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金英

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师范学校内出现一份抗日的通俗报纸—《老百姓》，创办人是共产党员李敷仁和一群热心这一事业的人。初为八开两版、旬刊，后扩充为四开四版，周报。该报栏目丰富，有社评、时评、短评、述评以及一周战事、社会情况、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1940年4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手续不全”（根据李敷仁发表于《老百姓》1940年4月6日的《与读者告别》）为由勒令《老百姓》停刊，此时共出版113期。

《老百姓》在没有代销处、发行网的情况下仅创刊三个月，在陕、豫、晋的销量已达1500份，1938年4月增加至6000份，到一周年时已发行至1万份了。（根据曹晶晶《报纸“通俗化”的典范：抗战时期<老百姓>报》，《新闻界》2013年第8期）不仅行销国内13省，还传播至美、英、加、匈、法、瑞典等国家。（根据傅国涌《李敷仁与（老百姓）报》，《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瑞典有三家报纸转载了《老百姓》的文章，莫斯科选订的14种中国报刊里，就有委托商务印书馆代订的《老百姓》。（根据朱玲、刘小勇《从（老百姓报）看报纸如何贴近大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当时《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5月15日刊载的文章提及：“西安出的《老百姓》在乡下销路很好，一般农民即使不识字的，都很留心它；常常在报纸刚一寄到的时候，就被抢着拿走了。”重庆的《爱国公民报》1940年5月6日也刊文称：“在西安发行一百一十三期印出五百万份以上的通俗报《老百姓》报在西北战场可算是、洛阳纸贵，有时还誉满中外。”（刘荣庆《李敷仁和他主办的<老百姓报）》，《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1期）此处“五百万”之说浮夸了，应为100多万。

李敷仁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关于《老百姓》的总结文章《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概括其成功经验就是一条：“我们的报纸要彻底交给人民，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他写道：“要给老百姓走路，然后才可以教育老百姓，组织老百姓，发动老百姓的。”“报纸最要紧的一点，是讲老实话，老实话最能‘感动人。人民一动，还有办不到的事吗？”

在该报第二期的刊头语中，李敷仁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李敷仁以“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坚持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事，把抗战的大事、政府的法令，具体简单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疾苦，也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以使政府能经常地“洞悉民隐”。

为了更好地在老百姓中传播，李敷仁及其同仁提出了独到见解：“标题”要扼要、通俗、显火、有吸引力；“文字”要简明具体、活泼有实际、轻松有主张，千字最长，因为百姓没有多少时间看或听长篇大论的文章：“用语”要以一般百姓的语言习惯为准，尽量采用方言土语，多采用一些有韵的形式，特别是对民歌、民谣、民谚的整理与运用。（同上引自朱玲、刘小勇文章）在李敷仁看来，“民谣、民谚蕴含着老百姓的人生观、处世哲学，通俗文章有了它，好似厨师的一把盐，使得菜肴别有风味。”（同上引自曹晶晶文章）《老百姓》大胆采用童谣、劝善调、数来宝、谷雨歌、秦腔、独幕剧等形式，还搜集整理了一大批陕西地方的民谚、民间俗语，产生了非常不错的传播效果。如1939年春节刚过，日军出动飞机狂炸西安，李敷仁即用通俗的十言“劝善调”，写下《西安被炸记——死伤六百人，炸坏千问房》：“众同胞且坐下听我奉劝，听我把炸西安细表一番。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日军阀是禽兽全无心肝……”又如描写国民党抓丁和新兵挨打受骂、无人关心的非人生活的数来宝《百人頭上汗》：“村中补训处，连长貌狰狞。新兵百余个，个个有苦情。两顿包谷糁，肚胀眼塔坑。生冷莫人管，十人九病客……”（孙帅《国民党仇视的（老百姓>报》，《文史博览》2016年第5期）另一篇诉说雇工疾苦的短文《续伙纪生活——长工活慢慢磨》就直接取自陕西民谚“长工活，慢慢磨，大麦珍子柳木杓”，以道长工生活的艰辛。

《老百姓》最富特色的活动是开办读报会，先后成立了37处读报会，登记会友2000多人。第一期《老百姓》报头旁就印着标语：“识字的人，请念本刊文字给不识字的人听，并请讨论本刊所提的各种问题”。当时长安县草滩镇东明小学的师生经常集体读报，还把报纸经常拿到镇周围，念给老百姓听，并讨论报上的各种问题。咸阳等地的一些乡村小学教师，还将《老百姓》选作教材，有的人还用大字把一些社论文章抄出来，贴在村中间显眼的山墙上。在集镇的茶铺里，热心的人也爱把报上的顺口溜、民谣、快板、谚语念给农民、士兵听。看到群众的热情支持，李敷仁于是草拟一份“规程”，将原处报纸二版下半版的“老百姓阅读会”（读者来信专栏）办成了指导实际生活中的读报会的栏目。参与者有激励措施并实行评比：“凡爱读本报者可成立‘读报会，由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听？？免费赠阅报纸若干：‘读报会应把当地的生活、社会上的与老百姓有关的事，写成稿子投给报社（错字粗话一概欢迎）”（安升迁《<老百姓报>的读报会》，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第38辑）。报社除按规定向各读报会赠阅报纸外，还帮助读报会解决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实际困难，如介绍老师、购寄文具书刊，解答问题等，有会友到报社来，报社都做热情接待。老百姓也积极回馈报社，1939年初报社收到全国各地老百姓捐款3000余元。

《老百姓》的成功办刊引起了报界的广泛关注，当时退守到广西桂林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刊物《农村工作者》曾总结了《老百姓》的四大特点——用言、用韵、与农民生活联系密切；刊登农民抗战战事（同上根据刘荣庆文章）。抗战期间全国以《老百姓报》为蓝本的报纸有十几种，例如1938年福建永安的《老百姓》（福建省教育厅办）、闽北根据地的《老百姓报》（共产党办）、1941年鄂豫边区《老百姓》报。

《老百姓》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学者傅国涌赞誉其“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至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同上引自傅国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