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大勇 谭彦 华佳 编辑/白琳

数字财富管理（Digital Wealth Management），以数据和技术驱动的端到端的旅程创新为价值定位，面向价格敏感、便捷性诉求高且乐于尝试用技术创新进行财富管理的客户，通过互联网、移动端，以视频和机器人等为交互手段，提供简单易懂、信息透明、相对更标准的产品，随时随地给客户以高效、便捷、透明的服务体验。

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对金融需求的爆发性增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在过去五年中蓬勃发展。其中，财富管理的数字化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亮点。在迅猛发展下，新概念、新模式、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上，但同时也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和发展的隐忧。

全球数字财富发展方兴未艾

从全球来看，截至2017年，美国、中国、英国及新加坡这四大主要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产品线上化销售规模已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的规模超过了2万亿美元。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及财富管理产品线上化销售渗透率已同美国比肩，位居全球领先地位（见附图）。

通过研究全球四大主要市场数字财富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四大要素：财富积累、科技基础、市场规范、客户成熟。

美国：科技公司突破主流机构主导的发展路径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美国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的繁荣发展主要得益于三大驱动因素。第一，美国中产阶层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转向以低廉佣金为核心优势的折扣券商、在线券商的服务，其对线上化财富管理的接受度高，对低费率的诉求也极高。第二，美国中产阶层需自主管理部分退休金账户的投资，由此也产生了较为旺盛的投资顾问需求。第三，美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上的研发和应用领先全球，为数字化财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美、中、英、新四国财富管理规模及线上销售渗透率（单位：万亿美元）数据来源： BCG

从市场竞争格局看，在2010年前，四大证券经纪商和传统财富管理机构占据着美国财富管理市场的主导地位；2010年后，则以Wealthfront和Betterment为代表的财富科技公司实现了迅速崛起。这些公司以大众富裕人群为目标客群，以低费率、低门槛和自动化的投资管理组合为卖点，实现了资产管理规模的迅速增长。主流财富管理机构迅速意识到科技在数字化财富管理上所具有的巨大推动能力，将进一步扩展客群，实现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服务存量客户，因而纷纷以自主研发或并购的方式跟进。2013年至今，先锋基金（Vanguard）、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富达投资（Fidelity）、美银美林等，纷纷推出低费率、低门槛的智能理财产品，以抢占市场。贝莱德集团（Black Rock）于2015年收购财富科技公司Future Advisor，进一步强化其技术能力，确保在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增量突破和存量优化的双轮驱动下，主流机构迅速重新主导了市场的发展。

面对繁荣发展的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美国监管当局始终坚持框定范围、制定规则、反垄断的职责，着力推动市场的有序发展。在对财富科技公司的监管上，2016年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发布调研报告，指出算法和投资组合设计是财富科技监管的两大重点关注方向，确立了部分领域的有效实践和原则。2017年，美国证监会发布《智能投顾监管指南》，将智能投顾公司定义为应用科技工具的注册投资顾问，将其纳入到已有的投资顾问监管框架。此外，美国证监会也发布了《智能投顾投资者公告》，向个人投资者详细解释了智能投顾的运作原理，进行投资者教育。除监管财富科技公司外，美国监管当局还不断完善财富管理的合格投资人制度，旨在匹配投资产品风险和个人的金融投资认知水平，减少不适当投资。2015年，美国证监会颁布《合格投资者定义审查》，建议大幅提高合格投资者的年收入门槛到75万美元和净资产门槛到250万美元；同时还建议，增加证券资产总额、金融专业知识等认证方式，以替代单纯的财富门槛。

英国：监管政策规范市场，催生数字财富管理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于2006年颁布的《零售分销审查》（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历经6年的波折，于2012年年末正式实施。然而其在解决了独立理财顾问（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IFA）市场问题的同时，也造成大量大众财富客户由于对IFA专业能力的不认同和新收费模式的不接受，而无法继续享受财富管理服务。这一由监管改变而突然出现的市场空白，激发了一批利用财富科技提供B2C服务的财富科技公司的兴起。以低费率、低投资门槛、智能投资组合推荐和高度透明的信息展示等为核心卖点，英国财富科技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迅速增长。其代表公司Nutmeg的资产管理规模，在2017年已达11亿英镑。

英国金管局迅速关注到了数字化财富技术的巨大潜力，并在2016年3月发布《理财顾问市场回顾》，承认“自动化建议模型”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缩小服务缺口的有效途径。此后，金管局通过与16家财富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迅速设立了Advice Unit，用以推动数字化财富管理技术的发展，回应财富科技公司在实际运营中面临的监管问题，完善相应的监管框架；另一方面，又设立了突破性的监管沙盒，并接受金融科技公司的申请。

监管的积极态度和适当的措施，促成了数字财富管理的二次爆发，传统金融机构纷纷跟进。2016年后，英国老牌财富管理公司Hargreaves Lansdown和Brewin Dolphin上线类智能投顾产品，起投门槛和费率远低于以往水平；瑞士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也相继推出低门槛、低费率，应用智能投顾技术的数字财富管理产品；而英国保险公司Aviva则收购了财富科技初创公司Wealthify等。

新加坡：严格监管的同时通过沙盒探索创新

新加坡在数字化财富科技的发展上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与客户基础。同时，新加坡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离岸财富中心，瑞银、瑞信、高盛、摩根大通等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均在此市场上表现活跃。但这些机构主要关注的是高净值私行客群，引入的财富科技也多应用于对私行客户的服务。如瑞信于2015年3月针对私行客户推出瑞信私行亚洲数字化平台服务，通过财富科技智能匹配与客户资产配置相关的策略建议，进行精准推送。2015年，在全球财富科技发展大潮下，诸多新加坡本土科技公司关注到大众富裕客群在需求与供给上的缺口，开始为主流财富管理机构提供智能投顾等技术支持和贴牌服务。新加坡市场培育了Bambu、WeInvest等较为知名的B2B财富科技公司，成为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财富科技活跃市场。

新加坡金管局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严格准入标准。在混业监管模式下，新加坡金管局对国内所有金融机构履行功能管理职能，对包括银、保、证、财富管理机构、信用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准入设立了严格的标准，并进行牌照控制。在财富管理领域，需要获得金管局批准的投顾和资本市场服务牌照才能提供针对零售客户的线上或线下财富管理业务。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监管具备科技前瞻性和适变的能力，是全球最早引入沙盒监管的国家之一。在金管局限定的业务范围内，在确保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入选机构将财富科技创新迅速落地，随后根据业务的运营情况决定是否推广。目前金管局已在审慎选择下开始发放首批三张智能投顾牌照。Stashaway成为首家获得该牌照，并可服务零售财富客户的财富科技公司。

中国数字财富管理进入新时代

过去五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在以下两方面为数字财富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培育了整个市场对于线上化金融、线上化理财的接受度，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线上化理财接受度最高的市场，为数字财富管理未来的高速发展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也产生了第一批独立互联网理财平台，截至2017年底的管理规模已达到6000亿美元，与五年前的百亿级美元管理规模相比，年化增速超过了50%。

不过，若单独对比中美独立互联网理财平台的管理规模（独立互联网理财平台通常被认为最接近数字财富管理模式），美国的独立互联网理财平台管理规模在 2017年已达3.3万亿美元，渗透率达35%，远高于中国的0.62万亿美元和10%。此外，中国独立的互联网理财平台的业务中，以现金管理为主要目的，对流动性管理诉求极强的各种“宝宝”类产品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而此类业务并不符合真正的数字财富管理。因此，中国真正的数字财富管理规模更小，有待发展。

市场层面：亟待规范

中国数字财富管理蓬勃发展，促进了市场产品的丰富度和四类机构的兴起，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刚兑环境下的高速发展存在隐忧。目前，商业银行理财、信托、券商集合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专项资管计划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刚性兑付的预期。

二是销售导向无法做到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当前，投资者很多时候处于被动接受现有产品模式而非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投资规模主动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理财产品。此外，佣金模式也使客户经理在销售过程中难以将客户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进行产品推荐，而是根据佣金回报率的高低向客户推荐理财产品，存在销售适当性问题，其推销的产品未必真正适合客户需求。

三是机构能力良莠不齐。如部分平台以金融科技为市场营销的工具而非业务改造的引擎，并未通过技术和数据真实创造价值。再如一些平台将数字财富管理作为揽存放贷的手段，存在误导销售、缺乏有效风险控制、偿付能力与业务不匹配等情况。更有甚者，以通道嵌套、虚构项目等方式实现监管套利，罔顾投资人利益，如多个P2P平台“跑路”事件等。

客户层面：不成熟的投资理念

在客户层面，中国投资者自主性强，半数以上选择依靠自主分析进行投资；偏好固收类产品且产品选择单一。根据调研，中国客户投资去向中，固收类产品占比超过80%，成为绝对的主力。其固收类产品投资占其总投资比重超过50%的客群已占总人数的85%。在过去刚兑的环境下，客户明显偏好固收类产品。

与中国整体客群类似，中国互联网理财客群的固收类产品占资产比重的总和也达到73%，互联网并未影响投资者对固收类产品的偏好。相较于整体客群对银行存款的依赖，互联网理财客户仍倾向于投资货币基金和银行理财等固收类产品。

中国客户对风险的意识仍停留在机构刚兑能力上而非投资标的上。不同于欧美市场的投资者，中国市场有84%的投资者，其主力资产配置的平均投资期限分布于3—12个月之内，展现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短期投资盛行。

监管层面：整体趋严，新规推动市场转型

2017年以来，监管愈发严格，银监会开展“三三四”检查，坚决整治，不留余地。 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 （即29号文）等文件的出台，进一步释放出对资管行业监管收紧的信号。未来将是牌照监管、行为监管及穿透监管“三管齐下”。

从本质上看，资管新规对于数字财富管理主要有三点影响：一是规范投资主体，提高合格投资人门槛，投资理财更注重适当性；二是加强机构监管，提升第三方独立性；三是重塑行业生态，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引导理财业务回归资产管理业务本源。

中国数字财富管理模式在过去五年发展迅猛，已在全球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监管对市场的逐步规范，互联网理财客户的基础，金融机构对技术的拥抱度，都为未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起步期，销售导向、刚兑产品主导市场的局面尚未打破；财富管理客户尚未成熟，中产及以下客群的理财习惯尚未养成，对财富管理的信任基础存在隐忧。另一方面，基础的现金管理、单纯线上交易，仍在数字财富管理中占据较大的比重，科技与数字化对财富管理的本质改造尚处在起步阶段。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数字财富管理模式，都处在思变与应变的关键节点。

面向未来，中国投资者对财富管理的信任基石将从对机构刚兑能力及与客户经理的关系向科技赋能的专业能力转移，从而对机构提出新的能力要求。相信真正代表客户利益、以开放模式打造生态系统、重视客户价值管理、强化投研投顾能力、提高技术应用能力、拥有灵活组织的竞争者，将在数字财富管理的竞争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