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曼莎，赵 霞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在农业生产中，农药的不安全使用会导致农户的农药暴露问题，进而可能引发急性中毒、慢性皮炎、神经或生殖系统问题以及癌症等疾病[1-3]，严重危害了农户的健康。为了减少农药暴露并降低健康风险，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农户在配制、喷施农药时，使用工作服、手套、口罩、护目镜和靴子等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因文化水平低下、缺乏与农药使用相关的知识与培训等原因，一般很难遵守上述安全标准[4]，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药暴露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农业农村部对15个省37个县的1 632个农户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户安全用药意识较差，许多农户缺乏病虫害治理相关知识，仅凭感觉和经验用药，且65%的农户在配制、喷施农药时不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5]，农药暴露问题严重，对农户的健康极为不利。因此，分析我国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行为现状，探究如何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对于提升农户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与评述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行为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P.Rao等[6-7]的研究表明，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行为受到农户的性别、居住地点、培训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周宝梅等[8-13]研究了农户的知识、态度以及农药施用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知识能力、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越能够正确地使用农药。关桓达等[14]，以及罗峦等[15]学者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农户的安全意识，进而影响农户采取防护措施的意愿，且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户的认知和安全意识，从而促使农户采取安全的农药使用行为。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农药使用技能培训一直被广泛认为是改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有效手段，学者们就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也进行了大量研究。F.Mancini等[16-18]在研究中指出，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信息，帮助农户提高风险认知，使农户能够采取安全的用药行为。A.J.Hruska等[19-21]研究均表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减少农户的农药使用量。B.Z.Diomedi等[22]的研究则表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能够促使农户使用PPE，并正确处理农药瓶。

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1）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农户农药的使用量，以及培训项目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农户个人防护行为，即个人防护装备PPE的使用，以及相关培训对此类行为的规范；（2）从研究方法来看，在研究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大多数研究都忽视了“农户的培训参与”这一变量的内生性。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采用双变量Probit（Bivariate Probit）模型，以辽宁、河北、湖北、四川及浙江5省的粮食种植户为例，深入分析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对农户个人防护行为的影响，以期为规范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提高农药使用的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框架

M.L.Cropper等[23-25]众多学者在研究个人采取措施，以规避恶劣环境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时，提出了风险规避行为模型（Averting Behavior Model）。该模型假定，当恶劣环境导致健康风险增加时，个人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疾病与死亡等风险，使自身效用最大化[26]。本研究在传统的风险规避行为模型框架下展开。假设农户的最大化效用函数如下：

其中，ppeuse指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即PPE的使用，H（）为健康生产函数，C为商品组合。

假设农户的健康（H）取决于农户是否使用PPE，以及实际健康风险（θ），而实际健康风险（θ）与直接或间接的农药暴露有关，则有：

Y.S.Eom[27]研究指出，农药暴露或农药通过污染水源、食物等所造成的健康风险，通常难以被农户所感知。因此，农户所感知的风险与实际（客观）的风险有所不同。根据N.L.Abrahams等[28]的研究，农户感知到的健康函数为：

其中，θ*代表农户感知的风险。而农户感知的风险与实际风险的关系为：

其中，a表示农户对农药使用的态度，b表示农户与农药的相关知识储备。

若农户使用了PPE，则设ppeuse=1，否则为0。农户选择使用PPE的条件是：

在实际研究中，农户的效用U为无法观测到的潜变量，可观测到的只有农户所采取的行为决策，即是否使用PPE。

3 数据来源、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应用经济系“食品消费、农业生产与环境”课题组于2014年7至10月份进行的农户调研。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总体估计值的精度和抽样方案的效率，本次调查综合考虑了经济发达程度、农业规模化程度，农产品主产区以及地形地貌等因素，选取了辽宁省、河北省、湖北省、四川省、以及浙江省共5个省份对粮食种植户进行实地调研，其中每个省至少选择2个区（县），每个区（县）至少选择1个乡镇、每个乡镇至少选择1个行政村，最终选择了19个区（县），30个乡镇，61个行政村，在每个村内进行随机抽样调研，最终回收1 321份问卷，剔除掉不使用农药的样本农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1 153份。样本农户中，约有30%的农户在配制和喷施农药的过程当中不使用任何PPE，有25.15%的农户参加过农药使用技能培训。

3.2 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农户选择是否使用PPE是由其效用水平决定的，因此农户的PPE使用行为可以用下面的概率模型表示：

设农户效用水平U=β0+XB+ε，式中：X表示影响农户效用的因素，也是影响农户PPE使用行为的因素。模型概率函数采用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形式，即：

需要估计的模型可转变成如下的二元Probit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ppeuse是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取1表示使用了PPE，取0表示未使用PPE。解释变量中，training表示农户是否参与了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取1表示参与了培训，取0表示未参与；I表示农户的个体特征，基于前人研究与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选取了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农户的农药相关知识水平等变量；R为区域变量，ε1为残差项。

因为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参与了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直接采用式（9）来估计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对农户个人防护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得到有偏和非一致的估计结果[29]。存在内生性的原因在于：农户选择参与培训可能是由于亲友的推荐，或是根据自己的务农经验而决定，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决策，也会影响农户使用PPE的决策，但这些因素一般难以观测，所以在实际模型中只能将这些因素的影响放入扰动项中。由于农户是否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与这些遗漏变量相关，所以也会与扰动项相关，导致这个变量存在内生性。在后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本研究采用了Hausman检验，发现该变量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30]。

因此，结合已有研究，应当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农户是否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的内生性[31]。本文又设立了如下模型：

其中，IV表示本文选取的解决“培训参与”内生性的3个工具变量，包括“调研村庄中样本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农户出售的粮食是否需要经过政府的农药残留检测”以及“农户所在村庄是否为新农村建设样板村”。其中，“调研村庄中样本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为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所调研村庄中，有35.5%以上的受访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反之取值为0。选取该变量的原因在于，若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高，农户将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合作社接受农药使用技能培训。本文用35.5%的入社比例衡量农户组织化程度的原因在于，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4年全国有35.5%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因此本文以该数值作为基准，统计了每个调研村庄中加入了合作社的样本农户比例，若超过35.5%则认为组织化程度较好。选取“农户出售的粮食是否需要经过政府的农药残留检测”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若农户出售的粮食需要经过政府的农药残留检测，农户会更加注重农药的规范使用，也会更倾向于参与培训。选取“农户所在村庄是否为新农村建设样板村”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新农村建设样板村的村庄治理较好，农户接受相关培训的机会也相应较多。显然这3个变量不会对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但可能通过影响农户的培训参与而间接影响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本文后面的估计结果也表明这3个变量显著影响了农户的培训参与，所以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变量描述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Table1 The description and summary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4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式（9）与式（10）中的2个Probit模型进行了联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影响因素逻辑关系图Figure1 The relation of variables

在培训参与方程中，本研究所选择的3个工具变量都显著影响了农户是否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农户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参与培训；若农户出售的粮食需要经过政府的农药残留检测，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培训；若农户所在村为新农村建设样板村，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培训。

其他解释变量中，农户的性别对培训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男性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培训。农户的农药相关知识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参与培训。此外，区域变量中，辽宁与四川2个省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辽宁与四川的农户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的比例更高。

表2 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Table2 Bivariate Probit estimation results

为了检验解释变量“是否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的内生性，表2中报告了Hausman检验结果，即检验式（9）和式（10）的误差项是否显著相关，如果相关则说明存在内生性问题[29]。检验结果发现，rho=0的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为3.90，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该变量存在较强的内生性。

对农户个人防护行为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接受过培训的农户更注重PPE的使用，以提高农药使用的安全性。这与现有研究的结果相符。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农药使用技能培训能够有针对性地为农户提供更多信息，帮助农户提高认知，增进农户对农药健康危害的了解，并建立农户的认知与农药使用行为之间的有效联系，从而规范农户的PPE使用行为，以减少农药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32-33]。由此可见，农药使用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安全性的关键。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影响农户个人防护行为的其他因素中，农户的性别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男性农户更注重使用PPE，可能原因在于，不同性别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之中的分工及信息来源等各不相同，因而使用PPE的决策存在差异。农业生产中，农药的喷施多由男性负责，男性农户与女性相比，更注重农药知识的积累，风险感知程度更高[34-35]，因此在喷药过程中更注重PPE的使用。其次，农户的农药相关知识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注重PPE的使用。该结论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现有研究指出，农药相关知识水平高的农户，更愿意按照指示及说明安全使用农药，并在使用农药过程中采用PPE进行防护[36]。此外，区域变量中，辽宁与湖北两个省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辽宁与湖北的农户更注重PPE使用。

为了检验忽略变量“培训参与”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我们将两类估计结果进行了比较（见表3）。结果表明，忽略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明显低估农药使用技能培训对农户个人防护行为的影响。表3中显示，没有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时，估计系数为0.63，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系数增加到了1.39。

表3 “培训参与”变量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Table3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variable"training"on the estimation results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基于全国五省1 153个粮食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药使用技能与农户个人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能够促使农户采取个人防护装备。此外，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还受到农户性别、农药相关知识水平以及区域变量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合理设计农药使用技能培训。本研究表明，农药使用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因此合理设计农药使用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的培训参与率，是规范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重要举措。

②关注女性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问题。本研究反映出男性与女性农户的个人防护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当进一步关注女性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问题，提高女性农户用药行为的安全性；

③加强农药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本研究还发现，农户的农药相关知识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的农药安全使用行为以及培训参与，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农药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增进农户对安全施药的了解，从而保障农户施药行为的规范性与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