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新皓

《莽》是一个大约15年的摄影创作计划，以摄影、视频、纸本、装置为主，辅助以相关的文章写作。该计划从2013年9月第一次进入莽人村落开始算起，现在已经拍摄了四年多。之后还准备进行约十余年的调查、拍摄和记录。

莽人是生活于中越邊境上的一个人数极少的族群，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形成之前便一直在此迁徙游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生存策略。古时，莽人为避免和其他族群接触，一直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的高海拔原始森林附近生活，通过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来获取生存所需的口粮。由于生活艰苦，莽人的人口增长率很低，加之时常爆发的瘟疫，这个族群的人数一直被限制在极低的数量上。在1950年人口统计时，中国境内的莽人共有59户，291人；2003年人口统计时，也只有107户，651人。越南境内的莽人人数没有具体的数据，估算不足4000人。

莽人最初进入国家的视野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进行民族调查时，调查队在老林中“发现”了莽人，但当时错误的将莽人归类为拉祜族苦聪人。1958年底至1959年初，政府动员莽人出林定居，将散处在原始森林中的14个居住点合并为南科新寨、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和雷公打牛村等四个自然村。此时，莽人受到周围民族的影响，开始开垦简单的水田，并建造稍微复杂的杆栏式建筑。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改变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国家开始推进“莽人克木人发展工程”，投入了两亿元的资金，通过国家工程的方式，规划了龙凤村（南科新寨）、牛场坪、坪河中寨三个居住点，统一修建起白墙黑瓦的别墅式房屋，安装了卫星电视，并重修了通往这几个定居点的弹石路。在民族身份上，国家也从这年起，将莽人归入到布朗族中，从此他们身份证上都被印上布朗族的字样。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莽人的生活方式在国家的介入下发生了剧烈改变，直接成为了国家所适应的规范的基层治理单位。

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族群往往被规划出一个简单、易于治理的，而那些多元的、模糊的、不可控的组织和生计模式被大刀阔斧地移除。这和一百多年来现代主义推进的模式是一致的。随着前现代的模糊疆域被逐步转变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明确的神圣边界，莽人的生活与身份认同也逐渐改变。在通常的叙事中，这是一个前现代族群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的过程。然而，与此叙述相平行，我们却可以察觉到另一条线索：莽人在使用自己的实践策略，游走于国界之间，瓦解着国家意义上的象征空间；他们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废墟中重新分配意义，制造和言说着新的传统，使清晰的空间重归模糊，让明晰的意义再次混杂。或许，莽人的行为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谱系中：这是从社会群体的诞生之初就与之一同诞生的对群体治理的抵抗，是自外于谷地文明的遥远的山地生存。

要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形成进行梳理。从地理上看，云南近乎亚洲的中心位置。古代的氐羌民族从北方迁徙至南，与散居于华南至东南亚一带的“百越”“百濮”民族正好在云南相交。从文化上讲，北方的藏传佛教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的汇合点正处在云南，而由东而来的道教影响与由西南而来的南传佛教的影响也正好相交于云南境内。由此，云南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生态。云南多山，河流自北向东南流淌，这些在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民族格局便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立体分布，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实际上，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框架中，这片山地与东南亚北部山区一并组成了被称之为佐米亚（Zomia）的区域，而它形成了典型的山民社会的地理基础。这片崎岖的区域一向是古典谷地国家难以进入的地带，在这里，那些试图从基于稻作的谷地文明中逃离的人群选择了一种具有高度移动性的生存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分散而非集中；选择简单而灵活的耕作方式而非固定的稻作模式；建构了松散的组织形式，而非集权的复杂政体；甚至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他们舍弃了曾经存在的文字，而选择了口传式的历史传承，从而能在一两代人间建构出新的身份与族群认同。地理的遥远会同着这些社会的组织模式，使得佐米亚的山民们在工业社会前一直保持着较为独立的身份，而难以被整合到谷地国家基于稻作和官僚系统的治理术中。然而，这些情形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改变。新生的民族国家与其新的治理技术一起，开始渗透至其最边缘处，将这片曾经遥远而模糊的山地转变为那条神圣而清晰的边界。而身在其中的佐米亚山民们则必然面对着新的文化冲击，需要以此为背景重新建构新的生计模式和身份认同。莽人正是这些处在文化变迁中的山民的典型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会被完全卷入某种强势文化的同质化中，抑或在文化的冲突中重新建构出新的传统？面对民族国家叙事中越来越清晰的空间，佐米亚的流动性是否会彻底消失，抑或莽人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实践战术，以在局部消解或创造性地重述这些被给定的战略平面？而新的治理技术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临，使得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而在此过程中，他们能否继续维持或者创造族群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或者说，这样的共同体是否能够持续地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是否会有新的共同体被创造与整合？

我对莽人的兴趣由此而起，它涉及到我学术兴趣的多个方面，即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现代化、知识建构与空间生产。莽人是一个太典型的案例：一个长期没有被界定民族成分的未识别民族，一个分布在两个民族国家边界上的族群，在两个国家同时推进的现代化的情况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也许正是讨论这问题最合适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

我的工作方式可以说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艺术创作。我以每次两周左右的时间，每年去莽人村落和周边区域六次左右，共计两到三个月。我习惯的方式就是先通过阅读与研究，结构出一个框架—一个临时性的，但却是必要的框架、筹码性的框架。之后，便是带着这个框架进入田野，把自己抛入现场之中，抛入到未知和失算之中，抛入到谋划所不能及的领域，一种个体和世界摩擦的领域。此时，疲惫来临，虚弱来临，而框架开始朽坏、破碎和失效，然而它却在此过程中交换来了一种仅仅由此才成为可能的体感。这种体感将重塑起新的框架，进而在身体和世界的相互对峙与最终的和解（或者是更深的对峙）中，作品被完成。由此，作品也将不再是简单的谋划之文本，而是在身体与世界之间、在知识和作为非知的内在经验之间的具有间性的凝结核。我认为唯有如此，作品才具有超越个人，同时也超越知识的意义。

在拍摄的前三年（2013-2016）我尽量减少框架性的预设，而只是进入田野，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参与莽人们的活动，包括在村落附近和进入老林中的生计活动。而从2016年下半年，我开始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框架组织，将整个莽人项目以问题的形式进行划分，拆分成若干针对某个问题，可独立呈现的小单元。而这些小单元之间又能够进一步构建联系，在更大的框架中成为一个整体。具体而言，我将这个整体计划按照问题，拆分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渐呈现。其中，第一个部分“狩猎：一种当代知识的制造”已基本完成。在这个部分中，我考察了狩猎行为：这种普遍上被言说为传统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当代知识，它以类似于现在的形式进行实践的时间不早于上世纪80年代。更准确的说，这种行为来自于传统知识在外来知识中的投影，是一种知识制造的实践（而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核心）。第二個部分“国境线：空间的制造实践”是当下正在重点拍摄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我会考察一种中性的空间是如何被民族国家的话语所构建为特殊的空间，而莽人又是如何在这些因历史而形成的空间中进行自己的实践，如何去用行为在这样的空间中进行书写，并进而策略性地制造出一种具体的地点。而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部分中，我会进一步考察国家的治理技术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这片边疆区域，而莽人们的生计又是如何在此过程中被卷入某种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之中。类似的小单元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