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熙,陈伟宏 林越颖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0 引言

当企业考虑进军国际市场时，不得不考虑国际扩张是否有利可图,因此，理解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构成了实践者与研究者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早期研究较多探讨了国际化进程的节奏、范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果，考察国际化进程的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却相对匮乏，且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发达经济体企业样本，研究结论也尚未达成一致性共识[1-2]。针对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诸多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权变因素的挖掘[2]，但目前仍未有研究直接检验企业高管如何影响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一项理论探讨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Hennart[3]认为，前期研究低估了高管的角色。Vermeulen 等[4]在研究展望中提出，高管特征影响组织吸收能力，继而可能会调节国际化进程的速度、节奏与范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Sapienza等[5]指出，高管能力在国际化扩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因为高管能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促进新经营活动的建立与运作，并决定如何将组织活动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未考虑高管能力的情境影响，使得前期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解释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本文在探讨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CEO特征的情境影响来填补已有研究的缺口。当企业进行国际化扩张时，信息处理需求将增加并变得更加复杂。此时，企业CEO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一方面，CEO特征对国际化过程中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6]；另一方面，在崇尚权威、权力距离较大的中国市场，企业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CEO的反映体。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当企业的信息加工能力达到或超过信息处理的要求时，企业绩效将提高[7]。高层梯队理论也提出，为管理国际化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高管应具备能使他们有效处理信息的特征[8]。因此，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着重探讨以下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企业中，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上述影响关系是否会受到CEO特征的激发或制约？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企业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1 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

国际化扩张有助于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建立规模经济、增强市场权力以及获取高额回报等，然而，过快地国际化速度则会不利于企业实现高水平的绩效。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吸收能力的限制，企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有效率地解决一定数量的组织和环境复杂性，但快速国际化扩张将导致组织与环境的复杂性短期内急剧增加，因而将使得企业面临时间压缩不经济[4]。进一步地，在特定时期内，企业国际化速度越快，企业越有可能面临时间压缩不经济，从而越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水平。其次，虽然国际化扩张步伐的加快为企业创造了“先发优势”，但是，创造先发优势往往需要企业具备充足的资源来弥补缓冲 “先发” 失误所带来的冲击[1]，且竞争对手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中国际经验与知识较为丰富的竞争对手无法实现快速赶超。考虑到中国企业国际经验、知识的积累仍相对较少，国际化竞争实力难以匹敌发达经济体企业，因而中国企业可能难以获取“先发优势”。由于国际化扩张步伐越快，企业所面临的“外来者陷阱”与“新进入者劣势”越多。所以，在难以获取“先发优势”的状况下，企业国际化扩张步伐越快，快速国际化所带来的收益越难以弥补成本，最终越不利于企业实现高绩效水平。综上，本文提出H1：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国际化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实现高水平的绩效，即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显著负相关。

1.2 CEO特征的调节作用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CEO特征将塑造CEO的认知、看法，因而影响CEO容忍模糊性以及整合复杂性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与CEO的信息加工能力相关联。实际上，正如Cho等[9]指出，“高层梯队理论主要是一个有关信息处理的理论，高管在对自身所识别环境进行过滤后的基础上展开行动。”考虑到建立和运营一项国际业务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因而那些具有卓越信息加工能力的高管更能有效管理国际业务的复杂性[6]。所以，本文认为与信息加工能力有关联的CEO特征(年龄、任期、教育水平、国际经验以及是否两职兼任)可能会影响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1)CEO年龄的调节作用。年龄不同的高管框定、获取以及解释信息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年龄较小的高管，年龄较大的高管对信息或情报进行详细加工的可能性较低[10]，并倾向于固守已经僵化的认知模式，这限制了年龄较大高管搜寻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灵活性。此外，学者们还认为，相较于年龄较小的高管，年龄较大的高管具有更少的心理与生理耐力[11]，这将降低年龄较大的高管信息接收与处理的能力。所以，与年龄较小的CEO相比，年龄较大CEO在有效获取、组织、分析信息方面较弱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相对较差的决策表现。

企业国际化速度越快，CEO需要及时获取、分析的信息越多、越多元化。这可能限制了年龄较大CEO对各个东道国文化、消费者行为以及本地制度环境等的理解，最终增加了国际化扩张的成本、减少了国际化扩张收益。因而CEO年龄越大，越不利于企业在快速国际化过程中实现高水平的绩效表现。据此，本文提出H2：CEO年龄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2)CEO任期的调节作用。任期也将影响高管的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Weng等[12]认为，任期较短的CEO对外部信息保持较大的开放性，任期较长的CEO则可能缩窄信息搜索范围，并较少参与信息的收集与分析；Finkelstein等[13]则指出，任期较短的高管通常会给企业带来新的、多元化的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更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并倾向于建立一个较窄的参考框架来处理信息。在快速国际扩张中，企业需要广泛的环境扫描来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只有当企业充分收集信息、准确分析信息，继而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恰当的进入战略或运营模式时，实施快速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才能够有效降低“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陷阱”的负面影响。基于实施快速国际化扩张因而进入多个海外市场的企业信息处理需求更多、更复杂的信念[6],同时考虑到任期较长的CEO积极寻找多元化信息与分析信息的可能性较低[12]、处理信息的程序也较为固化，这将导致较高的国际化成本，最终更不利于企业实现高水平的绩效表现。据此，本文提出H3：CEO任期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3)CEO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一般而言，高教育水平的CEO更有能力吸收新技术、获得必备的知识以及更准确地处理和分析信息。Herrmann等[14]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管具有更大的认知复杂性，当问题复杂性增加时，高教育水平的高管更能发展出问题解决能力。其他研究则发现，高教育水平的高管具有更大的知识库，对多个选项进行系统评估的能力也较强[6]。因此，高教育水平增加了高管的信息加工能力以及对各种环境刺激进行准确辨识的能力。当企业进行快速国际化扩张时，需要同时应对多个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和制度[8]。由于该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管应具备能确保其有效处理信息的知识与能力。例如，对其他文化更强的开放性态度、更强的信息加工能力以及对变革的更强灵活性与可接受性，可能在确保企业在国际环境中获得成功扮演着关键角色[14]。据此，本文提出H4：CEO教育水平削弱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4)CEO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国际经验对高管的认知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国际经验与知识源于高管前期在风俗与习惯迥异的不同国家进行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它带给高管一个更具全球化的视野，并培养了高管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性态度与整合能力。Hutzschenreuter等[15]认为，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管更能意识到国际管理环境的复杂性，这提高了高管解决与国际运营活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能力，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克服国际化扩张中的“心理距离”[16]。此外，国际经验高管与海外市场所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对当地市场深层次信息的获取等。由于CEO利用国际经历所构建的关系网络能获取更多海外市场的信息与知识，这促进企业对国际投资选项的评估与选择[17]，从而使企业实施具有更高潜在收益的国际投资选项。另外，具有国际经验的CEO对不同文化、法规和市场风险的深刻理解，则帮助企业克服在海外市场经营的障碍，降低了整合与协调成本[6]。因此，CEO国际经验可能有助于降低过快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实现高绩效的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H5：CEO国际经验削弱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5)CEO两职兼任的调节作用。CEO两职兼任是指实践中一个人同时担任CEO与董事长的公司治理现象，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持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CEO两职兼任可统一指挥、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减少高管与董事会之间的纷争。然而，CEO两职兼任还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弊端，例如，在两职兼任的状况下，CEO的决策不大可能受到董事会的严格审查，继而导致了糟糕的决定。Boyd[18]认为，两职兼任可能会导致CEO在没有参考其他人意见的基础上独自采取行动。因此，两职兼任状况可能会限制CEO所获的、有关行业或国际化活动潜在机会的信息的类型和质量[6]。由于CEO无法单独意识到影响决策的所有因素，因而信息的类型偏少和质量的偏低，则可能导致两职兼任CEO制定并实施糟糕的国际化扩张战略，继而恶化企业国际化的表现。事实上，正如Sanders等[19]所认为的，在复杂环境中，例如跨国企业，公司可能需要更大的授权和责任分工。由于参与和授权的氛围构成企业协调全球整合与本地响应两种手段的有效方式，而全球整合与本地响应则在提升国际化企业的绩效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所以，CEO两职兼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过快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实现高绩效水平的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H6：CEO两职兼任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行业背景的可比性，排除由于行业背景差异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以2008—2016年在深沪A股上市的所有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三年的绩效平均值来反映企业绩效，因此样本基期为2008—2014年。参考相关主流文献的做法，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删除交易状态为ST、*ST和PT的企业样本；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企业样本；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通过上述筛选步骤，本文最终获得涉及77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2937个非平衡面板样本。

2.2 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Perf)。企业绩效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三类：销售利润率(ROS)、资产收益率(ROA)以及股权收益率(ROE)。考虑到 ROE受到企业权益和债务相对混合比重的影响难以进行跨公司间的比较[16]，因此本文采用ROS与ROA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此外，由于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短期与长期绩效影响存在差异，为了尽可能消除企业绩效的时滞问题，本研究在正文部分采用第t～t+2三年ROS的平均值表示企业绩效。

(2)解释变量：国际化速度(Doiv)。参考Xie等[20]的研究，本文采用一年内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变化来衡量企业国际化速度。其中，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方法前期多数研究的做法保持一致，采用海外销售收入与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

(3)调节变量：CEO特征。①CEO年龄(Ceoage)，以CEO的实际年龄衡量；②CEO任期(Ceotune)，采用CEO在现有职位上的具体任职年限衡量；③CEO教育水平(Ceoedu)，CEO学历编码如下：1=中专及中专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5=博士；④CEO国际经验(Ceoie)，若CEO具有海外求学或海外工作经历，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⑤CEO两职兼任(Ceodua)。若CEO同时担任董事长，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参考前期研究，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①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期末总资产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②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上市年份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③资产负债率(FL)，采用企业期末负债总额与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④产品多元化(Div)，采用熵指数衡量；⑤所有权性质(Sta)，若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⑥董事会规模(Bodsize)，采用董事会人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⑦董事会独立性(Bodind)，采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表示；⑧CEO变更(Ceobg)，若该企业当年CEO发生了变更，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⑨市场竞争强度(Hhi)，采用行业(SIC三级代码)内所有上市企业所拥有市场份额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此外，本研究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时间的固定效应。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系数表

由表1可知，CEO年龄、CEO任期与CEO教育水平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CEO两职兼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CEO国际经验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调节与相关性分析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3.2 回归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为了确定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先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本文对变量数据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②为了避免乘积项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在构造乘积项之前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③由于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等问题，同时也为了避免因为遗漏解释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使用Stata/MP 13.1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进行估计。

表2列示了国际化速度(Doiv)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CONTROLV统一表示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年份虚拟变量以及常数项。由模型(2)的检验结果可知，国际化速度(Doiv)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eta=-0.0368，p<0.01)，并且在后续的模型中依然稳健。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速度越快，越不利于企业实现高水平的绩效，从而支持了H1。

由模型(3)的检验结果可知，CEO年龄(Ceoage)和国际化速度(Doiv)的乘积项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beta=-0.0013，p>0.1)，因此H2未得到支持。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一方面，尽管年龄较大的CEO在有效获取、组织、分析信息方面较弱的能力，因而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过快的国际化速度对企业实现高绩效水平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根据针对CEO年龄与风险承担的文献可知，随着CEO年龄的增长，CEO实施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将降低[21]。考虑到快速国际扩张伴随着更高的风险[16]，因此，CEO年龄较大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会相对较慢，从而间接抑制了过快的国际化速度对企业实现高绩效水平的不利影响。在上述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最终使得CEO的年龄未能对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由模型(4)的检验结果可知，CEO任期(Ceotune)和国际化速度(Doiv)的乘积项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eta=-0.0053，p<0.05)。这一结果表明，CEO任期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H3。

由模型(5)的检验结果可知，CEO教育水平(Ceoedu)和国际化速度(Doiv)的乘积项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beta= 0.0034，p>0.1)，因此H4未得到支持。一个潜在的原因是：随着企业对CEO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可能使得企业间CEO的教育水平相差不大。另外，CEO进入公司工作后常常为追求高学历而取得高学位，但由于CEO的工作通常较为繁忙，因而他们可能并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新知识、新观念与新技能，这意味着高教育水平可能并不代表高的认知能力等，因而CEO教育水平未能起到预期的削弱作用。

由模型(6)的检验结果可知，CEO国际经验(Ceoie)和国际化速度(Doiv)的乘积项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beta= 0.1230，p<0.01)。这一结果表明，CEO国际经验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H5。

由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知，CEO两职兼任(Ceodua)和国际化速度(Doiv)的乘积项与企业绩效(Perf)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eta=-0.0722，p<0.01)。这一结果表明，CEO两职兼任增强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H6。

表2 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ROS)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t值；上述模型为经过Driscoll-Kraay标准误调整后的结果。

3.3 稳健性检验

在此以三年ROA的平均值衡量企业绩效，重新回归分析后的结果再一次有力支持了本文H1、H5和H6。虽然H3未得到显著支持，但CEO任期与国际化速度的乘积项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系数仍为负。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化速度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在CEO任期较长或CEO两职兼任的企业中，过快国际化扩张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将增强；在CEO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中，过快国际化扩张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将减弱；CEO年龄与CEO教育水平在过快国际化扩张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中未起到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为：首先，通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本文扩展了前期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而相较于国内仅有的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两篇经验研究[1-2]，本文考虑到了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性，因而将企业绩效处理成三年平均值所得到的研究结论理应更具解释力与可信性。其次，本文识别并检验了CEO特征对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的情境影响，这有利于明确国际化速度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边界条件，并深化了文献对CEO特征在企业国际化进程所发挥何种作用的理解。在探讨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高管特征作为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可能会影响最终的企业绩效[4]，但该问题未得到实证检验，所以，本文将CEO特征纳入研究框架构成了填补该研究缺口的一个有益尝试。

本文对实践的启示意义为：首先，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企业不宜实行“激进”的国际化战略，而应该根据国际化竞争态势审时度势，逐步推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步伐，以避免“欲速则不达”的状况；其次，对那些立志成为CEO的管理者而言，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他们自身特征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相匹配时的好处。例如，管理者应考虑接受国际外派任务，因为这种国际接触能增进他们对跨文化的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信息加工能力；最后，CEO通常是公司的核心决策者，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董事会在任命CEO之前应充分考虑候选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