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琪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方式十分丰富，主要呈现为原始社会核心价值的图腾符号、神灵图像形式和阶级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汉代画砖、版刻壁画形式。特定教育状况、图像叙事方式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象”思维所生成的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互联网技术革命和媒介融合发展进程中，图像成为重要命题，它构建主体的记忆、经验和表达方式。米歇尔把这一转向称之为“图像转向”，德波称之为“景观社会”。图像如语言一样是主体的自我呈现方式，共同构建主体的认知世界。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方式十分丰富，古人们运用图像资源和图像形式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表达和传播，以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和践行。从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图像实践中发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逻辑和图像资源，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的形态演进

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主要是指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之时所依据的标准，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阶段的承接性发展、日常事务管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然图腾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是面对自然的神秘以及人类自身的未知，出于族群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自发形成发展的；二是社会“礼治”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生发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为维护其利益与统治而自觉倡导的社会观念形态。前者主要体现在史前社会时期，后者主要体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而奴隶社会时期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自然图腾向社会“礼治”过渡的阶段。

史前社会核心价值观主要是部落社会的图腾崇拜。史前社会的规则是由反映核心价值观的图腾派生出来的各种“习俗”。原始部落中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原始“习俗”承担着用社会规范和法则凝聚个体的作用，图腾崇拜是原始“习俗”的“内核”。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于上古神灵的记载，这些图腾神灵被逐渐对应于生活的不同领域、空间、时间等，进而成为维系史前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山海经》《左传》《国语》《尚书》《庄子》《史记》等都有关于异怪或神灵的记述，《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2]《史记·夏本纪》注引《神异经》曰：“西荒岛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有翼，为人暴殄。”[3]这些是原始氏族在自然状态之中自发形成的对崇拜对象的图像化想象和描述，尽管这些想象虚幻且难以捉摸，但却有着坚实的信仰基础，因为在史前部落民众的原始思维中，这些图像化的神灵甚至被认为是与信仰对象同一的。换言之，图腾崇拜的图像化表达就是图腾崇拜本身，并且这种图像表达直接体现在社会的空间及等级秩序建构方面。例如，“青龙”“朱雀”“玄武”“白虎”被视为“方位神”，是古人对于空间秩序的定位和图像化的表达；“赤熊”“三足乌”“玉兔”“九尾狐”“蟾蜍”“毕方鸟”“当康鸣瑞”“风神飞廉”“云雷”“饕餮”“飞鸟”“蚕”等符号的刻画与描绘则是对于氏族首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行业祖师等神灵的图像化表达，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确证和认同。不论何种图腾崇拜物，在史前社会中大多是以图像化纹样形式呈现的，这些视觉图腾造型符号承担着表达史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在这些众多的神灵符号图像中，原始社会的群族等级及群族内部的高低尊卑等等级秩序得以划分和确立，并成为组织和聚集社会群体、维持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有序运行的重要力量。图像是原始社会核心价值观表达的主要方式。

夏商周时期是原始自然社会价值观向社会礼治价值观转变的过渡时期。如“《左传》《国语》这些典型的史官之书非但没有如神话学家所言将神话历史化，反而竭力铺陈其神迹”[4]。这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寻求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必然体现。当人们走出原始价值观的神秘禁忌之后，尤其是图腾之“天”对于社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渐趋减弱，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人们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文性替代了其自然性。促成这一转变的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秦汉之后形成了以“礼”为基的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

汉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成型并外化于图像的重要历史时期。董仲舒极力倡导推行儒家价值观，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价值观。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文化之“礼”为主的核心价值观的正式形成，并将社会核心价值观诉诸于视觉表达，即通过能够看得见的形象给予核心价值观以清晰的图像表达，如《史记·高祖本纪》载有“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即是以宫殿建筑的宏伟壮丽来显示汉王朝的威严和气势。这种图像表达方式一直扩展到社会核心价值观表达的各个层面，并在古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不断延续，表现为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宫殿的修建，形成由四合院扩展开来的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外在的建筑表达形态。

汉初儒家经典论著《礼记》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化述录的经典呈现。虽然该著作本身并无图像，但是对诸多行为规范和原则都是用图像化的语言进行叙述和描绘的，并形成语像。比如，对于颜色的描述，对于大小形制的叙述，都是图像语言表达的典型方式。《礼记·玉藻》记述了天子和诸侯的衣服、饮食、居处及其后、夫人、命妇的服制等，如在行“冠礼”之时，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所佩戴的“冠”作了详尽而细致的规定：“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居冠属武，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后緌。五十不散送，亲没不髦，大帛不緌。”(《礼记·玉藻》)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表现在门庭、服饰、出行、车仗等具体形象之中，抽象的“礼”被转换为日常生活之中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图像或者可感的图语。

汉代时期，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架基本成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表达由自发转向自觉建设。《历代名画记》载曰：“汉明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5]“取诸经史”绘制图像，旨在进行伦理纲常的传播。自汉代之后，逐渐形成不断重复表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表达原型和母题。明代宋濂在《画原》中说：“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经》，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焉。”[6]汉代至隋唐的经史故事图像化表达以儒家思想为意旨，以实现“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焉”。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实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原始社会自发形成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及其表达，其主要内容是自然图腾崇拜，包括动植物、日月星辰等，图像符号与崇拜对象具有同一性；二是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自觉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及其表达，主要内容是体现社会等级秩序之“礼”的帝王、忠孝贞烈等图像，多采用叙事或象征的方式表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具体见表1)

表1 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类别

二、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的内在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采用图像进行表达，除了原始思维的图像化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对象同一之外，古代教育落后、大众口传故事叙述与图像的互构以及中国文化自身“象”思维发达，也催生了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实践。

1.中国古代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受社会生产力、教育普及率低和社会等级等的制约，中国古代社会大众的文字辨识水平不高，在奴隶社会，教育“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也打上阶级烙印，受教育权利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即‘学在官府’”[7]。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掌握着教育资源，剥夺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在允许私办学校的唐朝，受教育权也是受限制的。同时，作为观念和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一般具有理论的抽象性和高度凝练性特征，无法有效地直接转化为社会群体的知与行。如何把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大众所理解的内容和真实体验，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图像表达作为最直接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通过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文本语言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视觉化“还原”，能够使人们在接触到图像的一瞬间将知、情、意、信统合起来，使人们接收的信息远超过原有的文本内容。如女娲氏是中国上古神话的重要图像原型，它渗透于古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所认同的民俗文化的典型图像表达，从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面蛇身纹和人面龙蛇纹的原始彩陶，到商代铜器《人面蛇身纹卣》，再到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石刻，均可见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像。

2.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表达与丰富的口头传说、民间故事之间形成异时空的语图互文关系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一般都包含善恶因缘、引人向善的价值判断，运用口口相传或图像方式消除未受教育之人与文字间的隔离，能够“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8]。民间流传的年画版刻是通过民间故事与图像表达的互构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与教育的典型，年画《欢天喜地》《富贵平安》等，用活泼而有生气的儿童嬉戏、稚子绕膝图像表达家和万事兴的生活理想和价值旨归，年画《八仙过海》《寿》等，通过神仙、鹤、凤凰、莲花、桃等以隐喻、象征或谐音的图像方式表达孝、敬等传统家庭美德，《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白蛇传》《牛郎织女》等题材的年画用民间故事的图像化方式传递惩恶扬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精神与道德要求。这些与口传故事、文本故事形成图文互构，实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3.中国传统文化的“象”思维

“象”思维与整体性思维互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兴盛的内在原因。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整体性思维一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根本的特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能说没有分析性思维或逻辑性思维，……在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那里，其思维方式就有这样的性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名家和后期墨家很快衰落，以至于中绝。这表明，他们的思维方式未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也未能形成一种足以控制人心的精神力量。在传统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9]。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体在把握客体的方法、程序、途径等层面具有直觉性、意象性等基本倾向，即思维象图，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展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如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就蕴含着整体性世界观和宇宙模型。

三、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的创新发展

有效的实践来自于对对象存在状态的准确把握。面对时代主体的图像化，如果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依然沿着旧有的文本语言叙事逻辑前行，就可能导致价值观主体表达需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这需要遵循图像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象”思维。从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思维方式、生活经验、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实践方式中汲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为新时代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1.“以图为誉”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习俗

在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实践中，无论是维系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承发展，还是把“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从国家的价值观转化为个体的知行合一，图像表达都发挥着国家话语与个体话语、抽象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的粘合剂功能，并被全体社会成员主动认同和践行。其实质是运用图像的象征、隐喻和叙事方式将社会核心价值导向和准则准确地传递给社会群体，并为社会群体所认同和践行，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梅、兰、竹、菊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有鲜明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把“看不见”的国家认同转化为“看得见”的国家形象。东汉后期中央庙堂“图像立赞”表彰功臣名士，孝女受到郡县“立碑，图像其形”的赞誉，这些经由图像塑造的社会典范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世代铭记与传承。在当代，我们可以因势而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图像民俗。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便是典型的图像民俗，《舌尖上的中国》更是如此。《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图像叙事，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用看得见的“家宴”、闻得到的“家香”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

2.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实践承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之“道”

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一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根源，习近平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核心价值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0]。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表达以“看”的方式对社会群体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时空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和整体性的“象”思维。因此，这一图像实践承载中国社会主体的审美追求、历史传承和风俗习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道”。另一方面，古代民间故事与忠孝礼义廉耻的图本并存启发我们：在用好图像的同时也要讲好故事。文图互构与互释并生共存，不可偏废。图像形式在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中多元并存，不仅仅局限于插图、壁画等静态图像，而且出现了动态图像、同时空或异时空的图文互构，如宋代戏曲、明清小说与插图和当下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古典名著或剧目，在跨越时空中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叙事除了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同时空互构之外，在宏观层面还具有构筑集体记忆的功能，即在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构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的历史维度和意义空间，将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转化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3.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原型的承继与重塑

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表达所承载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涵，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不因时代转换而变迁，这是古代价值观图像表达中最优秀也是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梦娃”形象便取材于天津泥人张的娃娃泥塑，中国传统服装、独角辫、胖嘟嘟形象的民俗特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和传播的图像原型。但是，有些传统图像已经难以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图景、经验习俗兼容，故此，也不能刻舟求剑，而是要将传统价值观融入现代生活图景之中，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表达方式，使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电视公益广告“回家团聚”，便是对 “王祥卧冰”之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孝”的图像母题的承继与重塑。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活经验、民俗中继承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与内涵，提炼出最具时代性的图像元素，巧妙地重构组合，进而形成具有时代感且易于传达和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表达，才能既传承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又赋予这些图像实践以新时代的活力和气象。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图像表达、图文互构关系、图像画面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视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需要深入探究和挖掘图像认知和传播的规律，从外在于主体的时代境遇、内在于主体的视觉感受机制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表达逻辑，用图像实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抽象与具体、国家与个人、“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之间的衔接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