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综合“大”“名”“著”三个标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当选，其谁曰不然呢？

通俗长篇小说这种东西，本来差不多处在传统文学鄙视链的最底层。

《汉书·艺文志》里，归纳汉朝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著作，把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著作，分为十大门派。又说，十大门派里，值得看看的，也就是九个，“小说家”被单独拎出来，认为不入流。

当然这里的小说，指的是像诸子的著作又比较浅薄，像历史书又不大靠谱的著作，和后世所谓的小说，还大不相同。

但就是这个不入流的“小说”，还是要高于唐朝人创作的“传奇”。唐传奇是有意识虚构故事的，后来的读书人当然也挺喜欢看，但往往不好意思承认。明朝的胡应麟，是难得愿意对小说发表点议论的，可是提到《柳毅传》这样的传奇，他说“文士亟当唾去”，也就是“呸！”一声，赶紧的。

至于长篇通俗小说呢？胡应麟说“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杂剧传奇下”，这是呸都懒得呸了。

当然，晚明是个爱胡折腾的时代。文人里不尊重传统，喜欢抬杠的人物，还是很多的。比如王世贞说，《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是四大奇书，而金圣叹说，《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是六大才子书。

这两份书单，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混搭。把低俗的小说、戏剧，和公认的经典摆在一起，借以提升它们的地位，更主要是，彰显开书单者不拘一格的品位。

但冯梦龙这种书商的想法，就很不同。能不能在文学殿堂里抢个牌位不是重点，卖得好才是关键。就好像今天的书店里，你要是把唐家三少、天蚕土豆风格的书摆在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之间，会导致追小白文的，直接不往这个书架看，也就被埋没了。

所以还是要把畅销书摆在一起，于是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是四大奇书的说法，再后来另一个精通生意经的文人李渔出来点赞，还是冯老师分类清楚，说得对。

于是四大奇书是哪四部书，也就大致定了。

清代比明代的变化，就是有更多文化人愿意写小说，所以才会有《儒林外史》《绿野仙踪》这些普罗大众并不爱看的小说出现。这些书得到的评价不错，但捧得很高，那也是少数个性文人的诡谈，不会有多少人认真觉得能和两汉文章盛唐歌诗相提并论。

这些大长篇真的翻身，还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那篇有名的《文学革命论》，有一段意见是现在中文系学生都必须记诵的：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本来就是身轻体柔易推倒的气质，在社会革命的大潮面前，自然只有靠边。而按照这个标准，要在古代文学中找建设资源，白话小说当然也就咸鱼翻身了。胡适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都列进来。搞得梁启超不服吐槽：“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在这些作品的映衬之下，说《三国》《红楼》有些高大上的气质，才仿佛好像似乎不是全然无厘头了。

明代的四大奇书，加上清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部书，在古代通俗长篇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这大约是很少争议的。

“四大名著”这个说法流行起来，要晚到1980年代，这个问题杨津涛先生的文章有很好的梳理。不过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组合，也算实至名归。

四大名著，既然曰“大”，就是前提条件必须是大部头，这个组合和长篇小说之外的文学无关。

而所谓“名”，是说影响大读者多。《金瓶梅》写得虽好，但太过赤裸裸，即使不被禁，传播还是会受局限。要知道人民群众除了对色情暴力有兴趣，也有对色情暴力的羞耻心，所以最爱的是半遮半掩，“巧于不露”，这也就是日本AV的影响力，终究不如韩剧的原因。而《儒林外史》关注的是文人，讽刺的是文人，它的很多俏皮惊警幽默，只戳文人的笑点，它的沉重虚无绝望，也只有文人才有共鸣，简单说，脱离群众了。

所谓“著”，既然可以称著作，那文学水平确实要有。《说唐》《说岳》《杨家将》之类，在民间的影响比《三国》《水浒》不多让，但写得实在稀烂，当然也就没它们什么事。

单比文学成就，六大长篇谁能排进前四，恐怕很难统一意见。但综合“大”“名”“著”三个标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当选，其谁曰不然呢？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