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欣

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董卿和刘谦表演近景魔术。

表扬只有一句，后面都是意见

董卿的人生态度继承自她的父亲董善祥。董善祥是农村孩子，父亲过世早，母子俩相依为命。他每天早上抓鱼抓虾去集市上卖，再去上学，一路刻苦，考进复旦。他笃信一切掌握在手中，命运要靠自己改变——也毫不质疑地将这份苦塞给独生女。

董卿开始洗碗的时候还没有水池高。十几岁时，她假期打过工，当过营业员，跑过广播站。她高一那年，董善祥给朋友打电话，“你们宾馆要不要清洁工？我女儿免费来给你们打工。”对方不好意思，说一天给一块钱吧。第一次打扫，领班分了董卿10间房，让一上午清洁完。

半天才打扫了两间，人是动弹不得了。领班鞭策，“怎么才干了这么点点事情啊？你还要不要吃饭了？你爸爸已经打过电话来了，让我们严格对待你。”父亲到场监督，她委屈地哭了，说累死了不干了。董善祥难得地摸摸她的头：“坚持一下。”

董善祥和董卿的经验加起来，等于要在逆境中寻找动能、自我鼓劲。董卿也真成了这样的人。看到“河流只有遇到石头才会激起浪花”，赶紧抄下来。母亲金路德总说，“你跟你爸怎么这么像呢？”她特别自豪，相信性格即命运，以此说服自己，也说服观众。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董卿在安徽读小学，过年才回上海看外公和奶奶辈亲戚。坐12小时火车，她像行李一样被塞进椅子下，满鼻子怪味，老晕车，吐。但到上海睡一觉醒来，想起身在花花都市，马上高兴得蹦起来。她说那是小孩心性。成年后好像也没变，愿意盯住事物的光明面。

对董卿，父亲的要求琐碎而具体。每天到家门口的淮北一中跑一千米，“感觉特傻，整个学校的同学、老师好像都看着你，像阿甘一样。”有时她偷懒躲在楼道里，算准时间，再气喘吁吁回家。

金路德年轻时作风朴素，董善祥可能看惯了，也不让她给女儿做新衣服，“我要扯布，每次都跟我吵。顶好是我的旧衣服改一下给她穿。一照镜子（她爸）就说，臭美什么呀，长得又不好看！”金路德回忆。

还没上学，董善祥就要求女儿看书要把成语抄在小纸片上，贴墙上等待检查。“四个字的就是成语。”董善祥教。有一回，董卿把“回维也纳”也当成语抄了。父亲通常在吃饭时批评。他这这那那地指摘一通，董卿边吃边哭。

虎爸教育的果实是丰硕的。董卿大学毕业后到浙江台，在《人世风情》（1994）栏目学习主持、编导、撰稿，讲话轻轻柔柔，还有学生腔。两年后到东方卫视，主持情感节目《相约星期六》，一年创下10%的收视率，“优雅从容”“大气谦和”等词开始成为她的注脚。2000年在悉尼用英语主持音乐会，给她带来了国内主持人最高荣誉“金话筒奖”。

到央视后，董卿以技巧与状态稳定著称。2006年最后一天《欢乐中国行》元旦晚会直播，要等到零点敲钟。23点57分，所有节目演完了，一位导演给她传达救场指令。走到舞台，又有个年轻导演说：“董卿，不是两分半，是一分半，是一分半！”她带着标志性微笑抒情式地展望起2007。话至尾声，第一位导演又发话：“董卿，不是一分半，是两分半，现在再填补一分钟，听我的！”她毫不迟滞，继续感谢观众，有了主持史上的“金色三分钟”。

她成了中国最好的主持人之一。学者孙良撰文，“如果说《朗读者》把朗读行为领上了大众文化的神坛，那么董卿则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缪斯的角色，将民族文化审美意趣的呈现者、媒介文化仪式的主导者和社会核心价值的阐释者诸般角色集于一身，实现了新传播环境下主持人文化形象的完型塑造。”

可她觉得自己能力并不优于他人，只是父亲打下的烙印太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董卿的每一台节目父母都看。董善祥不会用手机，写信把批评传真过去。抬头三个字“致女儿”，表扬的话只有一句，后面都是意见：这个发型不精神。这么笑不淑女。最后一场是不是该感谢评审、观众、工作人员？

朋友们告诉她，松弛一点

八九年前，董卿回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台下师弟问，艺术是一条艰难的路，当年有没有准备？

她马上回：没有。“身体上的累是可以克服的，但‘再造巅峰谈何容易。每天都在脑海中回旋，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你真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离开吗？”

董卿大一寒假回家，董善祥提议一家三口下馆子。吃着吃着，他突然敬了董卿一杯。“我跟你道個歉，我想了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有很多方式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但惯性不允许停步，她往前跑了20年。

当年在上海，已经事业成功，被拦下签名、拍照是寻常事。2002年，她决定来到只认识长安街的北京。做《魅力12》，三四天完成了一个多月的工作量，剩下的大半个月她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睡觉吧”，“起床了”，“该吃饭了。”

1997年，上海，24岁的董卿

调到文艺部，等来主持第十一届青歌赛的机会，连续30场3小时直播，每天下午4点彩排，晚上10点直播结束，她换下礼服又和评审核对次日考题，到家凌晨3点，还打着哈欠背台词。凌晨做梦，要上台了，稿子没背完，急得撞墙。

2004年底，郎昆作为春晚总导演通知董卿，她成为春晚主持人之一。接到电话是半夜，她刚搬新家，灰头土脸，冷静地说了声“谢谢郎导”。父母睡了，没人看见她的雀跃。她拎着扫帚在屋里转圈，觉得有力气再搬一次家。

在郎昆的印象中，董卿工作上“从不对付”。春晚直播前，她在自家书房把主持词滚了上百遍，“中国中央电视台”音量之大，说得全楼的邻居估计都听到了。2011年公安部春晚，现场将有公安系统的6位英雄模范给观众拜年。董卿想为每个人做个介绍，自己前夜熬到4点，把万字的资料精简成几句话。

主持了13年春晚，董卿已是央视挂历上高居前三甲的“一姐”，像她的前辈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专属名词。2013年，录到第七场《我要上春晚》，她和嘉宾都疲态毕现。夜里12点到家，她坐在地上（这样就夺去了蜷在沙发里的安全感），把节目像电影一样从头到尾过一遍，“怎么说你好，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么问，那个地方加一句话会不会更好呢？”这么复盘了三小时。

那也是她被“职业性冷漠”折磨的时期。花了将近二十年才在舞台中央站稳，但交到手上的娱乐节目她无法再100%投入，只感到无谓的消耗。两年里，内心翻滚、煎熬，终于放下“回来没有我的位置”的恐惧，急刹车。“刹得人咣当一下，自己的脑门都磕个包出来，但也必须要停下来。”

到南加大进修，做回学生。刚要租房就被逼疯，周末房产中介都关机，留言周一才回复。朋友们告诉她，松弛一点——她确实紧绷了很多年。那年在兴化，她举着雨伞上台，刚说完“兴化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脚下一滑，屁股落地。被工作人员扶起来后，职业笑容立刻绽放：“我把跟头摔在了兴化，这一跤让我这辈子永远记住了兴化！”一年130来场节目靠的是生扛。

一年又四个月里，她每天听课，不用微信，iPad上只有英汉词典和菜谱APP，像“离开一个很爱的人”一样放掉工作。

开始把孤独向外袒露

10年前就有人建议董卿做制片人。她觉得自己性格不合适，“我特别苛刻，可以六七点坐在书房不离开，一直到早上三四点，要把一台节目弄得明明白白，但这种行事风格不一定所有人能接受。”

观众不会看到，这个央视的“定海神针”如何“一点一点寻找我能在哪里说话，我能说什么，能不能说我想说的东西。”她尝试在撰稿人文案的基础上糅进自己的情感与观点，自己的准备可能全被剪掉，那就“要做得更好，要做到你剪不掉我的话”。

做《朗读者》的两年，她在台下说的话超过了过去5年的量。其实过去20年，她都顶着“知性”“优雅”的标签，默默在这条道上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

音乐人姚谦注意到了董卿的细微变化。他是《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发现董卿在交流中对文字很敏感，会流露真性情，颇异于春晚的国家代言人形象。

《朗读者》印着董卿的审美观。演播室由两个空间组成，一为开放式剧场，有层层书架、观众席，是嘉宾朗读、对外输出的地方;二为小客厅，仅有沙发和矮几，是嘉宾和主持人谈心、流泪的私密空间，观众透过荧屏窥探。每每采访完毕，小客厅的大门打开，嘉宾通过甬道走向观众。

《朗读者》之前，董卿很少聊自己的心路历程。台面上的，全国都能看到。公开报道中也大多在诉说她作为制片人的体验：立项、找人、剪片、采访，对反响的焦虑，读书的意义与文字之美。她不演戏、不出书、没有流量。央视以外，很少看见她的身影。

顺藤摸瓜，也能找到她的小客厅。她从小爱哭，回想起学生时代的夏日午后，教室里是昏昏欲睡的同学，窗外是知了鸣个不停，还有阳光照出的树影，那场景美得让她想痛哭一场。

2008年，董卿与巩汉林（右一）、黄宏（左二）、林永健（左一）彩排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开锁》

每位嘉宾的场记稿都由董卿亲自批注图体刊记者梁辰

她开始把孤独向外袒露。春晚结束后，是失重的感觉。回服装间，把行头归置好，提溜大包小包往外走。演播室到大门口有长长的走廊，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安静得有点寂寞。一出去寒风扑面。她总是回家一个人吃速冻饺子，等着看电视重播。头两年也可怜自己，身边没个说话的人。“繁华过后的落寞需要你去调整，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你不能说刚才那么好，现在那么冷，那么黑，我不过了。”慢慢就习惯了。

阅读是能打量董卿个人趣味的少数的窗口。尽管热爱俄罗斯文学中的批判性，但她几乎不公开问责什么。除了对自己的节目，她很少持嚴苛的态度审视外部世界。聚光灯外，她不愿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敬一丹说，倪萍身上有一种“中国式的道德感”。这位董卿的前辈以自嘲的“大眼睛加春风般的笑容，长得符合工农兵的审美标准”改变了1990年代中国电视的主持风格。而董卿又异军突起，树立了某种意义上“完美女性”的标杆。

小时候她最怕写《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觉得都是胡编乱造，把所有美好的职业想象成自己的理想。“其实理想是有一天，你做了这件事后，开始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读书的时候，父母开了文学名著的书单，她认认真真看了，三五天就看完一本。母亲疑虑她读得太快，会抽出某一章节让她讲人物关系，结果全无错漏，她成了爱书之人。大学毕业的好长时间里，当主持人都不是她的理想，那只不过是“漂漂亮亮地站那儿把话说完就行了”。后来，她的完美主义告诉她，“要做成有价值的事情，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有意义的情感。”

也许对她而言，理想是可以修正、可以再定义的。那些被重新定义的人生，又被她用数年一日的勤勉赋予了厚度。就像她喜欢的巴尔蒙特的诗中所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大海，和百花盛开的峡谷。

（参考资料：孙良，《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形象的完型塑造——以<朗读者>与董卿为例》，《电视研究》：刘琦、战迪，《董卿主持艺术圈点》，《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