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泊　陈楠

摘 要：揭示传统清官人格的道德动因，应该秉承唯物史观从“三个维度”加以整体性、宏观域、发展性研究：一是探寻哲学基点，从“天人之辩”的理论思维加以追问。对于自然的本能敬畏和神格崇拜心理，催生了道德的意义和遵循道德的原始起点，引发了传统视域下对天道敬畏的理论命题，萌生出神秘的生命情怀。二是立足治国理政，从“德治之基”的实践思维加以追寻。道德人的价值诉求和道德教化的治理功效，孕育和推进了传统社会的德治思维和德化路向，培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三是回归终极理想，从“民本之要”的价值思维加以揭秘。无论是个体的圣贤追寻还是整体的政治理想，最终都是为了人的意义，目标都指向人的主体性实现，是“天人合一”命题的真正超越，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情怀。因此，传统清官人格是生命情怀、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怀“三位一体”的集中体现和价值升华。

关键词：传统清官人格；道德动因；天人之辩；德治传统；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5-0078-07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将老百姓爱戴的好官称之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则称之为循吏、良吏、廉吏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直臣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黄霸、徐有功、狄仁杰、陈希亮、况钟等，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中华传统清官人格，意指传统社会老百姓爱戴的好官形象和其彰显出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中华传统清官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生动彰显，浓缩着中华民族最为深沉的道德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的文化滋养。深层揭秘中华传统清官人格的生成机理和道德动因，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洞悉中华优秀清官人格的道德动因，除了个人内在的因素以外，还必须秉承唯物史观加以整体性分析与建构，从历史宏大的视域、社会发展的特质、文化血脉的延续以及思想领域的思辨等方面加以系统探析，从而有利于科学揭示中华优秀清官人格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走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塑造新时代的道德高度和清官人格。

一、“天人之辩”的理论思维：敬畏天道，原始神格的心理崇拜中萌生生命情怀

人为什么要注重道德并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这是中华传统道德伦理领域不断追问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命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华传统清官人格养成的理论基点，更触及到中华传统清官人格的初心追寻。人性之初，孰善孰恶，至今也无法揭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性趋善的动因之一就是对于自然的本能敬畏。敬畏是道德动因的原始生态。从心理敬畏到行为自觉，在这一漫长的成人历程中，人的道德意义日益明显，并且成为人区别于其它自然界动物的根本属性和行为标识。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无形之中造成了人的崇善心理和尚善行为，这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萌芽、生成和发展。这是中华优秀清官人格的道德基因养成的自然因素。也就是说，道德基因并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的，是在人类和自然的交往实践中不断选择、验证和实现的。自然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基因的养成过程中，起到启蒙的作用，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基点，因为它从人类道德的一开始，就规制和引导着道德的发展方向。正如道德是人类后天追求一样，道德动因更是在漫长的成人历程中必然的需求。远古时期，人类对于图腾的崇拜，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精神诉求，其中蕴含着道德的基因和萌芽。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实质上就是一种生命探秘和生命关怀，其中折射出人类对于自身价值和关系的探索和思考。人类对于自然认识是在敬畏中崇拜，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命情怀，而这种神秘的情怀在生产力极端低下、普遍认识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就演变为对神格的崇拜和敬畏。

原始社会虽然没有榜样人格的显现，但已经出现对于榜样崇拜的情结。这种榜样情结则带有神秘色彩，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秘和向往。翻开《山海经》《帝王世紀》《淮南子》《史记》等典籍，找寻古代榜样的踪迹，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原始社会的榜样，都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史诗般英雄人物，道德榜样神格化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原始人群朴素的、朦胧的道德认知以及对自身所希望的榜样人格的神化描述和理想塑造。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这些榜样还无法实现神化到人化的现实落地和场域切换，但对于当时原始人群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精神推动作用，有利于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关于这一命题的思辩，理论上称之为“天人之辩”[1]。在春秋末至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天人之辩”成为当时先秦诸子哲学思辨的中心命题。“天人之辩”主要涉及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辨以及实践操守，本质上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对待和行为遵守，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交往实践和道义规制。孔子提出“畏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强调人要敬畏自然。孟子则提出“天人合一”学说，主张人只有增强和充盈自身“诚”的德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墨子则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尽管他重视和倡导人的“强力而为”。荀子则认为天与人是有区分的，而且人无法胜天，天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老子也是主张人应当顺从自然、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思想。“天人之辩”的哲学争论一直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还是宋代理学家提出的从“物我合一”论证“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折射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和文化精髓，本质上都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界定和厘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2]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走向，规制着传统社会中人对自然规律的内心敬畏和意识遵循，指引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基因的动因机制和实践逻辑。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不能直接具体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但是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主张人和天二者之间不能分离，而应该作为一个内在关联的整体对待。汤一介先生指出，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是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与了“人”以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2]

天道蕴含着深厚的道德意蕴和道德指向。天道、心性既是内圣德性工夫的本体，也是外王礼教工夫的本体；内圣既是德性的目标，又是外王的基础，正如心性根源于天道又必须合乎天道。[3]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思辨进程中，逐步形成天道制约和影响人道的博弈格局。天意不可违，實际上折射出道德的权威性和震撼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对于自然神秘的敬畏，无疑在人的心里培植了道德的因子，经过后天的不断强化、内化，逐步形成较为固化的道德观念体系，并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自然无形中成为了人的行为是否好坏的审判官、度量尺。“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因为“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也是神圣意义上的“天”，“人”就其内在要求上说，以求达到“同于天”的超越境界。[2]尽管这种原始的道德养成带有明显的被动接受的成分，但是实际效果很有效也很实用，因为内心的敬畏触及了人的根本和要害，相比较一些外在的强压灌输，显然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基因的养成具有人文情怀和深远意义。儒家的道德人格以内圣外王为理想，所提出和倡导的一系列规范准则和道德规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道德修养的每一个细节。中国古代的清官人格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得以不断生成发展，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层影响和内在制约。

二、“德治之基”的实践思维：道德教化，圣贤人格的心性求索中培育家国情怀

如果说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是人“头顶的道德律”，那么中华传统的德治思维，就是人“身边的道德律”。深处德治氛围浓厚的传统社会，道德的作用和意义深远，呈现出“双重意蕴”：一是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和提升作用凸显。道德对于人之所以成为人，发挥着内在修养和外在塑造的双重功效，对于人的精神层次和境界影响深远，始终起到内在道德律的滋养作用；二是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巨大。任剑涛先生曾创造性地提出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一方面表现为以 “仁”为核心整顿人心秩序的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礼”为核心整顿社会秩序的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二者以 “内圣外王”为理论中轴，形成一个双旋结构。[3]在传统社会治理中，道德是重要的手段和途径，通过道德的示范引领和社会教化，使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道德、遵循道德、践行道德，这实际上就是榜样人格的体现、道德教化的彰显和国家治理的实现，必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通过道德手段治理国家，无形中降低了政治成本和政治代价，是一种普惠双赢、利国利民的政治思维。同时，一定程度上不断削减了政治给予和政治付出，是一种润物无声、内柔外刚的政治实现。因此，德治是中华传统社会政治家乐意尝试和践行的国家治理思维和政治实现模式。长期处于德治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必然对人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期许更高。道德人的生成，不仅是自身内在的价值追求，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时也发挥着潜在而重要的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而系统的德治思想，早在古代就产生了德治思想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尧舜禹以孝悌闻名于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典范。他们倡导的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的先河，因而被后世尊为“百孝之先”、“道德之祖”。后来，德治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并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德治传统。关于德治思想的有史记载，最早可探寻至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等经典著作之中。《诗经》中多个篇章不乏古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火花，尤其是在《尚书》中“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思想命题的提出，彰显了德治思想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深远的理论价值。这一命题的核心意蕴是：人只有敬德、畏天才能最后保住和延续天命，人只有勤政爱民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和真心爱戴，无德将会被取代。周代的德治思想在着力强调德为基石的同时，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刑罚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是内在遵循“明德慎罚”的总体原则，大力提倡道德教化，建构“先教后罚、以刑辅德”的社会治理模式。周代的“明德慎罚”主张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治相融合，这一理念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基本思路和实践走向。

周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前人的基础上，传承发展了德治思想的内涵。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乐治国，强化教化作用，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谐融洽，整个社会有德有序，这是孔子德治思想所畅想的社会理想状态，实质上是通过道德教化作用，塑造道德人，营造道德秩序，最终形成理想的道德社会。周代的德治思想和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特别强调和倡导道德教化，所以后人统称为周孔之教。可以说，周孔之教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提供了样本和路向，为德治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指引和理论基础。在周孔之教的基础上，后世没有放弃对德治思想的探索和研究。沿着孔子的思想光辉，孟子创新提出了“仁政”的系列主张。西汉初年陆贾上书汉高祖刘邦阐述“治以道德为上”的核心观点。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则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这基本形成了汉代德治思想的理论基调，使之成为汉代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唐朝前期汲取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主张在国家治理中实施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既要彰显道德教化的功能，又要发挥法律制约的作用，道德和法律二者之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不可割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强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宋代理学对宋代时期的德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宋代德治思想带有很深的理学烙印和理学基因。理学家朱熹从仁心的视角解读和阐述德治，在他看来，德治就是在国家治理中践行仁心，具体表现在爱民、亲民和为民上，落实在体恤民情、洞察民意和关注民生中。一切以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和归宿，就是仁心的集中体现，就是德治的价值实现。这为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志向提供了环境氛围，有力推动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意识和为官责任的孕育和发展，对中国古代清官人格的养成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教化效应。

中华传统德治思想从产生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模式的日益修缮和成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一批政治家、思想家的德治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展了中华传统德治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华传统德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助推了中华传统清官人格形象的塑造和提升。如东汉时期的宰相杨震，一生公正清白，廉政爱民，其道德风范代代相传，被朝野公认“辅国以忠”。北宋名臣范仲淹，被誉为“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其后人继承其优良作风，代代皆有贤者。

三、“民本之要”的价值思维：心系百姓，清官人格的社会理想中彰显人民情怀

如果说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奠基和生成了中华优秀清官人格道德动因的理论基点，传统德治思维，影响和指引着中华优秀清官人格道德动因的实践走向，那么，中华优秀清官人格道德动因的终极目标和价值理想是什么？这是解决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是自身的圣贤理想还是家国情怀乃至更高更远。或许，历史和历史人物会给出我们清晰的答案。唐室砥柱的狄仁杰，居届堂之上，为民而忧，被后人赞誉为“唐室砥柱”。他历经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是唐代鼎盛时期清官的杰出代表。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擢升大理丞一职，掌管国家刑法之权。到任第一年，便亲躬审案，处理前任积案无数。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狄仁杰的这段传奇经历，经后世文人的艺术创作，成就了狄公的“神探”之名。狄仁杰的为官之道本质上体现一个民字，他的为官之路生动践行了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深刻哲理和道德意蕴，始终把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放在心头，始终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切实利益。

关于传统清官人格的研究，理论界传统思维认为是为了自己，也就是心性求索，为了自身的圣贤之路。政治家推崇清官人格，也是为了国家治理，发挥道德对老百姓的教化功效，夯实国家的执政根基，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多年的中华传统清官人格文本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清官人格的内在圣贤追求、家国情怀还是外在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最终都指向老百姓，尽管有时还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上或者处于理想设计状态上，都无法磨灭其卓越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石和思想精髓，有力地促进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传承与创新。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和历史瑰宝，生动地诠释了中华传统的为官之道和政治理想。追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最早可以追寻到国家萌芽的肇始。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发端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源起于夏商周时期。大禹曾有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历史上最早的提出和论及。后来的周公在深刻总结商朝暴政而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极力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4]等民本理念，积极倡导和实施“德政”，实现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夏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虽只是只言片语的历史碎片，但却闪现出朴素而纯真的思想火花，奠定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走向。历史车轮驶入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繁荣发展时期，民本思想则成为争论和思辨的重要命题，从而把民本思想推向了思想的前沿，成为了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坐标和思想指南。特别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所阐述和提倡的民本思想，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等重要命题，这些初步形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在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石上，汉代的民本思想则日臻成熟完善，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推向了历史新高度，形成了日益全面、比较系统、相对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决定着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基调、理论框架和实践思路。在这一方面，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贾谊作出了重大而积极的理论贡献。他在系统总结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更加鲜明地提出了人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体系。他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坚持以人民为本，并提出了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根本的历史命题和重要结论。

纵观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尽管带有先天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瑕疵，但无论是理论指向还是实践归宿都指向老百姓。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实践意蕴。

一是“敬民”，这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这里“敬民”涵盖敬畏老百姓和尊重老百姓的双重意义。只有从内心真正敬畏老百姓，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尊重老百姓；也只有在实践中尊重老百姓，才是敬畏老百姓的生动体现。孔子强调：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可见，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权力的基石。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国将不国，权力也是虚无。

二是“爱民”，这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情感认同。这里的“爱民”同样隐含情感上对老百姓的认可和实践中对老百姓的关切双重指向。情感上的“爱民”就是要从老百姓的立场和意愿出发，将心比心，顺应民心，处处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具有强烈的亲民情怀；实践中的“爱民”就是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和忧患出发，设身处地，洞察民意，知晓民心，体恤民情，处处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首要，具有强烈的为民担当。孔子极力主张“节用爱民，使民以时”[5]。《管子·牧民》中则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6]“爱民”之切、“爱民”之深，必须培育出“忧民”情结。无论是中华传统清官人格还是无数仁人志士都秉承着这种深层的“忧民”意识。这不仅从价值上引领孕育了清官人格，而且在全社会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三是“富民”，这是中华傳统民本思想的实践归宿。这里的“富民”同样彰显出物质上富裕、精神上富足的双重规定。无论是“敬民”的逻辑探析，还是“爱民”的情感追寻，价值归宿都指向富民强国。[7]《论语·颜渊》中论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管子·治国》中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敬畏和爱护老百姓，就是要做到及老百姓所及，想老百姓所想，就是要做到权力为民所系，为民所用，为民所享，否则都是空谈。民富才能国强，文化才能繁荣昌盛，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条经过历史无数次总结和反复检验的不变法则和黄金定律。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富民”，物质上的富足是老百姓生活的基础，重要意义可想而知；而精神上的满足作为物质富足的有益补充，同样也不可或缺。因此，老百姓物质上获得的不断增长，必然促进文化生活的繁荣与发展，以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层面的内在需求。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得以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尽管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存在先天的制度缺陷和理论的准备不足，这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導致的。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生成的，以此来理想建构“人民至上”“以民为本”，实质上是“君权至上”“以君为本”的本质体现。所谓的王道、仁政和德治，不过是一种开明的统治策略，一种治民的政治权术，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先天存在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症结，注定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真正实现其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真正实现，但却对社会进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等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流芳百世、影响世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等盛世中国，社会太平，百姓安康；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播和推广，成为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政治信条和道德信念，促成了整个社会民本思想的确立和遵循，也催生了近代社会民主意识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对抗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的革命动因和思想武器；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民贵君轻”“富民强国”“重民保民”“恤民忧民”等优秀思想和文化滋养，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有利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确立、丰富和发展，有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

因此，中华优秀清官人格的道德动因，并不完全是个体的心性求索和道德理想，而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敬畏的心路历程中所作出的价值选择、道德要求和人生意义实现，是生命情怀、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怀融为一体的道德升华、思想结晶和实践遵循。新时代全面加强中华优秀清官人格道德基因的思想挖掘和研究，不仅具有厚重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我们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目的和旨归，不是要人们停留在钻研“古代典籍”和赞赏古代文化的“复古”境遇之中，而是要力求使我们的提倡和研究有利于当前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设与发展。[8]中华道德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基因得以延续提升。

清官人格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神载体，关于清官的记载遍布于历代的正史、野史、典籍中。清官产生于封建专制时代，其思想观念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孝亲、智慧、俭朴戒贪、爱民如子等优秀人格特征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9]面向新时代，中华优秀清官人格道德基因不但没有僵化，反而应该得到大力弘扬。目前我们应该抓好抓实“三个着力点”：一是唤醒激活跨越时空的“道德记忆”。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经典文本和典型人物，深入挖掘其思想意蕴与核心价值，全面激发其生机与活力，从而着力构建传承发展和创新创造体系，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脉，在新时代彰显其无限的理论光辉和实践映照。二是致力解答实践发展的“时代命题”。追溯历史记忆，书写精神族谱，推进传统优秀文化滋养新时代伟大事业的伟大实践，全面提升新时代道德的认同感，强化道德律、道德力，激发正能量、新能量，坚持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寻求良治善治之道，奠基新时代的道德力量。三是续写创造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造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新样态新成就新辉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保持文化定力，凝聚文化合力，丰盈文化张力，为倾力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企图以“复兴儒学”和用儒家道德来挽救当前的道德扭曲，有些人还主张将儒教改为国教，使儒教国家化，盲目提倡小孩要从小读经等，这些思想是一种变相的“复古”和倒退的思想，是极为有害的。一些人认为“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现在已经没落了”，要用儒家思想代替“西方文明”这也是片面的，代替“西方文明”的不可能是儒家的思想，它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新文明。[8]因此，深度解密中华传统优秀清官人格的动因机制，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养分和历史参照，在传承中创新创造，走出一条彰显新时代的道德实践之路，构建新时代的道德体系，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道德之基，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提供中国理论方案和实践方略。

参考文献：

[1] 张应杭，蔡海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95.

[2] 汤一介. 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2005（2）：5-10，78.

[3] 刘立夫，胡勇. 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内在结构[J].哲学研究，2010（9）：41-46，128.

[4] 李清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思想[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15.

[5] 管仲.管子：四部要籍选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46.

[6] 李剑桥.儒家经典：中[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1036.

[7] 宗贤书院注释.论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240.

[8] 罗国杰. 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J].道德与文明，2012（1）：5-9.

[7] 张李军，阎丽丽.古代清官的人格特征及其成因[J].廉政文化研究，2016（1）：79-85.

责任编校 王学青

Three Dimensions Nurturing the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Virtuous and Upright Officials Motivated by Morality

SUN Bo， CHEN N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unveil of the moral motivations of traditional virtuous and upright officials should， cher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done from “three-dimensions” with researches done holisticall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nto the developmental nature： To begin with， th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is to be sought after for the theoretical pursui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he instinctive awe of nature and the worship of godliness have spawned the meaning of morality and the primordial starting point of morality， triggere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reverence for the tao of heaven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and generated the mysterious sentiments toward life. Secondly， the practical mindsets of “moral foundation” is to be pursued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righteou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nurtured and promoted the morality mentality and moral inclin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cultivating a complex for the homeland and the nation. Thirdly， the secret is to be uncov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orientation” as an ultimate ideal. Both the individual pursuit of the Sage and the collective political ideals are ultimatel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man， both point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mans subjectivity， a real transcendence of the no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nature and man，” the people-orientation made prominent. The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virtuous and upright officials is therefore a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Trinity” of the life，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their value sublimation.

Key words：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virtuous and upright officials； morality motiv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radition of moral governance； people-orientation thou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