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

我是侯孝贤电影的粉丝，电影课上讲到台湾篇，总会选侯孝贤，不过，我不太敢用《悲情城市》，虽然我喜欢这部电影。

《悲情城市》一直有根刺在我心头。电影中后部，梁朝伟扮演的文清目送同房难友吴继文、蔡东河赴刑场，随后监狱里响起肃穆的送行合唱，听不懂歌词，因为是用日文唱的。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的左翼青年，选择旧宗主国的流行歌曲来结尾人生，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我还看了一些相关评论，发现连日本学者都对牢房的日文送行曲感到奇怪，田村志津枝调查说，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由山田作词、原野为二作曲、和田春子演唱的《幌马车之歌》正式发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掀起了滿洲热潮，这首《幌马车之歌》就是“歌唱满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曲”。

这首很快成为日本军歌的《幌马车之歌》，在日本学者四方田犬彦、藤井省三的侯孝贤论述中，也都提到了，但也由此更加深了我的困惑，直到我的师兄罗岗送了我一本蓝博洲著述的《幌马车之歌》。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推出增订版，又重读一遍。

看了蓝博洲的书，才了解了这首歌的悲情脉络和前世今生，也因此默默给《悲情城市》去掉了一颗星，因为电影对这首歌的征用是去语境的。

这么说吧，发生在蓝著中的这首歌，是集合了历史桑变、时代印痕和个人记忆的一个深渊。面子上，它是书中男女主人公，台湾抗日青年钟浩东和蒋碧玉之间的一首“情歌”，按蒋碧玉的说法，是她在帝大医学部当护士时，钟浩东教她唱的。当时他们都以为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唱的是乡愁，“黄昏时候，在树叶散落的马路上，目送你的马车，在马路上晃来晃去地消失在遥远的彼方”。钟浩东喜欢这首歌，因为词曲让他想起台南家乡，和钟浩东一起被捕入狱的左翼青年林书扬后来回忆，钟平时都是唱一些大陆左翼青年的歌，在处刑的早上大家一起为他唱《幌马车之歌》，只是因为他的夫人喜欢，“不是这样的话，谁愿意唱着日本的流行歌曲去赴死呢？”

林书扬说出了一个时代的难堪和愁痛，钟浩东和蒋碧玉的青春和爱情因此也就事关时代和历史，否则，用日语唱的歌曲，怎么会不知道是日本的流行歌曲呢？日本殖民中国台湾末期，台湾人听读写日语的理解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悲情城市》中，日语就和闽南语、粤语、上海话混杂使用，钟浩东自己也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按《幌马车之歌》中萧道应的说法：“我跟钟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所以，尽管钟浩东从少年时代就自觉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但日本和日文却是普遍又日常的存在，理解了这层，钟蒋的日文情歌也就没什么意外，钟蒋一代的辛酸也更浮出地表，但是，《悲情城市》中，对《幌马车之歌》的挪用，没有钟蒋爱情的前情提要和日治政治描述，便莫名其妙美化了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搞得《幌马车之歌》成了一曲日式乡愁。

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则不致引发这种误会。整本书以高度的克制和简洁介入历史叙事，轮番出场的真名实姓人物，从历史的硝烟中返还，有的自白，有的告白，有的坦白，共同拼出了一幅以钟浩东为主线的二十世纪前半期台湾左翼青年群像。就像侯孝贤的电影《好男好女》所描述的，钟浩东蒋碧玉和他们的战友萧道应夫妇一起，九死一生回到大陆参加抗战，还把他们各自的头生子送人为了继续前行，战胜利后回到台湾投身教育，钟浩东赶赴基隆中学任校长，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动很快让他们对“白色祖国”绝望而转向“红色祖国”，地下斗争没几年，他们便被捕入狱。1950年10月14日，钟浩东、李苍降和唐志堂三名志士，被宪兵枪决。

作为国民党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代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钟浩东的历史，如果没有蓝博洲的打捞，现在应该还结着蛛网，甚至可能被彻底遗忘。而台湾二十世纪历史，如果没有钟浩东们的剧照，就是断裂的。在政治境况更加复杂的今天，重新打开《幌马车之歌》，用序作者赵刚的说法，我们将“重又看到他们，以及看到他们身后的无穷前行者身影，于是这将鼓舞我们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并非全然孤独无助”，赵刚因此说，蓝博洲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这个挑战的价值，今天可能还不明晰。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幌马车之歌》完整了我对《悲情城市》的理解，也抚平了《好男好女》曾经带来的些许不快；换句话说，侯孝贤选了《幌马车之歌》中最凄凉荒谬的场景进行创作并且将之放大，而无论是《幌马车之歌》还是钟浩东、蒋碧玉参加抗战差点被枪毙这个事，在蓝博洲笔下，都是有非常准确的语境和历史结构的。不知道侯孝贤有意还是故意，反正，看完书再去看《悲情城市》，看到结尾打出的字幕和《幌马车之歌》的时间表严重不符，我就几乎有些惊惧地感到，这么好的台湾导演，都在有意无意地涂抹历史，这个时代，实在太需要蓝博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