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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叙事的墓室壁画

2018-09-10王倩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18年2期
关键词:丝绸之路信仰交流

摘 要:本丛书旨在揭示在两年多年前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如何通过图墓室壁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建构其叙事体系。汪小洋教授在丛书总论中探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并指出二者之间在墓室壁画中的结构性叙事特征。本丛书其他各部均以展示文化交流为主旨,力图以种“内”比较的视野,即借助于具体的墓室形制、壁画题材与内容,对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进行不同层面的阐释性比较,从而揭示出不同性质的文化在不同地域墓室壁画中的对应互动与叙事。对于一带一路研究,同时对于墓室壁画研究而言,这种注重文化交流与互动层面的深度图像阐释模式无疑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墓室壁画;信仰;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2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2-0098-03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2.017

当德国舆地学家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于19世纪末提出“丝绸之路(Silk road )一词”时,他指的是由道路、绿洲和商业城邦连成一个的贸易网络,尤其是中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贸易通道。再到后来,“丝绸之路”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泛指将地中海世界与中国连接起来的贸易之路,由此衍生出“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名词。实际上,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经由罗马、印度、阿拉伯、波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它最初被称为“香料之路”,经由阿拉伯海、印度洋和中国,最终与陆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成为古代中国与地中海世界连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商业与文化交流通道。在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丝绸,它还涉及香料、瓷器、玉器,皮货,黄金,玻璃器皿,甚至还有奴隶与嫔妃妻妾。从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丝绸之路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用来贸易丝绸的商业通道,它更多地指向了经由这条道路的亚洲大陆各个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丝绸之路”于是便“概括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性质的交流。这一切都变成了异种文化繁荣的证据,也是近代世界似乎受之启发的一种历史對话的象征。这几乎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一部交流、运动和启示的历史,而贸易仅仅为其物质基础,或者仅仅是其借口和托词而已。”[1]

从这个层面上说,丝绸之路上的壁画无疑是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一粒明珠,它折射并反映了既定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融合、同化,乃至于共谋的意图。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以“丝绸之路”冠名的艺术类丛书,如何借助于图像叙事,将自汉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反映出来,这是编者,也是众多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换言之,在众多关于墓室壁画的论著与丛书中,《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这套丛书区别于其他丛书的标志性思路与创新是什么?尽管艺术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关于墓室壁画的资料丛编与研究性专著,甚至在2011年,就出现了《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这样以出文物为主的考古类丛书。[2]读者们所要期待的乃是,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它如何映了两千多年以来东西文化频繁而颇具历史性意义的文化交流图景。

关于这一点,本丛书主编汪小洋教授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们从该套丛书的总论部分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他关于丝绸之路墓室壁画反映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图像叙事而表现在两点:第一,本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二,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作为本土文化的重生信仰在早期佛教图像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塑造性作用,而作为一种区别于本土文化的外来图像,频繁出现于本土墓室壁画中。[3]162-187在此文化交流中,东西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从汪小洋教授阐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于西域文化的影响是塑造性的,而西域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印象仅仅表现在部分墓室壁画的装饰性作用上。关于本土信仰对于外来图像的塑造性影响,汪教授给出了两种比较典型的图像案例,一是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的“T”字型图像结构上,二是伏羲女娲的图像。汪教授认为,孔望山摩崖造型实际上表现的是重生信仰,尽管其图像是佛教图像;而源自中原神话信仰的伏羲女娲神话图像,作为一种重生信仰的符号,频繁出现在西域的墓室壁画中,表现了中原神话信仰对于西域神话信仰的巨大影响;自然,外来文化图像亦出现于本土壁画中,只不过并未起到塑造性作用,仅仅作为叙事或装饰性图像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譬如,佛教的图像与符号,胡人的图像,等等。至于原因,著者并未就此展开探讨,读者因此无从得知。当然,由于墓室壁画的审美活动存在着一个很长时间的封闭状态,“后人的审美只能是忽略或舍弃墓主人一部分意愿之后的一种新的平衡结构,审美主体存在缺失”[3]41所以本丛书在这方面的探讨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不过,从文化交流层面而言,本丛书的这种论证无疑具有独创性,因为它首次提出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在墓室壁画中的系统性表现。墓室壁画二次审美的难度。

尚需指出的是,汪教授论证问题时,将本土文化指向了重生信仰图像,并未涉及其他图像与文本。实际上,根据汪小洋教授的观点,重生信仰在图像与文本中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汉赋与汉画像石。即汉大赋在此岸构筑虚构世界场景,而汉画像石则在彼岸世纪叙事真实世界的图像。[4]不过这并不影响汪教授关于重生的信仰的界定:“重生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生死转化的一个信仰体系,以魂魄观念和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并包含了礼制、孝道、等级观念等传统文化内容,其终极实在是依托墓葬建筑而完成的生死转化。这是一个‘死即长生的宗教体验,接受儒家的‘事死如生观念,与道佛有别,在汉代形成,汉以下历代沿革,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并对儒教有所补充的信仰体系,同时在民间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传统文化中产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广泛影响。” [4]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界定,但这种重生信仰确实在丝绸路壁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其他信仰图像所无法比拟的。单就这一点而言,这套丛书无疑在东西文化交流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毕竟,文化交流是借助于文化事件来进行的,借助于两千多年前的墓室壁画,能够将不同性质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本质上讲,本套丛书不是纯学术论著,因此总论中探讨的丝绸之路墓室壁画反映的文化交流问题,在丛书各个分卷中并未得到完全的体现。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交流问题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呈现出来,那就是各个分卷的安排有意识被设计成陆上丝绸之路墓室壁画,海上丝绸之路墓室壁画,以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京畿地区的墓室壁画这三个部分。具体说来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墓室壁画被设计成西部地区的墓室壁画,京畿地区的墓室壁画被设计成中部地区的墓室壁画,海上丝绸之路的墓室壁画被设计成东部的墓室壁画。这三个部分以相互呼应的方式,对总论中探讨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墓室壁画的形制特征;第二,墓室壁画的题材内容;第三,丝绸之路对于该地区墓室壁画的影响。这是一种“内”比较的视野,即借助于具体的墓室形制、壁画题材与内容,对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进行不同层面的阐释性比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读者明白,西域地区的墓室壁画,与中原地区墓室壁画,以及沿海地区的墓室壁画,不论在木墓葬的形制题材内容,乃至于具体的装饰性细节上均有所不同,而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则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与信仰之间的碰撞、交流,互动以及融合的结果。图像是可视化的叙事,而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通过一种图像叙事的方式,展现了特定时期不同性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场景。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套丛书实际上为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图像成果,这是其他非图像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自然,这套丛书在墓室壁画的分类与编排层面,亦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需要读者加以甄别。比如,在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地区具体的区域划分上,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恰当。换言之,该套丛书以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划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地区,这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妥当。当下国内外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阐释规约是情境性原则,[5]即将探讨的话题置于其生成的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能够用历史性眼光看待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对丝绸之路墓室壁画图像的现代区域性编排,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读者对于丝绸之路墓室壁画丛书的期待值。

总的来看,这套丛书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最为突出的努力乃是,借助于墓室壁画,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场景系统性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畫在文化交流过程图像具有的叙事性价值。对于一带一路研究,同时对于墓室壁画研究而言,这种注重文化交流与互动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信仰方面的深度图像阐释模式,无疑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神与神话[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3.

[2] 徐光冀.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 汪小洋.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总论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

[4] 汪小洋.汉赋与汉画的本体关系及比较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6(02).

[5] 王倩.神话学文明起源路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5.

(责任编辑: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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