有因从事具体革命工作而无法继续从事创作的作家，比如，洪灵菲等人才能每月从中共党内领取津贴费，而坚守在文化战线上的左翼作家只能在上海、北京这样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卖文求生。由此便使得左翼乡土小说家只能长期驻守城市，而无法随时随地到农村去直接深入了解土地革命的真实情形，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左翼10年间大都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不可能获得土地革命的实感经验。

再次，大革命的失败犹如晴天霹雳般惊醒了无数青年的革命幻梦，到处阴云密布、腥风血雨，原本触手可及的革命胜景转眼间已成明日黄花，之前置身于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共产党员从高峰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宣传工作对于革命所能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开始着意加强对于左翼文学的领导工作，在文化战线上展开新的战斗。因此，需要大批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留在城市开展文化工作，而不是将他们集中调往苏区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比如，丁玲在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曾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提出：“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当时答应下来，但最终丁玲却未能到苏区去，而是留下来担任左联刊物《北斗》的主编。

最后，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无法获得直接的革命生活实感经验的同时，对于间接经验的获取也极为不易。国民党严密的舆论控制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关于苏区农村及土地革命实际情形的文章基本上无法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内刊物又多是秘密发行，并非轻易可以得到。在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安全起见，中国共产党内多是单线联系，在中共机关屡遭敌人破坏的严峻形势下保密措施愈发严密，一般左翼乡土小说家甚至不可能像萧军、萧红那样直接接触到熟悉革命实际情形的革命者。“二萧”尚未南下时通过舒群结识了熟悉磐石游击队抗日斗争情况的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傅天飞，听他亲口讲述了游击队英勇抗日的故事，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生死场》中的许多情节，都是根据这些听来的革命故事演化而成的。大多数左翼乡土小说家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间接经验，只能想象革命。

总之，左翼乡土小说家并非不想或不敢直接表现农村阶级斗争和苏区的真实革命情况，而是与国民党政权对农村革命根据地频繁进行军事围剿和严密消息封锁的特殊情境有关。作家们无法深入到土地革命的旋涡中去直接观察和体验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对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缺乏直感经验，同时以土地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又很难公开发表或者出版，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左翼乡土小说中直接取材于土地革命的作品数量较为有限。然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此就彻底放弃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书写，在对农村实际革命情形和斗争情况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依然会借助想象来描绘革命。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既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并不熟悉，那么为什么他们又非要以此作为取材范围和表现对象呢？其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举其要着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不能也不想寓居在艺术的“象牙塔”中，因而在时代激流的冲击下，他们往往会倾向底层农民，倾心于土地革命，从而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纳为小说创作的表现对象。大革命失败后，左翼乡土小说家不见容于当局，备受打压和限制，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辗转流离过着清贫和动荡的生活，与底层农民有着近乎相同的境遇，因而能够对农民做同情之理解。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执笔为文时高度重视时代性、社会性和革命性，以紧密追踪时代风潮，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注意配合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为职事，这已经内化为左翼作家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为。对于大多数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再也没有比革命更具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当代文学》主编王余杞在回忆由他撰写的创刊要求时即说过，作家在文以载道之外还需注意文须及时，“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也须要扣紧时代脉搏，尽快地反映现实”。也正因此，在城市革命遇挫而农村土地革命逐渐兴起的时代潮流推动下，他们为了表征革命理想，激發农民的革命热情，纷纷致力于书写农村革命和农民运动。

在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发动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曾经一度有过压倒性的批评意见，比如，在1930年中共中央所做的决议中就认为“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但由于城市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农村土地革命却日益高涨起来，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斗争形式与革命道路也相应地发生转变。左翼乡土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革命的最新动向和未来方向，开始将笔触从城市工人运动转向农村土地革命，在这些作家中，蒋光慈最具代表性。在他的早期代表作《少年漂泊者》中，主人公汪中原本是一个佃农子弟，在他年少之时父母便被地主逼债而死，失去生活依靠的他开始了流浪生活，最后来到北京在洋货店做工，因给抵制日货的学生们通风报信而被店主逐出，之后他又去做了工人，并因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又进入黄埔军校，最终牺牲在革命的炮火中。而在其后期代表作《咆哮了的土地》中，同样也是黄埔出身的革命者李杰却主动离开革命队伍回到故乡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汪中和李杰所走过的不同革命道路折射出革命风向的转换和斗争形式的变化，从中也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以及对革命认识上的转变，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茅盾也开始将创作题材从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扩展到农村革命，创作完成《农村三部曲》《水藻行》《泥泞》等关涉农民运动的乡土小说。叶紫刚入文坛时便立志要“攀住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伟大的题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其几乎所有的小说文本中，都有着革命的内容。茅盾的创作宗旨就是要怀着复仇的决心和满腔的怒火“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

整体而言，左翼10年是革命的年代，伴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农民逐渐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和农民开始取代城市和工人成为左翼作家新的关注对象，以至于在当时就有人感叹“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

第二，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予以表现并发扬光大，以便彻底瓦解国民党所做的歪曲宣传，传递出农民身上所焕发出的革命力量，表現出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以便让国统区的广大民众能够了解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军事围剿，也为了赢得民心，遂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将工农红军描绘为一帮“共匪”，不仅愚昧无知，还凶狠残暴，只知道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而中国共产党由于无法直接对国统区民众进行革命宣传，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破除这些谣言，从而使得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相信了这些谣言，对土地革命抱以敌视的态度。1927-1937年10年间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仅以“共匪”为全字段检索便可查到1383条相关信息，其中大量充斥着“共匪烧杀”“共匪焚劫”“共匪屠杀”“共匪公开纵欲”“共匪蹂躏”“共匪浩劫”等炫人耳目的新闻报道。同时国民党御用文人也在小说中蓄意歪曲和丑化农会与农民运动。比如，在李赞华刊发于《前锋月刊》上的小说《变动》中，农会和农民运动非但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寡妇腊梅阿娘就是因为家无男子便处处吃亏，“前年闹的什么会，派的捐便比别人多”，而现在更是听到赖皮阿香说：“女人，不穿裤子，不算一回事，什么都是公，什么都是共”，不觉有些惶惶然了，村里有家室的男人们更是“听了有些愤激，仿佛这是切肤之痛”。整个村庄唯独像赖皮阿香这样一无所有的无赖之徒热切欢迎着农民运动的到来，“他想着，横竖来了好，自己没有东西给别人共，共别人多少总是合算的事”。最终赖皮阿香的确挂上了红布当了“毛贼”，而善良的胡子阿伯却被绑了，腊梅阿娘辛苦养大的肥猪也不见踪影，最后整个梅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荣福发表于《炉炭》上的《被逐的农夫》也与此类似。由于“共匪”打进了漳城，导致附近各地秩序大乱，散兵、盗贼乘机劫掠，使得原本平静的乡村起了一种恐怖。“共匪”在洗劫村庄后连怀孕四个月的孕妇和小孩也给绑走了，之后不但写信要全村摊派2万元军费，而且昨夜劫走的每位人质还要再缴2000元的赎金，村民们因无力缴付而决心与“共匪”拼死一战。“共匪”在作战失利后又来了“一大群凶恶的人，拿着大红旗很勇敢地冲过来”，在民团被打散后，“一刻儿村里红的火焰燃烧起来，那些惨无人道的共匪才算是报仇了，全村几千祖宗遗传下来的房屋，如今一片焦土”。此外，民族主义作家陈穆如在刊发于《现代文学评论》上的《急转》中，也描绘过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运动虽然短期内，也使得许多地主屈服在他们的肘腋下面，但随着风声转变，地主李大爷等又带着人马回到了乡村，“经过了几个月的纷乱，死伤了不少的人民，而且许多穷苦的人们都被迫地逃亡在外，流离失所”。经此劫难之后，包括老四在内的全社学村的农民们都感觉到“那些什么说得天花乱坠的，他们都是欺骗农民，欺骗一切被压迫者罢了”。而当上了清乡委员的地主李大爷却是一副菩萨心肠，虽然他一心想要报仇，为此带人抓捕了老四的妻子想要送到县衙里，但经不住邻人的劝慰，又将她放走了。张老四被捉后也仅被县官判了半个月的监狱，以示惩戒。刑满释放后，老四又和妻子一起在破屋中，过着以往为他们所固有的生活，对于往昔那恐怖时代的袭来却不禁感到后怕和黯然了。葛贤宁也在《无花果》中，着力宣扬家道中落但精明能干的父亲不仅通过经商致富置买下一二百亩的田地，还感念旧情，慷慨出资20块钱安葬了给他当过12年长工的卢恒业，母亲在听到其死讯时，也是老泪纵横。

虽然这样的小说从数量上看并不是很多，但其造成的影响却非常恶劣。在此种情势下，左翼乡土小说家纷纷响应中共和左联的号召，通过文学创作来拆穿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对于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歪曲宣传。

许杰在《剿匪》里，揭露国民党军队名为剿匪实为扰民的罪恶行径。连长口口声声说此次剿匪是救国救民之大义举，却在酒足饭饱之后因村人没有安排姑娘陪伴而大发雷霆，纵容醉酒的士兵们梦游一般地散人村中随便打门，恐怖笼罩了整个村庄。最后，这一连前来剿匪的军队押着捉来的两个乞丐充作“共匪”回城复命了事。在戴平万《山中》，县长和劣绅老三爷沆瀣一气，不仅解散农会，抓走农会负责人，还要派官兵前来清乡捉人。全村的人闻讯后躲到山上过夜，官兵扑空之后竟然一把火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在徐盈《旱》中，村民们在大旱之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地主王老爷却依然勾结县长借了兵要强行收租，大兵们嚷着要将村民们杀得一个不剩，在生死关头农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拼死抗争。在马子华《沉重的脚》中，前来剿匪的两营人住进小小的村子，不仅将正处于青黄不接期的农民的粮食一扫而光，而后还抓走了三四十个壮丁，除了老海乘机逃脱外其余人一个也没有回来。老海才离家六七天，但触目所见却是满目疮痍，村口赤条条伏着一具裸体女尸，整个村庄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耶林《村中》则借国民党飞机炸死无辜村民来邀功求赏这一“小场小景”揭露了国民党草菅人命的血腥暴行。叶紫《星》和茅盾《泥泞》等小说揭露了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故意散布“共产共妻”等妖言惑众，蛊惑农民们反对农民运动的丑恶行径。王鲁彦在《乡下》中，揭示了国民党组织的反动农会欺压百姓的真实面目，与共产党领导的农会一心一意要维护农民利益有所不同，不仅“人会时要会费，以后要常年费，特别捐，此外每种一亩田，还须缴纳一角五分，那一次迟付，便派了如狼如虎的人来强索，付不出来，拿了你的东西去，话说得硬一点，就把你交给公安局押了起来，农会的委员和办事员全是官，自己并不种田，他们一点也不体恤农人的痛苦。有时还故意挑拨农人起恶感，和纠纷……从中取利。你要是平时不孝敬他们，他们就像田里的蚂蟥似的暗地里来咬你的脚骨，叫你流血疼痛，种不来田”。总之，反动农会完全是国民党鱼肉百姓的工具，有百害而无一利，由此便使得民众能够真切地了解到反动农会以及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及其凶残本质。

以上这些左翼乡土小说从不同角度有力地揭示出所谓“共匪”杀人放火和“共产共妻”只不过是国民政府，以及土豪劣绅为了欺骗民众而故意扭曲事实，以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和既得利益的卑劣手段而已，同时还揭露了国民政府军队和土豪劣绅所办民团屠戮民众、滥杀无辜的血腥罪行，有助于人们认清事实真相。

第三，这也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左联的大力倡导有關。中共一开始主要效仿苏俄在城市集中开展革命工作，因而早期的革命文学多取材于城市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农民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之后表现农民武装斗争隋况的左翼乡土小说才逐渐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茅盾在《蚀》三部曲中，也零星提到了农民武装斗争，但基本是作为城市斗争的陪衬而非主要内容。1930年，左联执委会做出决议号召“‘左联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左联执委会还于1931年11月15日发布决议，明确要求作家除了描写反帝反军阀及城市工人斗争以外，还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以及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这一决议对左翼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起到方向指引的作用，从创作的实际状况来看也的确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四，当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也迫切想了解农村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形，但由于国民党的信息封锁，他们只能了解到国民党所发布的片面消息，很难听到中共发出的声音，而左翼乡土小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此种需求，民众的需要反过来又刺激着左翼乡土小说家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京派作家苏雪林就曾描述过左翼文学在1930年代所产生的影响：“今日文坛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书之出，不胫而走；一报之出，纸贵洛阳”。由此不难见出，左翼文学在当时的读者中是深受赞誉和广受欢迎的。戴平万《早晨》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刊发时，编辑室在推介时，即着重强调戴平万画出了新的农民的姿态，“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革命怎样的在农村里发展着”。乡土文学的火爆不仅反映出作家创作热情的高涨，还说明这些乡村题材的作品正好契合了当时读者的需要。当时，左翼乡土小说家掀起的丰灾小说热潮就是颇具典型性的创作现象，使得读者得以了解到许多太平世界的奇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作者和读者一道打造了左翼乡土文学创作的热潮。正是由于左翼乡土小说家特别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和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他们自觉地紧跟时代步伐，从而创作出有着浓郁时代气息和较强现实感的乡土小说文本。

左翼乡土小说家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努力从事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存在局限和不足之处，但也取得辉煌的成就。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左翼乡土小说家都会在小说中进行革命想象，而且当时的乡村也绝非到处都弥漫着战火和硝烟，但与京派乡土小说家倾心于描摹宁静优美的乡村景观有所不同的是，左翼乡土小说家更为注重对乡村社会阴暗面和农民苦难遭际的揭示与呈现。比如，吴组缃自执笔为文起“便避免革命浪漫式的题材，而拣选了他最熟悉的乡里中的乡绅和农民，来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在他的《官官的补品》中，陈小秃在家庭破产之后无路可走，终于走到和地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群体中。20世纪30年代，农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农民的自发抗争逐渐汇合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从自发斗争逐渐向自觉的阶级斗争转变。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影响，增强革命力量也在不断地寻求加强与农民自发武装之间的联系，陈小秃参加的“土匪”队伍就和共产党有联络。农民的自发斗争虽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也正由此构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群众基础，最终他们汇合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做出了贡献。王西彦则严格遵循着必须依据生活经验进行文学创作的铁律，虽然他一方面也认同文学创作“毕竟需要想象和虚构，一个作家不可能单凭自己的经历写作”；但另一方面，他却坚持认为“作家的‘米，不用说是生活经验。他只能描写他所熟悉的。没有生活，也就不可能有虚构和想象”。王西彦最为服膺的俄罗斯作家是冈察洛夫，极其赞同他所说的：“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清楚地看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由于王西彦没有实际体验过农村土地革命，因而并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实际上，王西彦走上文学道路“最初是为了给母亲和三个姊姊那样的旧时代农村妇女鸣冤，后来则是给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叫屈”，他的乡土小说“色彩总是阴暗的，作品的主题也只有一个，它就是人世间广大无边的苦难”，时隔多年后，王西彦在翻阅旧作时连他自己“也不能不吃惊执笔时的沉郁心情”。他也“曾经听到过好心的朋友和读者的劝告，希望我能改弦易辙，放弃原来的苦难中人物和过分明暗的调子，尽可能给读者一点‘亮色”，但他对此却无法接受，因为他“有个执拗的想法：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总得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生的真切感受”。

艾芜《咆哮的许家屯》是东北籍作家之外，为数不多的取材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但由于他对东北沦陷区的情况并不熟悉，因而该小说有着将新闻记事小说化的创作倾向。后来艾芜和沙汀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曾谈起他们所面临的创作困境，他们既无多少革命实感经验，又不愿像当时的普罗作家那样虚构一些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据沙汀回忆，他们求教的目的“是希望写出来的作品有助于当年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但最终在鲁迅的劝告和指导下他们转变了创作路径，开始注重从生活出发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沙汀早期小说比如《土饼》《老人》《代理县长》等，都是努力反映着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其创作目的意在表现土地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但后来在鲁迅影响和指导下，始而将笔锋转向他所熟悉的四川小城镇和农民的生活。而在取材转向故乡之后，沙汀开始执着于阴暗面的揭示，较少光明面的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故乡中的生活状态原本如此，偏僻闭塞的川西北并不像两湖那样处于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中，而是更趋近于封闭保守、沉闷闭塞的状态，而沙汀偏又在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指引下极其重视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因而更多执着于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暴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