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北京10004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用工成本较低的优势，开拓国际劳务市场，劳务输出规模不断增长，范围扩大至全球。从1995年至2015年，中国年末在外的劳务合作人员数量从22.6万增长至61.8万，二十年来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1%。然而，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规模增速明显回落，2016年出现了显著的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跨出国门“打洋工”的趋势将发生转变？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中国劳务合作规模？未来中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会由哪些力量主导？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宏观和微观因素等方面探讨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动因。获得更高工资收入、就业岗位和晋升机会等是劳动力跨国流动最主要的微观经济原因（Todaro and Harris，1970[1]；Salt，1988[2]），流出国与流入国之间的经济因素差异形成了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基础“推力”和“拉力”（Ravenstein，1889[3]）。这种推拉力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表现为人均GDP水平较低、失业率较高、劳动力供大于求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会向其他经济体输出更多的劳动力（Bauer and Zimmermann，1999[4]；Papapanagos and Vickerman，2000[5]）。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两大宏观经济因素也对劳动力跨国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质为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联。普通劳动力跨国流动与贸易存在互补的关系（Maurice，1999[6]），由于劳动力跨国流动会增加输出国的外汇收入，从而增加投资和出口贸易，因此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外流（Connell and Conway，2000[7]），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在长期中两者具有替代关系（Russell and Teitelbaum，1992[8]），出口贸易的增加会阻碍该国劳动力的流出，进口量的增加则会促进劳动力的反方向流动（Kim and Mi，2012[9]）。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与劳务输出之间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张志新，孙照吉和高小龙，2016[10]），出口贸易的扩张导致了劳务输出人数的增加（李礼，2004[11]），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但这种关系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湛泳和李礼，2006[12]）。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跨国流动会产生“工作消减”和“工作创造”两种相反的效应，其综合影响在不同经济体的表现并 不 一 致（Hawkins，1972[13]；Elena，Nazaria and Giovanni，2006[14]）。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替代效应并不显著（张志新，孙照吉和高小龙，2016[10]），海外中资企业为中国劳动力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多机会，两者具有互补性（黄晓芯和高佩娟，2006[15]；杨云母，2007[16]）。

在非经济因素中，劳动力市场准入政策是影响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主要力量，尽管劳动力跨国流动能够实现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整体帕累托改进（Bhagwati and Srinivasan，1971[17]），但是由于受益和受损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Bonin，2005[18]），大多数国家仍然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行限制，从而导致流动成本提升，限制了劳动力跨国流动（Moses，2006[19]）。中国劳务输出的管理体系和移民政策存在较多问题，成为中国劳动力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限制（金锐，2005[20]）。也有部分研究者从职业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等角度研究了劳动力跨国流动的非经济影响因素（Con⁃radson and Latham，2005[21]；Tseng，2011[22]），但由于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和高技能劳动力群体为样本，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的借鉴意义有限。

二、理论框架

目前关于中国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案例分析、简单数据统计和政策说明的层面，少量文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人均GDP水平、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因素的对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但由于选取的样本数量和时间跨度较短，使得研究的系统性和结论的完整性存在欠缺。在理论框架上，由于根据“推拉模型”建立的实证分析模型建立在微观和宏观因素的分析框架上，没有纳入结构性因素，因此无法观察中观产业结构变动对跨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然而实际中，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国际间转移是影响跨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力量。基于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丰富，但所选取的模型没有综合其他各类因素的影响，并且选用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或只选取出口因素作为国际贸易因素的代理变量，因此可能造成结论的有偏性。对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5～2015年间包含10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人口规模及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和工资价格、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资本和跨国投资、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地理差异等因素对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由于参与国际劳务合作的中国劳动力大多为普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比重极小，且输出方式以短期为主，因而主要研究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职业发展、生活质量等主要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和长期移民的因素暂不纳入其中，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在微观因素中，工资水平差异作为影响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最重要因素，主要通过“推力—拉力”模型的微观机制产生影响，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对劳动力更具吸引力，而中国国内工资水平的相对提升则将减缓劳动力跨境流出的速度。

在中观因素中，产业结构变动将影响一国不同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相对不足的产业如果无法获取足够的国内劳动力或者用工成本过高，就会转向使用跨国劳动力。产业就业偏离度正偏离越高的部门，其就业吸纳能力越强，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往往表现为第二产业中低技能岗位使用中国跨国劳动力，而后工业化国家则表现为第三产业中的低技能岗位需要中国跨国劳动力填补，就业产业转移效应将传导影响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

在宏观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对于长期劳动力流动具有基础性作用，人口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一般较难形成长期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跨国输出；而人口结构，尤其是以老龄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衡量的人口红利一方面决定了劳动力供给质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相关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老龄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为维持经济正常运行，需要更多地雇佣外来劳动力，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则较少使用跨境劳动力。经济总体规模的作用机制与人口规模存在相似性，而人均产出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这将影响其跨境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尤其是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并非呈现简单的直线相关性，而是表现为普通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分化的发展趋势。上述两类宏观因素均通过“推力—拉力”模型的宏观机制产生作用。

投资和国际贸易两类因素在分析框架中也属于宏观因素大类，但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资本形成对跨国劳动力需求的作用表现为创造效应和消减效应，前者主要是投资总量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后者则是投资增长带来劳均资本水平提升，而资本替代劳动将削减劳动力总需求量。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跨国投资一方面可能通过上述“创造-消减”效应间接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中资企业中国雇员增加而直接产生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海外中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直接效应的作用可能持续显现。因而投资因素对跨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需要综合直接和间接、正向和反向作用进行综合评估。同样，国际贸易对跨境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也表现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种反向的影响，中国对伙伴国的进口和出口水平差异将影响跨境劳动力流动规模。

三、实证研究

（一）回归模型

依据理论框架，首先构建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影响因素的混合估计模型，具体形态如下：

其中，应变量intscit表示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规模，用中国输出至各国的劳务合作人数来表示，xit表示影响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各类因素（具体见表1），eit表示随机误差项；下标t表示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5～2015年，i表示样本国家编号，共有103个国家和地区，j表示解释变量编号，依据模型选取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面板数据的特性，需要检验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其中固定效应又包括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对于可能同时具备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特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使用F检验来判别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有效性，LM检验判别对混合估计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有效性，Hausman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适用性（Baltagi，2005[23]；李子奈和叶阿忠，2000[24]），相应的时刻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为：

其中：

随机效应模型形态与（1）相似，但误差项在时间和截面上都相关，因此用3个分量表示为：eit=ui+vt+wit，其中 ui～N（0，su2）表示截面随机误差分量，vt～N（0，sv2）表示时间随机误差分量，wit～N（0，sw2）表示混和随机误差分量，同时假定 ui、vt和 wit之间互不相关，各自分别不存在截面自相关、时间自相关及混和自相关。

（二）数据描述

依据回归模型提取样本信息后发现，有效的总样本数为2163个，样本时间段分布为1995～2000年31.0%、2001～2005年24.9%，2006～2010年21.9%，2011～2015年22.2%；地区分布为亚洲25.3%、非洲28.9%、欧洲18.4%、美洲18.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国8.1%。1995～201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去往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数最多，占全球总量的78.1%左右，其次为美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前三个地区增长明显，后两个地区相对平稳，没有显著增长趋势（图2）。

图2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人数（1995～2015）

图3 人口老龄化和工资增长率（1995～2015）

从人口老龄化状况来看，各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平均占比从1995年的6.4%增长至2015年的8.3%，中国1995年的比重为5.9%，并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从2002年开始超过各国平均水平，2015年增长至9.6%，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各国平均水平（图3），人口抚养比同样反映出中国及全球的老龄化趋势，且中国速度更快。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跨国劳动力需求较高，而中国在20多年间却呈现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和国际劳务输出同时增长的态势，在全球各国中较为特殊。从劳动力价格来看，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在过去20年间达到了年均14.7%，而各国平均增长率为4.3%，中国工资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图3）。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国工资水平差距的缩小通常意味着引起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微观经济因素发生改变，因此会减缓输劳动力流出。然而，中国国内的工资增长相对全球而言更快，而劳动力输出为什么没有减少？是已有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还是作用影响尚未达到时间拐点？值得进一步分析。

从投资和进出口状况来看，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各国平均水平，1995～2015年，中国平均达到41.6%，而各国则为23.9%，并且在2013年之前，中国基本呈现增长态势，最高峰时期曾升至47.7%，依赖投资拉动GDP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也由此导致了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等系列问题，2013年之后，随着“去产能、调结构”政策的出台才有所下降（图4），同时，“产能输出”也推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1995～2015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33.4%，进出口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出现负增长，其余基本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7%和16.4%（图5）。一般而言，高投资会拉动劳动力需求，然而中国的劳动力为何会流向资本形成份额相对中国而言较低的地区？投资带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效应是否来自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进口和出口的同时增长是否对劳动力国际流动产生相反的影响，其综合效应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分析。

表1 数据基本特征描述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95～2015年间保持在40%～50%的水平，高于各国30%左右的平均水平，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1995年的23.0%增长至29.3%，而各国平均水平则基本维持在23.5%左右。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偏离度指数从2003年之前的超过1下降至2015年的0.40，越来越接近各国平均水平，中国服务业就业偏离度指数近15年来也呈平稳下降态势，2015年降至0.19，略高于各国平均水平（图4）。就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高于各国平均，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且偏离度指数比较表明，虽然过去20多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强，但目前已与各国平均水平相差无几，这是否意味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工业部门将转而释放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增加国际劳动力供给？各国的服务业又在吸纳中国跨国劳动力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一问题也有待考察。

（三）实证结果

图4 资本形成总额和就业偏离度指数（1995～2015）

图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国际贸易增长率（1995～2015）

依据上述数据进行OLS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结果如表2所示。工资水平的高低对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劳务合作人员更愿意去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高低仍然是出国工作最重要的微观影响因素，尽管中国国内工资水平增长快于各国平均增长率，但是平均工资水平目前仍然低于各国平均值，尤其是发达国家，因此成为劳动力输出的重要吸引力。人均GDP产生的效应与工资水平类似，它与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人均产出水平更高的发达国家更具吸引力。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因素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和比重也表现为显著正效应，表明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对中国跨国劳动力的需求越小，而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则更需要使用中国劳动力。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全球排名从38.6%升至34.1%，但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其人口总量远低于中国，并且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也低于中国，甚至这些国家的总量之和仍低于中国（图6），因此，尽管中国也存在老龄化问题，但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优势使得中国劳动力输出仍具规模优势。

城镇人口比重与劳动力国际流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输出劳动力会流向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城镇人口比重预示着农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潜在规模，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可从农村地区向外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越少，就越需要外来劳动作为补充，虽然中国的城镇人口增长率高于各国平均水平，但目前仍然未超过全球平均值，尤其是与城市化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比较，这些国家的城镇人口增长率几乎与中国保持相同的发展速度（图7）；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岗位数量和类型增加，城市化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在1995年已达83.0%，2015年上升至91.0%（图7），职业种类和职位分层更为明显，雇佣跨国劳动力从事低技能岗位的可能性也越高。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与中国劳动力国际流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劳均资本则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表现为负相关，表明资本形成总额越高的地区越需要外来劳动力，但随着劳均资本水平的上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可能会显现，并部分抵消前者的影响。中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水平尽管高于各国平均水平，但劳均资本却远低于各国均值，在国家倡导“去产能”的政策背景下，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将逐步下降，而劳均资本水平却要求逐步提升，因此国际劳务输出成为中国的重要选择途径。国内资本转向国外投资的过程也带动了国际劳务合作的扩大，中国对他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总量及其占该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均与劳动力国际流动显著正相关，接受中国FDI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也雇佣了更多的中国劳动力。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投资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从而派生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则来自中资企业雇佣中国劳动力的增长，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投资沿线国家路网、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事建筑相关行业的中国劳务人员增长尤为迅速（图7）。

进口和出口贸易对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作用方向相反，从中国进口越多的国家越少雇佣中国劳动力，而向中国出口多的国家则较多使用中国劳动力，这与过去实证研究中发现的中国国际贸易与劳务输出之间相互促进的结论有所差别（张志新，孙照吉和高小龙，2016[10]；李礼，2004[11]）。如果模拟已有文献，在本文模型中使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贸易因素的替代变量，结论系数为显著正向，如果单边使用出口变量，则系数不显著，变量选择偏向或缺失很可能导致结论的不一致。依据本文的实证结论，中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增加会降低中国劳动力流向该国，如果伙伴国能够通过贸易获得中国产品和服务，就不需要依赖自然人流动这一渠道，因此，出口对跨国劳动力流动的替代性更加显著，反之，中国从伙伴国进口较多，表明该国家产品和服务产出能力较强，劳动力需求较多，因此表现为中国进口与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互补性。比较两类因素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在混合估计模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中国进口所产生的互补效应高于出口产生的替代效应，前者系数平均约高出后者0.12，而在其余模型中则相反，后者平均约高出前者0.14。因此综合而言，尽管进口和出口各自对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较为明确，但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可能因地区或时间差异而发生变化。

图6 老龄化排序、人口和劳动力总量比较（1995～2015）

图7 城市人口和各类劳动力就业行业比重（1995～2015）

在中观层面，农业就业偏离度指数的系数不具显著性，而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偏离度指数在多数模型中均表现为显著正向，表明中国跨国劳动力更多地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并且服务业就业偏离度指数的估计系数大约为工业的2.5倍至7倍，服务业就业需求对中国跨国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较工业部门更强。从短期来看，随着中国“调结构、去产能”进程的推进，调整部门所释放的低技能的劳动力需要寻求其他就业途径，而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国内工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会进一步下降，中国输出的劳动力将更多地选择各国的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从近十年来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的就业行业分布发展趋势即可以发现，中国劳动力在国外从事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3年的12.4%上升至2015年的16.9%，而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则持续下降，同期从37.6%下降至15.8%（图7）。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国家或地区所属的地理区位等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地理距离越远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跨国劳动力流入越少，如果以美洲国家作为基准，中国劳动力更多去往亚洲和非洲国家，而较少去往欧洲和大洋洲国家，其中既有自然人迁移经济成本的原因，也有文化差异的作用，另外还受到各国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1995～2015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工资水平、人口、劳动力、城市化、人均GDP、投资和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地理区位因素均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跨国劳动力的流向和规模。尽管二十年来中国工资增长率、老龄化和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由于目前中国与各国平均值尤其是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存在，因此中国劳动力外向流动的推拉力依然起作用，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些因素的影响将逐步减弱。投资和国际贸易对劳动力跨国流动也存在重要影响，回归分析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和进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外流动，并且从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取向来看，未来15到20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量将迅猛增长（陈建奇，2016[25]），而进出口贸易则将逐步改变长期大规模盈余的状况，通过提升进口份额实现经常账户略有盈余或收支平衡，对外投资和进口贸易扩大的发展趋势无疑将加大中国劳动力迈出国门的步伐。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目前仍然是影响中国国际劳务合作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主要劳动力流入国对服务业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未来中国劳动力将更多流向这些国家的第三产业。上述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中国需要充分利用总量优势，改善结构劣势。作为全球人口资源总量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劳动力规模经济优势显著，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借助国际贸易、资本总量和产能优势持续推进劳动力市场开放；而工资上升、老龄化、人口红利下降等结构性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无法自行扭转，但能够借助双向开放和市场规模扩大得到缓解，可以尝试建立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示范区，构建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双边和多边政策机制，推动人力资源短期交流和中长期劳务合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搭建劳动力国际间流动的合法渠道，建立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人力资源互补和人口红利共享机制。

其次，借助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扩大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渠道。过去，中国劳动力向外输出主要通过劳务公司承包工程劳务的渠道来实现，由于缺乏海外分支机构，对外劳务合作外派形式和职业类型单一，缺乏长期规划，劳动力使用和管理存在较大盲目性。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和规模的扩大，海外中资企业未来将成为中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稳定渠道；同时，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份额的扩大，借助服务贸易提升中国跨国劳动力在商业、通讯交通、科教文体、金融、旅游及社会服务贸易领域的就业渠道，成为未来实现就业方式多样化的重要途径。

第三，加强教育和培训，提升中国跨国劳动力就业层次。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的整体技能水平偏低，制约了就业领域的选择和职业层次的提升。然而，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类型的多样化，国际劳务需求中的普通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将逐步下降，或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将逐步上升。目前，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显著，如果不同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低技能劳动力将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的国际化水平，使对外劳务合作人员更加适应变化的产业和职业结构，实现就业层次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