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刚

[摘要]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关键词]两汉；经学；文学；合；离

两汉经学的发展经历今文经学初起（汉初至景帝末）、今文经学极盛（武帝初至成帝末）、今古文经对立及谶纬兴盛（哀帝初至东汉明帝末）、古强今衰及融合（章帝至和帝末）和古今文经融合与集大成者郑学的出现（安帝初至东汉末）这五个阶段。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宣帝末设十二博士，光武置十四博士，以攻读“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为选仕标准；宣帝（石渠阁会议）、章帝（白虎观会议）亲称制临决“五经”，皇权强力推高儒学，儒学地位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秦以降，多次受挫的儒学，以及本身就主张大有作为积极入世的儒学，其思想属性暗合皇权政治的需要，儒士的仕进愿望也明显而主动，故在皇权的主导与儒学的主动、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下，儒学与政治结合，儒家掌控的“六艺之学”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便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走向独尊，儒学的经典化标志着两汉经学正式形成。经学始于汉武帝时对儒学的推崇，经典化形成于元成之际，后又历宣章和三帝三个重要时期。它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确立了中华学术与政治结缘的基本品格，奠定了中华学术的基本类型。

经学作为汉代的主导学术，对文学有深沉的影响，深刻地左右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主张文学成为教化的工具；汉代文学发展与经学的演变类似，经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解读与汉代文学不忌堆砌，不避重复铺张扬厉的风格相映成趣。不厌其烦，多多益善，铺天盖地的经学解说，文学作品亦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至东汉初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文学作品亦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由此而起的另外一个现象是，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汉代文学缺乏创新，模拟成风。

两汉经学与文学先天有缘，作为官方学说的经学，其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与文学的双向活动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只能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然而，文学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发展规律。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最终导致文学对经学的背离。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一个基本关系就是整合与背离。两汉经学与文学的交互，无不显示两汉文学在努力探索一条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成长之路。

一、汉初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创作

汉初的轻刑罚和宽松的文化政策，悄然兴起了一场文化学术的整合和再生运动。汉初，承秦制，鉴于秦文化专制与严刑峻法带来的秦火与战乱的惨痛教训，统治阶层在努力寻求并构建社会意识形态。在统治阶层，曹参任齐相时就问道于儒而无果，问询盖公后转向黄老之学；文帝修“黄老之言”，尚“清静无为”；窦太后“好皇帝老子言”；景帝召“善为黄老言”的处士王生，擢升“学老子言”的直不疑，黄老思想在汉初得以尊崇。而儒学的一再受挫和黄老之学的尊崇，使汉初儒者悟出了儒学改造的必要和改造的方向，他们开始主动将黄老之学的观点融入到儒学体系中去，为汉帝国出谋划策。陆贾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率先游说刘邦改变对儒学的态度，其《新语·本行》提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合“仁义”“无为”为一，吸纳了符合统治者和社会实际需要的黄老之学，使“无益于人之国”的传统儒学完全得以改变。稍后于陆贾的贾谊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汉初盛行的“无为”政治造成了礼弛秩乱，虽在“无为”政治上，与黄老之学旨趣截然不同，但他主张“定制度，兴礼乐”。文帝时博士韩婴，糅合儒道，从老庄道德哲学中引发儒家救世思想。其著《韩婴外传》以《易传》为据，推崇简朴无奢、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儒学大师董仲舒借黄老之学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构建儒家伦理纲常。在“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中大量吸纳刑德并用的治国主张。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务德而不务刑”，这完全站在儒家立场上，从实用角度吸纳和整合黄老之学。秦的短命，法家学术声名狼藉，“焚书坑儒”，儒学受挫，汉初儒法不受重视，在这特定的背景下，统治阶层选择了“休养生息”的政治策略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方略的学术依据。

翻检文学古籍，此时的文学创作楚歌、辞赋、散文等呈现出旧曲新声交错共生的整体图景，与黄老之术形成同构。

在诗歌方面，皇帝、皇室成员以及文人士大夫都直接参与诗歌的创作。刘邦《鸿鹄》抒发开国天子的无可奈何和失望之情，《大风歌》以楚辞体表达自己不能更立太子的无奈以及劝诫戚夫人不宜纠缠此事的复杂感情；唐山夫人的宗庙祭祀诗《安世房中歌》承《雅》《颂》风格，反复张扬儒家孝道思想，诗中融人新的描绘元素，表达个体情感；韦孟《讽谏诗》《在邹诗》承继《诗》的讽谏传统，反映儒家价值观念。刘勰曰：“漢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在辞赋方面，“汉初词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讨其源流，信兴楚而汉盛”。贾谊《吊屈原赋》借古人酒杯浇己胸之块垒，为汉代“士不遇赋”第一篇；《鹏鸟赋》以“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的道家达观思想来疗己之热衷儒家“人世”哲学，开中国文人“儒道互补”之先河。严忌《哀时命》以生不逢时的忧愤和身处盛世不被重用的悲苦表达退隐求仙、远祸全身的情结。董仲舒《士不遇赋》直言抒写自己早年知遇之难。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以沉郁激愤的笔调，抒写不遇之感以及老庄思想。“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可谓一语中的。这一时期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留有“楚声”，是“楚辞”体的延续。在散文方面，颍川贾山，“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他的《至言》以史为鉴，“大讲尊儒的话”，为当时统治者指出一条尊儒崇礼的治国之路。承贾山的主题和淋漓尽致的文风，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谈“仁”说“礼”，提出以“仁”治国的主张。《过秦论》“光焰动荡，如鲸鱼暴鳞于皎日之中，烛天耀海”，《陈政事疏》“恣肆跌宕”。晁错论《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劝农书》《言兵事书》，博古通今，学兼百家。其《贤良文学对策》以史为鉴，指出秦的速亡之因，汉初的大治，均在行仁政。其文“本之人情，参之古法，气味在管商之间”，文以“沉实”见长。

可以看出，从高祖到景帝，人们以黄老为主，儒家为辅，思想相对比较活跃，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时期，儒家经学正处于发轫阶段。与此学术相应，诗歌赓续《诗经》传统亦兼楚地歌谣等艺术形式，其创作主体的多样性使创作题材和形式呈现多样。骚赋诸作，基于前朝的兴亡、黄老之学的盛行、统治阶层的尚楚文化，以及文人士子的政治热情，其思想内容和情感与时代思潮极大相似：他们热衷吟唱“士不遇”的主题，努力推崇儒家“仁”“礼”的基本价值观和淡然于世的道家思想，这是置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汉初士人心态的真实抒写，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使然。从政论散文来看，创作基本上是对前朝兴亡教训的总结，也在努力推崇儒家价值观。这时的政论散文与骚体赋的创作体现了儒家学说经秦毁灭性打击后，经学尚未正式形成而急于寻求官方出路的自我表白。儒家的典籍开始了经术化的倾向，文学的主题建构、风格形式等多个层面与儒家经典开始了发生学意义上相互关联。文人学士、士大夫等开始致力于“把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体命运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体”，此时的作品呈现出相对自由的局面，经学没有确立起在政治文化上的话语权威，但已透露出以经学的价值来规范整合文学的信息。

二、“独尊儒术”与汉代文学

自汉武帝初至成帝末儒学走向至尊，今文经学极盛，哀帝初至东汉明帝末今古文对立表面化，同时，谶纬兴起，儒学开始衰落。这一时期是“独尊儒术”。

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力得以恢复，政体得以巩固，然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适应社会的政治状况。皮锡瑞说“经学至汉武始昌明”。汉武帝即位，任用儒官，下诏问策：拜儒生公孙弘为相，延揽儒生，置博士官生员；听取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体制结合在一起，正式启动了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进程。所谓经术化就是推崇儒家基本价值观“仁”“礼”与实际政治实践之间建立起某种切合关系，利用儒家文化价值，引经据典对历史批判的涵摄。在元成之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正式形成，儒家典籍开始全面进入政治文教制度，儒学独尊，经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经学遂成了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互相利用搅在一起了。”从整体上看，汉武帝到东汉明、章帝期间，是两汉经学的昌盛期。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内部论争与融合已超越经学本身。经学的论争对汉代文学的嬗变发生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逐渐移向儒家经学，经学与文学的融合与背离尤其鲜明地表现在文体中。

在诗歌方面，主流作者韦玄成、刘向、扬雄、班固等作品内容与风格多承雅颂，取向归附于经学。或直接为解经而作，如《焦氏易林》；或弘扬至尊的帝王和天神，如汉武帝时祭祀型四言诗歌《郊祀歌》，十九首和班固《明堂》《辟雍》《灵堂》；或与经学思想内容相契合，如秉承“二雅”的诗教之原则的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傅毅《迪志诗》。还有称赞美德的四言诗“颂”，如扬雄《赵充国颂》、史孝山《出师颂》《列女传》；有警戒宣扬、雅正典重的四言诗“铭”，如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铭》，崔驷《车右铭》《车左铭》《车后铭》；有攻疾防患的四言诗“箴”，如扬雄的《十二州箴》《百官箴》，崔驷、胡广《百官箴》；也有作为总结、断语的文末四言诗“赞”，如班固《叙传》；有错杂在辞赋体和碑、诔等里面的应用型作品诗。这些作品内容和形式与经学同一。其源于经学文化氛围影响下的作家群体，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中原、燕赵等经学昌盛之地，有厚重的家学渊源，浸染上了浓厚的经学色彩。他们既是声名卓著的文学家，又是出类拔萃的经学家。这些作品内容上经学化程度高，承雅颂传统，风格典雅，取向归附于经学，与经学紧密相连，抒情作品极少。诗体是外壳，而经学是内核。正所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这些名称都具有浓厚的经学化趋向，偏离了“诗缘情”的轨道，从而导致抒情言志方面的整体匮乏，语言文字古奥，文学性大为减弱，诗歌在经学的整合下，最终使得四言诗遭遇到了文体边缘化的尴尬而背离文学的轨道。

就政论散文而言，文章的内容从总结前代兴亡转移到依经取义，杂糅天人感应和论证统治阶级政体的合理性；艺术风格由雄健奔放转变为典重迟缓。汉代政论散文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其代表作《举贤良对策》，其内容多表现礼仪教化、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祥瑞符应；其叙述方式为注重逻辑演绎，以儒家经典的绝对神圣推导出礼仪教化的天然合理。文风“醇厚典雅，婉曲平实”“略显峭硬”，而元、成之世，“汉代文章从纵横驰骋变为坐而论道”。检索这时的散文，随处可以领略这种风格。匡衡的奏疏《上元帝论灾异疏》《上书言政治得失》《上书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承董氏风格，其政论散文文体基本定格，代表经术散文的正统走向。刘向的奏疏《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复上奏灾异书》大讲天人灾异；《谏营昌陵疏》《理甘延寿陈汤疏》直陈政事。其学术思想博杂，文风多样。王世贞评日：“刘中磊宏而肆，其根杂。”谷永的对策与奏议《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黑龙见东莱对》《灾异对》《上书讼陈汤》承董经术散文传统，称引经典，大谈灾异，情词激切，具有更明确、更直接的现实政治色彩。经董仲舒、匡衡、刘向、谷永等人的不断开拓，至元成之世，政论散文构建起以“天人感应”为哲学依据、“君权神授”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治说，以灾异谴告来表达政治见解的主要方式，形成“醇厚典雅，婉曲平实”，又“略显峭硬”的文章风格，经术化政论散文终于基本定型。经术政论化散文的出现是传统儒学与现实政教结合的一个最佳载体。

具有“大汉气象”的汉大赋，从汉武帝时就悄然而起。它与祖述“楚辞”的抒情骚体赋不同，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全新特殊赋体。枚乘的《七发》奠定汉大赋的体制，而后近二百五十年，先后出现了司马相如《上林赋》《子虚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甘泉赋》《河东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大量作品。作品大多描写帝王在宫廷、都城、苑囿的生活或道德说教。他们叙事状物、铺张扬厉，形成了内容、风格、体式定型的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汉大赋运用虚构的艺术表现手法，主客问答的結构方式，铺采搞文、敷张扬厉的艺术风格，赋以讽谏的创作宗旨；班固明确表示汉赋政教功能“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事行为本”的语言表达，拓展了文学体裁，洋洋洒洒的汉大赋堪称汉代文学的正宗和主流。但是，虚构艺术并没有使文学的表现对象更丰富，空间更宏大，情感更生动，而显得对象、空间更加单一、狭窄，情感更加逊色；结构、风格、题材的创新在枚马之后表现为重复套用和模拟；“言富而辞无常”，讽喻成分少。汉大赋出现了艺术虚构与题材内容、创新与模拟、“劝百与讽一”“则与淫”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是经学化的语境造成这样的事实。经学的语境使汉大赋自觉亲和政治与道德说教，经学的语境使汉代文学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经学的语境使得汉大赋创作主体凭借文学才能跻身社会上流，经学的语境使得“铺张扬厉”的汉大赋无法承载讽喻的意图。汉大赋作品对专制政治的亲和，导致它对文学轨道的偏离。虽然扬雄晚年对汉大赋加以否定，认为“劝百讽一”“文丽用寡”“壮夫不为”，但是，到东汉班固明确指出：“赋者，古诗之流”，为赋注入了正宗的经学血统，明确了汉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美”的政教功能，肯定了汉赋的文学地位。和帝时，张衡《二京赋》为汉代都城大赋的绝响。至此，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以下，品物毕图……兴楚而盛汉矣”，直到东汉和帝，汉大赋到达鼎盛。通观整个过程，我们发现，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学牢牢地握话语权利，形成了一种经学化的语境，文人士子用汉大赋的文学方式来完成经学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无不体现出儒家经学与汉大赋文学的整合与背离。

史传文学向经学的归附是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开始的，司马迁《史记》体现出对汉代经学的接纳与超越，整合与背离并存。司马迁在《史记》中，列身为平民的孔子为世家，称他为“至圣”“素王”；推崇“六经”。他认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同时，受学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家相同的价值取向和相同的文化学术渊源使《史记》表现出“君权神授”“灾异谴告”的“天人合一”的天人政治观；社会历史是“三统”“三正”依次循环的“道”的经学历史观和“三纲五常”的经学伦理观。在接纳整合的同时也体现出超越与背离。他跳出了用天命、神权解释历史的套路而特别关注人事，完成“天道”向“人道”的转变，“究天人之际”是对经学天道观的超越；他突破历史循环论的限制，努力探寻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通古今之变”是对经学历史观的超越；他吸收传统史书的著述体系，创造出纪传体的全新模式，“成一家之言”是对经学话语垄断模式的挑战。

三、经学的衰微与汉代文学

章帝至和帝末古文增强声势、今文趋于衰落，二者开始走向融合；安帝初至东汉末今古文经融合，經学出现集大成者。

西汉末年哀平之世，由今文经学阴阳灾异观念发展而来的一种神学观念的谶纬之学兴盛，标志着汉代经学开始衰落。东汉前期，谶纬之学红极一时，并迅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与今古文经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对经学地位的严重挑战，影响到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学术。章帝时白虎观会议对谶纬之学有所抵制和削弱，而后王充的《论衡》对僵化、腐朽的经学和天人感应、谶纬符瑞迷信较为彻底的批判，引发了离经叛道的倾向。东汉中后期，“不以学问为本”“以交游为业”的官办私办经学表面繁盛，形成经学士族，实质加速了经学的衰亡；同时，统治阶级对经学的崇信降低，新兴的宦官和外戚专权，发生的“党锢之争”从人员组织上又给经学致命一击；继王充后，汉末王符、仲长统等人掀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对经学体系的又一次彻底扫荡，汉代经学发展走向尽头。随着经学的解纽，汉末文化学术朝着多元方向发展。此时，倡导自然无为和个性自由，老学受宠；主张严刑峻法，名法抬头；道家思想神秘化，道教问世；意识形态的缺失，佛法东渐；经学也主动脱离政治，转而从事纯学术经学研究活动。

散文方面，两汉易代之际，刘歆、扬雄的复古之风使古文经学势力抬头，对经学化散文有一定冲击。光武帝时期图谶盛行，经术化的散文与图谶之学的融合走向极端，《白虎通义》即为其产物，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丧失殆尽。王充的《论衡》是对经术化散文的反叛，标志着新的政论文体——批判性政论散文的出现。东汉中期王符《潜夫论》，后期仲长统《昌言》，崔赦《政论》，荀悦《申鉴》以尖锐的批判性见长，不同于汉初期的“以史为鉴”，也有别于经术化时期“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的政论散文。这种批判性政论散文不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刑名兼采众长，学术复归多元，经学之士不再汲汲政治功名，代之而起的是自然闲适的人生意趣；不再以“符瑞之说”“灾异谴告”的话语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直言不讳的批判，不再迎合统治者口味，而是一种发愤之作；不再是“敦厚典雅”经术化的政论风格，而是“清俊通脱”的散文风格，句法语言不再是质朴平时，而是骈俪工整文字。东汉后期的政论散文，无论思想倾向、话语方式、文章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体现出对经学的背离。

随着汉王朝的没落，经学的衰微，以颂扬帝国声威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也逐渐丧失他的生成基础，汉赋中在经学语境中生成的与文学相悖的要素开始减退，崇实和博通的风气形成。崇实削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博通促使文士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汉赋开始复归文学之路。顺帝时，张衡《归田赋》标志汉代抒情小赋的到来。无论内容形式都与汉大赋迥异，内容上儒道杂糅，但可明显感受到经学的衰微和道学的抬头，形式上短小明快，清新质朴，开田园隐逸文学的先河。经学老学究蔡邕时运不济，长期流亡，后人补辑的《蔡中郎集》吊古述怀、咏物言情、刺世讽吟，内容和题材得到了空前拓展，情感切切，直击社会政治，具有极强批判性。赵壹继《穷鸟赋》后创作的《刺世疾邪赋》强烈的批判精神，改变了汉大赋的风格——由“温柔敦厚”变为“金刚怒目式”。汉大赋的文学创作观念由“抒下情通讽喻”“宣上德尽忠孝”转向个体的生存和情感的安顿；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由帝王生活、政治教化逐渐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体制和风格由缺乏个性、堆砌辞藻、主客问答的鸿篇巨制转移到篇幅短小、清词丽句、情感细腻、“意繁体疏”等方面来，使得汉赋文学表现力大大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经学和文学的背离，导致汉末抒情小赋的出现，促进汉赋文体的升华。这时，文学的性状开始复苏，非文学成分在逐渐剥离。“赋的诗化”这种来自文学内部自身的规律使汉赋从经学附庸向文学本体回归，它是内部动因；同时，毫无疑问，经学的衰微、老庄学说的兴盛是其外部动因。

“至安帝以后……经术不重”。文人四言诗开始退去经学的外衣，出现了回归西汉初期的新气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集的22首文人四言诗有与经学紧密联系的，而更多的是言志抒情的。其中，张衡《歌》

《怨诗》以及朱穆、秦嘉《述婚诗》等一反经学昌盛期僵硬面容，抒写个人情怀，清丽婉转、轻快活泼；桓麟《答客诗》以及应季先、蔡邕《酸枣令刘熊碑诗》、刘珍等品评人物之作，开魏晋以诗品人的先风。从总体上看，此时期文人四言诗歌选材开始与经学相疏离，这与经学的衰落以及“经学家法的废弛”，密不可分，诗歌迎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有回归历史的性质。民间四言诗，以汉末最多，创作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内容表现在对忠良的歌颂、黑暗的控诉、迫害的谴责，很少和经学发生直接的联系。其语言直白，体现了“诗缘情”的本质。

东汉中期以后，随着经学的式微，虽然如《东观汉记》关系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仍在继续，但编年体史书却再度兴起，随着今文经学的式微，史传文学启动了向经学全面复归的步伐。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班固《汉书》规矩绳墨、行文严谨。他以维护王朝统治为己任，其表志序言、纪传赞语无不宣扬经学思想，褒贬人物依经据典。班固“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其文）尔雅深厚”。还有，班固启其端，完成于灵帝时的与经学著述有密切渊源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叙事简要、省约易读，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摆脱经学繁冗习气。至此，经学对史传文学的整合的最终完成。伴随着史传文学向经学的全面回归，史学与文学的分离逐渐明朗了。《汉书》以后，历史性著作文学成分降低，正统史学功能得到强化。魏晋开始，文学“自觉”，文学已不能身兼两职，脱离史学而走自己的路。

任何文学样式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相联系。观两汉经学与文学的交互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两汉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两汉文学蓬勃发展，其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诸多方面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汉四百载的文学演进历程，经学与文学清晰地呈现出的基本关系就是整合与背离。这种整合与背离表现在：学表现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导向与规约，受到士人心态的强烈左右，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从而形成经学与文学内在的道德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实际应用层面的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使得文学的话语表现不能不遵循自己基本的游戏规则，“正是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最终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两汉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也表现出“世道既变，文必因之”的发展规律。经学的发展与文学演变是紧密相连的。经学的起伏盛衰，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文学体裁与经学的发展呈现反比例关系。经学越昌明，文学作品越僵化；经学越衰落，文学作品越清新活泼。文学与经学的联系越紧密，文学就越缺少自由和生机；文学一旦与经学疏离，反而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