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观察近年乡村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对这一判断深有感触。就“三农”问题的主要表征而言，当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确实得到了极大缓解，而“农民真焦虑”却是很多农民的真实写照。乡村社会问题也从基于人际关系，尤其是国家与农民关系主导的传统治理领域，转向了人们如何安排家庭和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的范畴。而今，农民“过日子”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已逐渐转化成为带有新特征的社会问题。如何安置好农民生活，也许是有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

生活安排的治理视角

生活与治理本无太大的关联。农民如何过日子，安排好生活，其实是一个习惯。“春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的就是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如某人违背这些生活方式，也由社会自己协调，自有一套矫正机制。其中，“污名化”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机制。比如，那些不遵循“日出而作”，经常睡到“太阳晒屁股”的人，很自然地会被冠上“懒汉”之名。生活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哪怕是国家强制介入农民的生活安排，也会被社会的一套系统所吸纳。比如，计划生育是一种强力干预传统家庭生活的公共政策，可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家庭迫于“断子绝孙”的恐惧，抑或村庄竞争的压力，仍然顽固地坚持传统家庭策略的内核，如性别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