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滨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国际舆论场对其始终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崛起焦虑症”话语所传递的地缘战略想象及其战略焦虑，探讨其背后所折射的情感与身份问题，并就情感维度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提出传播语义和传播伦理的策略，培育情感的共通性和文化的亲和力。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情绪;预期;情感地缘政治学

2013年秋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化为行动——截至2018年7月，我国已经同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范围从起初的欧亚大陆拓展至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并为各国外交和媒体精英所熟稔。

但是，国际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争议首先在于“一带一路”的目标与意图——是搭建各国合作平台的经济倡议，还是谋求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外交大战略？这一争议的实质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判断与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预期。理论物理学家、亚美尼亚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发明了“量子政治”的说法来解释当今政治的运作方式——在这个新世界里，政党、机构和基于理性的流程，似乎不如民众运动、信仰、情感联系和社交媒体影响重要。①以此观之，国际主流媒体针对“一带一路”涌动和蔓延的情绪就不能不引起重视。全球流动的情感在国际政治精英之间相互感染，尤其是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而引发的忧虑，更需要洞察和化解，因为它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行动的支持力度。

本文首先拟在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背景下，阐述“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舆论场上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缘战略想象及其传递的战略焦虑;然后，引入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提出的“情感地缘政治学”，解析焦虑背后的情感、身份纠葛;最后就情感维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提出一些思考。

一、“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地缘战略想象

作为中国政府在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层面提出的重大构想，“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行动路线引发了国际主流舆论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主张的互联互通主要表现为地理上的连接，“中国努力在其他国家建造桥梁、道路、港口。中国有一个路线图，连接A地到B地、C地、D地。中国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通尤其是每一个地方都与中国相连。如果看地图的话，您会发现，中国在连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连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非洲、欧洲、中亚等等地区。”②在欧亚大陆之间，以“义新欧”铁路为外表，从浙江义乌出发的货物集装箱穿越中亚、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进入西欧的古丝绸之路，运抵伦敦、汉堡、马德里等西欧主要城市，其意义不在于产生对当前贸易格局的决定性影响，而是藉由铁路网在心理上压缩欧亚之间的距离，“‘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欧亚主导地位之路”③。“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中亚、中东和西欧连为一体，“亚欧世纪”隐隐迫近。“从北京的官方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一带一路的设计是以中国为中心。若干条散开的陆地路线经六条指定‘走廊贯穿欧亚大陆，并进入南亚和东南亚。”④在一些国际主流媒体眼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生產网络初见雏形，“中国的目标并非单纯的中欧联系，而是建造以中国为核心的跨区域的网络基础设施。”①换句话说，借由“一带一路”，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

就国际政治而言，国际主流舆论更关心的是地理意义上的联合所塑造的 “中国圈”② 带来的潜在地缘政治影响。“随着‘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和延伸，‘一带一路则更多是一个地缘经济战略，它的成功实施则必将产生地缘政治的影响和后果。”③英国媒体引用“地缘经济”提出者爱德华·勒特韦克的说法称，地缘经济是用“商业和贸易方法表达的战争逻辑”，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深入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有共同战略和商贸利益的地区，这无疑将与这些国家构成国家利益的零和博弈关系。④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媒体以大国争霸的话语框架建构“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动机：有的按照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逻辑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世纪英国与俄罗斯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great game）类比，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通往帝国道路的“大博弈”;⑤有的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还有的妖魔化地描述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想象：经济上高度依赖并融合于中国的欧洲变成亚洲大陆尽头的一个半岛，其经济将融入并有赖于中国这一火车头的带动，而美国则成为一个漂浮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遥远岛屿。⑥

无论是地缘政治的猜想还是地缘经济的论述，西方主流舆论场从地缘战略构想出发所作评述，都流露出对“一带一路”深深的猜忌、疑虑甚至是焦虑的情绪。五年来，大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战略考虑仍与“一带一路”保持距离。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虽说它在欧亚地区的软实力影响在中国之上，但在地理上的距离使得美国在亚洲只能扮演一位众所周知的客串演员。⑦不过，美国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担忧其改变自己主导的全球格局。因为欧亚大陆的商业与战略中心由水路转向陆路将削弱美国的海上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就曾提醒美国：“欧亚大陆上的权力分配将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和历史遗产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这种潜在的权力关系转移的忧虑一直困扰着美国及其盟友。诚如在国际主流舆论场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与商界精英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作的戏剧化想象，纵然地缘战略的想象叙事不真实，也不符合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化理念与行动对西方政治观察家们的冲击是真实的。“一带一路”的负面话语不具备事实真实，流露的恐惧或焦虑却包含情感真实。

这种地缘战略焦虑是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中国威胁论”在身份与话语等象征层面的发酵。中国在本世纪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认为是继苏联解体之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既非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也非以苏联的方式，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崛起。其核心特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①这种发展道路和文化模式上的差异致使西方国家倾向于视中国的竞争构成对其价值观的挑战。然而，恰与之相反，中国政府主张“一带一路”是一种包容价值观的经贸合作，是传统“和合”观念的现代转译。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肇始于中国传统“和合”价值观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外交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多年前就曾询问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集体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崛起并成为西方的对手”，然后会发生什么？他总结说，“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和谐的集体主义可能被证明与美国梦的理念一样有吸引力。”②美国人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美国梦的自我怀疑，也被外界评论为“衰退的美国梦”的一种表象。如今，致密的全球化聯系，使和平合作正在从战略和利益的工具变为独立而共享的普世价值。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全球化”将伴随物资、信息、文化、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促进“和合”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进而影响人们的自我理解并改变其身份认同的结构。所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所引发的战略焦虑，更深层次的是与“我是谁”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的身份危机。

二、情感化世界里的身份政治

黑格尔说，人类天生渴望认同，寻求认同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推动力。在理性的经济利益之外，情感、身份认同亦可视作人类行为的动机。媒体是“情感生产者”或确立“感觉结构”（feeling structure）的机构，“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①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创立的“情感地缘政治学”诠释路径，将主观的情感纳入理性的国际事务的分析，提醒我们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忧患与乐利无不具有主观性，情感和预期控制人的行为。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猜忌与焦虑蔓延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身份政治”的流行。

生活在这个日益媒介化的世界，世界仿佛变动不居没有疆界，每件事似乎与每个人都相互关联，人们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的变动之中。“我是谁”的问题显得愈发突出。“人们对他们是谁、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他们未来的目标等问题难以回答，他们对身份的追求，已经代替了意识形态，成为历史的发动机，结果就是，在这个媒体起到扩音器和放大镜作用的世界中，情感因素举足轻重”。②在这个身份诉求的年代，人们开始把自我意识视作可以构造的东西，而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身份认同的素材主要来源于国际主流媒体的话语。话语的控制力是借由社会传播来引导社会成员默认一套社会关系的符号分类体系，它深度嵌入人们的身体之中并使之在日常行动中即兴发挥出来。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了一套“中国崛起焦虑症”的话语群：“threaten”（威胁）、“supremacy”（霸权）、“ambitious”（野心勃勃的）、“aggressive”（侵略的）、“strategic”（战略的）、“political”（政治的）、“united”（联合的）等高频词汇，③ 无不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道德评判指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而全球化是情感发酵的容器，商品、劳动力、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暗含着政治意义上的情感的自由流动，既包括好奇、抱负、自我表达的积极情感，也包括上述猜忌、焦虑、愤怒等邪恶的情感。

国际关系中最复杂、最头疼又无法被证实的是国家间对彼此意图的猜测，而这受制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情感。莫伊西以情感的冲突为纲，用希望、羞辱和恐惧三种情感类型来重构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他说，欧美已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他们害怕其他力量的崛起，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因历史上遭受冤屈、被排除在全球化经济繁荣之外、国内与世界各地的宗教冲突，三重因素叠加而蒙上了“羞辱文化”的阴影，随后又迅速发展成为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文化”;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物质主义的发展模式确立了“希望文化”。①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阻遏，欧洲的彷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行为可与莫伊西笔下的情感地缘政治地图遥相呼应。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输出其想象与追求的美好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文化表达。反观美国，“推特总统”特朗普以其标志性的夸张语言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是对笼罩在美国社会的恐惧情感的生动注解：一种积极的戒备，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恐惧来源于一种担忧未来失去控制的感受，是对一种真实抑或夸大的危险的情感反应。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如今，世界经济与自由兑换货币以及美国掌握着的贸易调控机制联系在一起。中国于是提出了一种新模式，具体表现就是‘一带一路项目。该模式实际上不仅涉及物流和基础设施，还涉及新形式的金融结算以及将不可自由兑换货币积极引入流通，朝本币结算过渡。美国担忧自身模式和旧的世界经济模式是否还能持续下去。”②莫伊西认为，逐步丧失世界主导地位的“失控感”是导致当前美国身份危机的源头之一。

欧盟在总体经济实力上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如今欧盟内部的分歧不见缩小反而扩大。欧洲身陷“我们是谁”的恐惧之中，英国脱欧加速欧盟分裂的社会忧惧蔓延，而“难民危机”透露的信息则分明在加剧一种社会印象，即“似乎他们更希望修建一堵墙，从而将他们与外部世界隔开，与数百万个竞争者、数千个移民、数百个恐怖分子隔开。”③ 欧洲是“一带一路”的终点，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情感上的暧昧：一方面在经济上承认“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却也疑虑会增加脆弱国家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存在过度政治化解读，担忧中国借产能输出之际强化政治渗透，达成军事或地缘政治的目的。整个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态度非常复杂，大致形成了“持接受态度”和“持谨慎态度”两个阵营。

情感地缘政治学把“情感作为一种解释世界和国家集体行动的方法”①，这种情感的症候表现为一个地域性文化群體的集体无意识。尽管个体可以甄别自身身份的多样性，但在国际政治层面却难以摆脱民族国家设置的“我族”与“他者”的界限。我们以此透视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一带一路”的情绪与预期，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问题;也不完全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竞争在象征和文化领域擘画世界图景的问题，嵌套着国民身份政治的诉求。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学的符号形塑逻辑，国际主流舆论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中将中国“他者化”甚至“污名化”，中国被描述为对立方而非合作者，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异动者而非合理变革者，是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挑战者而非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三、建构凝聚“希望”的情感共同体

为什么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的经济合作倡议却在国际舆论和社会情感层面引发地缘政治的战略焦虑？因为贸易无疆，国家有界。经济上的“贸易”逻辑在逐利的过程中力克边界建立统一的市场，而政治上的“猜忌”则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英国思想史学者伊斯特凡·洪特称之为“贸易的猜忌”②之逻辑悖论。洪特的历史研究表明，“猜忌”往往压倒了“贸易”。现实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始终声称“一带一路”没有地缘政治动机，但该计划引发的“猜忌”已经成了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争议的焦点，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国家有界，其实就暗含了身份政治的考量。福山在新著《身份：对尊严的需要和怨恨政治》中从认同角度解释西方社会内部的分化，包括英国脱欧、欧洲民族主义复兴、反移民运动、特朗普当选等。③身份认同也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如果说“冷战”时期，各国在美苏两大集团之间选边站，都很清楚自己是谁;那么，今天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各个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加深，身份的多元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针对某一具体议题，“我是谁”的问题则重新浮出水面。和平崛起的中国没有激烈地反对当前的国际体系，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它也确实在向各国提出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现行国际秩序下，政治“猜忌”压倒经济“贸易”的悖论不可能完全化解，我们需要从更高战略层面思考“找到方法与他人更有意义地共度时光”①，来设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行动。传播是人类身份和利益的表达，媒介化社会使我们和他人的身份都具有传播性，而情感在国际竞争中则表现为一种民族性、地区性和国家性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社会情感。②在情感地缘政治的视域中，我们要建构凝聚“希望”的情感共同体，借由社会情感或情绪的同频共振，确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而传播在其中不仅是语义问题，还是一个政治与伦理问题。

重塑政治话语，在国际传播话语战略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框架，构建一套互利型国际关系的符号分类体系。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也不会在国际社会强加一个新的主导模式，而是营造一种更具兼容性的国际秩序。“合作共赢”点明“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也不是他国的债务陷阱，我们需要立足“双赢”目标设计宣传框架，清晰地告知国际社会“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③，兼顾中国的国际责任感与投资海外的利益点，以商业质感的话语表达压缩国际主流舆论的“猜测空间”。目前，“大国争霸”“中心—边缘”“强弱制衡”等国家分类话语深深嵌入国际关系实践场域的结构体系之中，国家间的政治猜忌行动亦与之相吻合。我们要破除原有分类话语体系的桎梏，与时俱进更新国际传播话语系统，拓展以和为贵的价值观的传播，在国际行动中取得更多共识的空间。

国际秩序是一个不同政治制度、安全架构和社会文明共存其中的混合体。在跨文化交流中，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主张“合作式对话”理念代替“比较式对话”，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要争出优劣对错，而是对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采取一种合作式的探讨态度。④习近平主席2016年6月22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中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这说明“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要求理解、承认和尊重国家间多元化的主体性，在共同的现实问题与全球性挑战中形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主体性。国际传播的话语权由中国与沿线国家双向定义。“话语权就是让‘他者了解自己”，“‘他者对自己的信服”，“‘他者对自己的自愿接受”①。规则共商、关系共建、利益共享的行动过程也即了解、信服和接受的话语生成过程。

为应对贫穷、人道主义危机、疾病传播、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以及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亟需不同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世上没有一套适合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然而，某些情感因素可超越文化差异引发共鸣。“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建构凝聚“希望”的情感共同体，是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一国家建设的最大诉求上集聚身份认同并获得情感共鸣。“全球挑战基金会”（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公布的2018年《全球灾难性风险》（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全球其他受访者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巴西（92%）、中国（89%）、印度（90%）和南非（89%）的公民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更关注眼前的气候变化威胁，及其对他们的健康和生计的影响。②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国际权力格局不平等，注定地缘政治的情感是多元的，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共通的。“一带一路”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共享“希望”情感认同的共同体。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复兴与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结合的产物”③。它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切身感受，即不发展是国家最大的安全隐患。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主要聚焦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期被忽视的地方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的发展条件，提升当地的发展能力。④“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机遇，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嘉宾与会，其中包括29个国家领导人。这也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

然而，国际主流舆论场偏爱使用“危机”“威胁”“陷阱”等负面词汇来描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及其国际影响。话语与实践的“割裂”是因国家间现实经济利益与文化情感的不一致。近代以来，我们缺乏做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而世界也缺少把中国视为大国的交往经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也是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公共利益感的新精英的社会过程。在这个情感化的全球社会，我们需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战略焦虑报以理解，洞察背后身份政治的逻辑，通过聆听与沟通，更多更主动地向世界说明自己的意图和道理。

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彼此认同的身份是通过叙事和阐释建立的。库普乾认为，大国应该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文化亲和力，有意识地在潜在的和平区域培育共通的文化。人们关于文化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是可塑的，会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所有的文化障碍都并非不可以克服。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深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在文化与象征层面传播“希望文化”，培育情感上的共通性和文化的亲和力，降低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中国的焦虑情绪，从而减少自身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力量碰撞带来的阻力。

（责任编辑：姬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