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艳艳，李鸿雁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银川750021）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缺失、农村地区空心化、农业生产率低下等现象成为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疏通农村发展中面临严峻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瓶颈，我国2012～2018年中央1号文件连续七年强调“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旨在改变农村人力资本日益短缺的现状[1]，也是破解“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之一在于培养一支热爱农业、扎根乡村、有情怀、敢担当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因此从现实背景和政府政策导向中可以看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宁夏面对现阶段新农村发展的要求，为加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办到了田间地头和园区基地。同时为实现精准培训，宁夏精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产业规模、文化素质较高的新型经营主体和脱贫致富带头人，建立培育对象信息库，开展入库管理，并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点培训农户种养技能、经营理念、市场营销和产业扶贫等内容，助力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自2014年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以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已在全区21个县区开展，截至2017年年底，有5913名农民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但在推进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仍存在农户参培动力不足、响应意愿不强烈的现象，致使培训工作收效甚微。

因此从农户视角下探讨如何提高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响应意愿，增强其农业生产能力，同时吸引更多外出务工农户返乡务农，让留守农户安心务农、专心务农，已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宁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本研究以宁夏银北地区大武口区和平罗县2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logistic计量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响应意愿以及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现状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外农业发达国家从18世纪就开始关注对农民的职业培育。职业培训在传统农业改造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的重要途径（Korpi T，Mertens A.，2003）[3]。Putler和 Zilberman（1988）[4]对美国农场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场主对新技术使用频率则越高，其收益也显著增加；Foster和Rosenzweig（1996）[5]研究发现印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农作物的新品种。Hayami和 Ruttan（1985）[6]也通过计算以色列农业劳动生产率发现，农民职业培训的增强是影响以色列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应该包括相关利益者构成分析和评估培训需求（Zinnah，M.M.，1998）[7]，因为农业教育如果远离农业生产实际则会供需结构失衡，进而导致社会对农业教育支持的减少，甚至产生恶性循环（GasPerini，2000）[8]，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以满足以需求为目的进行供给。

2005年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开始进入了大众视野，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职业农民培育也成为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主要途径（张广辉，方达，2018）[9]。国内学术界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杨璐璐（2018）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构建了农民教育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并从角色定位、教育条件和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培训满意度。樊筱，赵丹（2016）[1]通过多元Logit模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指出建立多元化参与投资机制及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供给质量。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存在的问题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主要聚焦在财政扶持资金不足、培训内容不满足农民实际需求和教育培训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上，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和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焦淑明，2014；郝志瑞，2015）[10-11]。从管理制度方面来看，学者们认为从政策支持、立法保障、监管机制和关联环境政策等方面来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具体政策建议（黎家远，2016；童洁，李宏伟，屈锡华，2015；李国祥，杨正周，2013）[12-15]。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三、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次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夏大学本科生2017年9月对宁夏银北地区的大武口区和平罗县的8个行政村300位常住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目的在于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了解当前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的了解程度、培训意愿及实际需求等问题，共回收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达88.3%，样本农户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农户区域分布

（二）样本特征描述

此次调查的265户有效样本数据中，从文化程度构成来看，以初中学历者居多，占总样本量的57.4%，其次是小学学历者，占比为32.8%，这与目前宁夏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基本吻合。从样本年龄结构来看，样本农户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为30～40岁，约占56.6%，而30岁以下和40～50岁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9.2%和17.8%。同时数据统计显示，有63.0%的农户没有技能培训的经历，28.7%的农户表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不是很了解，7.9%的农户表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完全不知道。

表2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在问卷中设定为二分选项，即愿意和不愿意，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元离散型变量，因此选择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用Y表示因变量，其取值为1则表示农户愿意参与，取值为0则表示农户不愿意参与，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影响因素分别记为Xi（i=1，2，3，…，n），是与Y相关的独立自变量。假设农户i愿意参与培训发生的条件概率为Pi，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一般如下：

式中：Xij为影响因素，F服从一个标准的Logis⁃tic分布，采用Logistic累积分布函数建立模型如下：

在（1）式和（2）式中，Xij是自变量，表示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各种因素，β0为常数项，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u表示随机误差项，βi是自变量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影响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的方向及程度。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针对此问题在农户调查问卷中具体设计为：您是否愿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户如果选择“愿意参与培训”，则用“1”表示，农户如果选择“不愿意参与培训”，则用“0”表示，因变量分布如表3示。

表3 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统计（n=265）

2.自变量

本研究将主要解释变量分为以下四类：（1）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农户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其中农户年龄和文化程度反映农户对培训技能的接受能力和文化素养。一般来讲，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培训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更强[16]，进而可能更加愿意参与技能培训。（2）家庭生产经营特征。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参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收入水平和耕地经营情况。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情况比较普遍，在本研究中农户耕地经营情况分为全部自己耕种、流转出部分耕地、和全部流转出三种情况，农户经营耕地面积越大，对技能要求更高，可能更愿意参与培育。（3）培训经历。农户是否具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经历则意味着农户对培训方式和内容的了解程度，如果有此经历则可能增强了该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4）政策认知。主要是指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的了解程度，并按照降序进行设计选项，即“很了解=1，比较了解=2，不是很了解=3；不知道=4”，农户如果对新型农民培训相关政策了解程度高，参加培训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以上自变量的具体描述如表4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如表5），估计结果显示：似然比-2Likelihood值 为 196.007，Cox&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值分别为0.381和0.540，且Sig.值为0.000（＜0.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该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

表4 自变量名称和定义描述

根据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5），影响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如下：

（一）农户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年龄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年长的农户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倾向于沿用传统的农业技能进行农业生产，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农户更愿意通过培训获得新技术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学习能力和接受知识技能的能力更强，能更深刻的认识到职业农民培训对其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作用，因此更愿意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7-19]。

表5 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二）农户家庭耕地经营情况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耕地是否自己耕种对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负向影响作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现象普遍，农户流转出全部耕地，使得家庭劳动力转而进行非农生产，学习农业经营方面的技能的意愿则不强烈，因此只有农户自己经营耕地，学习与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对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才有较大作用，则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越强烈。

（三）农户培训经历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农户是否曾经参加过技能培训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通常人们由于缺乏了解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未曾尝试过的事情，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大部分人都不愿花费时间、精力在一些不确定对自己是否有利的事情上。具有技能培训经历的农户对培训形式、内容及可能获得的收益有较多的了解，从而有利于农户对培训活动产生良好的预期，增加农户再次参与的可能性[20]，自身响应的同时也可以带动身边的农户积极参与。

（四）农户政策认知程度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对培训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参与意愿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负向影响作用，即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越了解，参与培训的意愿则越强烈。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要由政府部门以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的方式提供，目的在于提高农户急需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技能[21]，同时也帮助农户逐渐树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心，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越了解，参加培训的意愿就越强烈。

六、政策建议

以宁夏银北地区26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农户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收入水平、耕地是否自己耕种、培训经历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响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从整体来看，虽然农户参与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户不愿意参与培训，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和精准性，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农户实际需求为导向，丰富培训内容，不断推进需求和供给的双精准。

为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精准性，首先应该结合农户实际需求，针对参与培训农户的基本特征和能力素质，进行分层次、分类型具有针对性的开展基础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具体可以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示范性培训，重点从经营理念、市场营销和创业创新等方面丰富培训内容，更新参培农民的创业理念，开拓产业发展思路。其次，围绕服务产业的目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培养计划，因地制宜开展适合本地产业需求的教育培训工作，实现“让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真正提高农民科学知识水平和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现代农业发展[22][23]。

第二，逐步开展后续跟踪服务，建立完善的培训考评激励机制和政策扶持体系。

目前各地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单位因缺少统一协调部署以致难以形成合力。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各地区应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合力有效配置多部门资源，并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目标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民职业技能提升纳入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综合考评体系，以有效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和培训效率。同时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跟踪服务制度，利用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组建专家团队，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职业农民实行结对共建、技术帮扶、入户指导。明确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优先向职业农民倾斜，比如将农业生产经营、农业补贴发放、土地流转等与农民职业培训挂钩，尤其是加大对获得证书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力度，逐步形成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

第三，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提高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积极性。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核心是农民自身，应该使农民从思想上树立较强的职业发展意识，完成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24]。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渠道向农户宣传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展现职业农民典型风采，营造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职业农民培育信息平台，加强培训资源、培训模式的交流和互动，同时在基层组织设立政策咨询机构，集中解答相关政策，鼓励参与培训的农户针对实际生产操作提出切实需求，激发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25]，让农户切实认识到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主体。

第四，鼓励和引导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土地，有效推进现代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进程中，土地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其依法、高效流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继续坚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无疑给职业农民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吃下了“定心丸”。因此以推动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完善土地流转方式和相关土地流转政策法规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措施下，完善长效投入机制以鼓励和引导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土地。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要规范流转程序与合同，依法保障农户土地经营权益，激发农户主动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新型职业农民才可能在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中获得规模土地[26]，有效推进现代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