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恩德

摘  要：多元、民主意识的觉醒催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由国家向社会的转型，在记忆研究领域表现为个体意识的回归。个体的记忆会受到记忆主体的寿命、价值观、社会经历的深刻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褪色，而经过记忆的外化、加工、张扬、接受等过程融入集体记忆的部分可以最大限度地延伸记忆的持久性。文章基于时空观对个体记忆进行区分，主要分为社会时间境记忆、自传时间境记忆和事件境记忆，并从权力共谋、社会情境、记忆价值三个层面分析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机制，以期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个体记忆的重构和共享。

关键词：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个人档案

Abstract： The awakening of pluralism and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have stimul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from state to society， this shift manifests a return to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field of memory research. The individual's memory will b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ife span， values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the subject of memory. It will fad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However， when the memor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processing， publicity and acceptance into the part of collective memory， it can maximize extend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individual memo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which is mainly represented as social temporal memory， autobiography temporal memory and event scenarios memory， then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memory to collective memory from the aspects of power conspiracy， social situation and memory valu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individual memories in a wider scope.

Keywords： Individual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Personal archives

1925年哈布瓦赫出版了其经典著作《论集体记忆》，记忆研究的主流范式随之发生转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集体与社会框架对个体记忆的制约和塑造，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记忆意义，认为个体记忆只有放在集体记忆中才能被理解，或曰个体在记忆方面是依赖于社会的。在新人本主义思潮下，社会学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包括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刘亚秋提出：集体记忆框架似乎构建了一种隐形的记忆霸权体系，成为个体记忆的限制和约束。事实上，只有具备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个体才能记忆，所谓集体记忆之存在，必须以每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为载体。[1]近年来，档案与记忆的建构关系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而承载个体记忆的口述档案、日记、回忆录、家庭档案的档案材料也成为公共档案馆档案征集的热点，宏大叙事下的草根叙事、集体记忆下的个体记忆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王玉龙曾连续撰文分析口述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内在关系，陈雁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名噪一时的《陈洁如回忆录》的关注，剖析个体记忆如何转化为历史书写。其实质都是在探讨个体记忆在社会记忆范式下恰当坐标，确立个体记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过程，正视档案作为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载体，透视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机制，有助于肯定个體记忆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社会价值，控制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民族记忆乃至全球记忆的正向转化。

1 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过程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无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个对确凿证据感兴趣的法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记忆都是有价值的，作为人类我们必须依靠记忆，因为记忆构成我们的身份。[2]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也认为如果没有记忆的能力，我们就不能建构自己，也不能与他人交流。个体记忆是关于个人经历、人际关系、责任感和自我想象的内容，作为我们身份建构的“资源”是不可或缺的。[3]个体记忆包含程序记忆、语义记忆和情境记忆。程序记忆存储已经成为习惯的身体技能和动作，语义记忆存储通过有意识的学习获得知识基础，情境记忆主要处理自传经验。相比于集体记忆而言，个体记忆具有明显的碎片化、随机化，短暂性、易变性，视角化、特殊性，潜在性等特征。虽然个体记忆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和随机的，但是个体的记忆场景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更广泛的集体记忆网络相连接的，在这种广泛的交流和连接中，个体的记忆不断在社会上得到重新解读，不论是被确认和证实，还是被挑战和纠正，个体记忆可以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进行记忆定位，获得记忆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个体记忆是短暂易变的，受到记忆主体的寿命、价值观、社会经历的深刻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褪色，并且个体记忆的绝大部分沉睡在我们的身体里，直到它被“唤醒”，或者被一些外部刺激所激发。[4]因此，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过程。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过程，包括记忆的外化、记忆的加工、记忆的张扬和记忆的接受四个环节。

1.1记忆外化。记忆的外化是将脑海中存储的记忆信息转化到一定的载体上。人脑中存储的个体记忆称为潜在记忆，无法被社会感知和使用，而欲使记忆资源变得可用，必须把潜在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私人化的记忆以文本的形态呈现是潜在记忆得以理解、传递、共享的主要途径，是个体记忆得以存留、发挥社会价值的基本条件。个体记忆的外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是指个体主动借助一定的载体留存自己的记忆，日记、信件、备忘录、回忆录、自传等是比较常见的个体记忆主动外化的载体。被动外化是指国家和社会机构采取必要的行动留存那些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个人记忆，建立口述历史档案是其主要手段。

1.2 记忆加工。个体记忆是典型的碎片化、随机性记忆。一方面，由于个体只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点，个体的经历和记忆也只是折射当时历史的一个细小切面，这就决定了留存在个体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碎片化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记忆的碎片化导致其形成的个人档案的碎片化，个体形成的档案材料可能只是反映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虽然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事件主题进行序列化，但仍旧只是“叙述系列”的零星一点。[5]因此，按照一定主题对个人档案进行采集、整理、编纂、利用等记忆加工环节，在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个体记忆的加工是通过碎片记忆向整体记忆转化、分散性记忆向系统性记忆转化来实现的，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有赖于档案整理工作的开展，透过对个体记忆在社会框架中的定位和重新激活，挖掘个体档案的潜在价值，实现资源的多维深度开发，把杂乱无章的个体记忆形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

1.3 记忆张扬。通过将潜在记忆迁移到一定载体上而形成的个人档案或文本记忆也不一定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显在记忆，因为所谓的“显在记忆”是指能够直接被社会感知和利用的记忆，而文本档案只是将潜在记忆呈现出来，仍然是一种静态的信息，至于能否被感知和利用，仍需要对其进行相关的开发，使其便于利用。[6]记忆的张扬是一种社会性行为，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实质是以现在为中心的集体记忆的重构，通过对个体记忆的张扬促使个体记忆汇入到能够回忆的集体框架中，从而实现集体记忆的重构。王明珂认为：个人从社会中得到与建立部分记忆的同时，他与其他群体成员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共同保存、回忆、构建社会记忆。个体记忆的张扬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对文本化的记忆资源进行选择、组织和展示，使得个体的记忆可以在更大范围、更广平台上进行共享。要实现个体记忆由潜在记忆向显在记忆的转化，必须重视个体记忆资源的编纂，采取现代化手段，尤其是现在通讯和传媒技术对文本化的个体记忆资源进行开发、展示。

1.4 记忆接受。“接受”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接受作为对事物接纳而不拒绝的理解，通过对历史事件、社会实践和个体心理要素之间实现沟通，体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精神交往和意义交往。[7]记忆接受是指个体记忆经过外化、加工和张扬等环节后在社会层面被其他个体接受的过程。个体的记忆由于受到自身的知识体系、情感、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其他社会个体在接受的过程中，也会根据自己内在的价值尺度，把记忆接受客体与自己的价值观念、情感、意志进行相互关联，并把记忆资源转变为自身的切身感受。记忆的接受因接受能力、接受圖式、接受时空环境的不同，对同一记忆内容会产生不同接受效果，因此，把握转化时机和转化方式是个体记忆成功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关键因素。

2 个体记忆的转化媒介

时间周而复始，时间变亦不变，在连续变化的阶段中“绵延”表现了持续性和存留。记忆与情境有关，情境包括事件、空间和环境，知觉和体验在时间与场所空间中获得，在时间的绵延中记忆将空间体验在意识中浮现并得以重新体验。[8]因此，在记忆中过去与现在总是交织重叠、时空错置的，过去与现在一起重新被加以体验。本文基于时空观对个体记忆进行区分，主要表现为社会时间境记忆、自传时间境记忆和事件境记忆。

2.1 日记——社会时间境记忆。日记作为一种应用文献具有双重属性，文学性和备忘性。日记作为社会时间境记忆是个体随着社会时间的推进对个人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形成的记录，具有明显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具有明显的文学性;日记主要记录的是作者自己每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作者所经历的、所听闻的社会上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具有明显的备忘、实录性质。日记的备忘性使得它能够真实、细致地记录作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过程，极具鲜活、生动的特征，具有较强的证实、补充历史的功能。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元代至今的丰富的日记文献，按其技术内容的侧重，划分为记事备忘日记、游历探险日记、校书编书藏书日记、金石书画日记、学术考据日记、文艺创作日记、考察日记、差事日记等，涵盖社会工作、旅游、文艺、学术研究、历史等各个重大领域，这些各行业、阶层的个体通过日记这种文献形式为我们展示的不只是他们个人生活、创作的写照，而是他们对社会的观闻、感受和思考，为我们留存了丰富的史料和文学资料。[9]这种“排日记事”的日记文本，其记录的时间线与社会历史的时间线基本吻合，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时间境记忆，使得日记这种文献形式成为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重要介质和转化方式。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作为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成功申遗推动一个民族的记忆转化为世界记忆。而在11组南京大屠杀申遗档案中，《程瑞芳日记》作为第一组档案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形成连环证据，以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互相印证，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程瑞芳作为金陵女大收容所的负责人之一，这本日记本是程瑞芳从个人的视角记述一个惨案亲历者的战争记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件档案同其他10组档案一同成为见证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完整的证据链。

2.2回忆录——自传时间境记忆。正统史学文献、档案材料多是从机构角度记述历史，是一种宏大历史叙事，经过选择处理后，很多历史细节被过滤。这些材料忽略了事件的历史场景和经历者，缺乏“人”的因素。回忆录以个体的回忆性叙事为核心，以人为主线，串联与之有关的人和事，广泛触及历史的各个角落。相比于日记来看，回忆录并不是按照社会时间的推移进行平铺直叙，而是以自传时间为节点的“串珠式”叙述。对个体而言，我们的记忆不完全是按照社会历史时间来组织的，而是按照个人标志性事件的顺序进行记忆，即自传时间。一般来看，社会历史时间融合在自传时间之中，但大脑特定的遗忘机制决定了只有对个人产生了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才会纳入个体的自传记忆中，成为自传时间的节点。9·11事件虽是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但对于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此事件仅作为众多新闻事件中的一个，并不会纳入到自传记忆中。[10]美国的两位学者提出了“活在历史中效应”，指的是个体把对自己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纳入自传体记忆当中，历史事件成为个人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社会时间和自传时间的重合提供了个体记忆集体共享的框架，其他个体在传记作者所构建的生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体会当事人的情态、感受、动机，窥探历史的全貌，共享关于这一事件、这一时期、这一集体的记忆，推动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1992年，尘封近30年的《陈洁如回忆录》高调进入公众视野，作为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回忆录》的公开，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史学界展开了的《陈洁如回忆录》真伪、可靠性的激烈辩论。陈洁如与蒋介石情感经历与共同生活占据了《回忆录》将近一半篇幅，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事件，虽然内容真伪遭到了学者的集中炮轰，但不容置疑的是，陈洁如已经把民国的历史事件纳入到自传时间中，并作为组织个体记忆的主线，陈洁如的个体回忆也借由《回忆录》的写作、出版和炒作，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进入了历史书写。[11]

回忆录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也带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主观而言，回忆录会有当事人自我合法化的因素;客观而言，回忆录具有不可避免的记忆误差。横向来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仅是整个事件的一个断面，所记忆的也仅是部分记忆深刻的细节，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记录事件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回忆录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记忆的再生产，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对历史事件的零碎记忆重新整合形成的内容;纵向来看，回忆录是在全新的权力体系、价值观作用下形成的记录，作者不可避免地以现在的价值观念对以往的历史记忆产生“合理”的历史遗忘。

2.3 口述档案——事件境记忆。王明珂提出：口述历史可能包括许多构成“史料”的“个人经验的过去事实”，但更主要的，它是一种“社会记忆”。[12]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通过对新加坡人民的个体回忆叙述找回了新加坡“丢失的国家历史”;李小江教授建立妇女口述史档案室，从“历史的失语者”——妇女的视角叙述历史，重新审视历史。口述历史档案是个体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性叙述，一个人的口述档案传递的可能只是个体关于历史事件零碎的、侧面的历史记忆，而以主题为焦点的一个群体的口述档案则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的演变历程。日记、回忆录是由作者主导的个体记忆主动外化的过程，而口述档案则是由采访者主导的，以主题为核心的个体记忆被动外化的过程。保罗·康纳顿提出，记忆完全不是孤立的回顾事件，它要变得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13]一般而言，在口述访谈之前，采访者会预先确定采访主题，制定采访框架和采访问题，确保受访者的讲述具有一定的条理性和清晰度。因此口述档案所承载的个体记忆是具有一定框架结构的、有序化的个体记忆，是在采访者引导、整理下的典型的事件境“再生记忆”。通过采访者和受访者的交互、口述记憶与文本记忆的互构、个体与其他受访者记忆的互构等，将自己的记忆汇入能够回忆的集体框架中，汇入具有相同经历的群体的记忆中，在这个群体中进行回忆、识别、定位，并进行记忆共享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

3 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机制

3.1 权力共谋机制。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动力来自个体的潜在愿景和全面建构社会记忆的需要。个体的潜在愿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记忆是一种社会性行为，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记忆、定位。哈布瓦赫（Halbwachs）认为，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根本无法建立任何记忆，记忆是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建立、发展和维持的。心理学认为，个体的情境记忆最多可以在80年-100年的时间内，以口头传达故事和轶事的形式被三代人共享，然而当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并被固化为古迹、博物馆、文献、纪念仪式等外化形态，个体记忆的时间、空间限制可以无限延伸，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共享。[14]二是个体记忆的情感价值实现，个体希望自己的记忆能够转化为集体记忆，为社会所共享。2017年12月12日，在我国第四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前夕，《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拉贝日记》（影印本）在南京新书首发，申遗成功的11组档案中绝大部分是抗战时期的个人档案，包括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保存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等，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述：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我们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们希望把这些战争的创伤记忆、灾难记忆在全球范围重新建构，使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警钟长鸣。[15]

权力共谋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对个体记忆的需要。哈布瓦赫提出，社会本身不进行记忆，只有拥有记忆器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个体记忆为集体记忆提供来源和支撑，相比于躺在档案库房中政府机构形成的一卷卷冰冷的文字而言，个体记忆更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亲切感，秉承真实、客观、可信的特征，在全面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承担着无可比拟的角色。科塞提出：后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历史自有其根基，这种根基就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与“摄录”。[16]历史是由所有人共同书写的，而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写就的史书往往是“一家之言”，而且是不全面的，囿于书史者的精力和史书的篇幅，我们所见的史书往往只能记述一些主要的大事或者作者想让后人知道的事，无论正史抑或野史。而当后人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祖先的形象是如此的清晰而模糊，清晰的是史书告诉我们的是如此的明确和清楚，模糊的是史书没有记述的历史是如此的空白和虚无。[17]而此时，正是这些承载个体记忆的个人档案补充我们的历史，补全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记忆和想象。

3.2 社会情境机制。心理学家勒温始终把社会情境看作是一个动力系统，强调整体性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情境是个体活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体，社会环境触发人的主观需要和实践活动，同时又规约、影响着人的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个体记忆是由主体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情境记忆片段构成，当人们迈进“记忆的宫殿”，日记、回忆录、口述档案等所记载的社会情境能够唤醒主体脑海里的记忆。社会情境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时间和空间，个体记忆的社会时间和记忆社会空间对个体记忆进行定位、识别，把个体记忆融入到记忆共同体所共享的记忆框架中，形成记忆共鸣，转化为集体记忆。

社会情境是个体进行记忆的时空坐标，表现为记忆的社会框架。记忆的社会时间是指个体记忆在社会时间轴上的定位，无论是排日记事的日记文献，还是以自传时间组织的回忆录文献，只有文献的时间轴与社会时间轴重合的部分，个体的记忆才能得到其他群体的理解和共享，才能实现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记忆的社会空间由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构成，物理空间是指承载个体记忆的场所或者文本，文化空间将个体的记忆与社会的观念、习俗、行为相联系，形成社会在认知心理结构中对个体记忆的认同和理解。在一些特定的时空里，人们往往更需要获得有关历史性知识，去触发、强化我们的记忆，即所谓记忆的社会时机。我国端午、七夕两大传统节日，正是个体记忆在特定的社会时机转化为集体记忆最好的例证，抛开屈原投江以示爱国决心的事实真伪暂且不论，屈原作为一个爱国忠君、爱民亲民的官员，其投江行为本属个体记忆范畴，而统治者为树立爱国典型，号召民、官忠君爱国，以维护封建统治，便把屈原与端午节进行连接，使屈原的个体记忆借由端午节、爱国这个契机进行张扬，转化为民族、乃至国家记忆。七夕则是为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借由神话传说等，推动一个普通小家的爱情记忆转化为民族爱情史诗。

3.3记忆价值机制。记忆的价值机制是指个体记忆在转化为集体记忆之后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也成为衡量个体记忆能否转化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标尺。记忆的价值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记忆主体的社会地位和记忆内容的社会价值。

记忆主体的社会地位与主体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能够得到公众认同，进入历史叙事的却寥寥无几。2014年上海市图书馆举办“上图藏稿本日记展”中展出的60种极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稿本日记，相比于李鸿章、曾国藩、胡适、蒋介石等上层阶级而言，由于日记作者社会地位的限制，这些个体记忆较难进入学者视野和公众视野，转化为集体记忆更是遥不可及。因此，记忆主体的社会地位对个体记忆能由潜在记忆转化为显在记忆，进一步转化为集体记忆具有决定性影响。

记忆内容的社会价值即记忆内容的唯一性、孤本性是另一个重要维度。崔永元在一次访谈中感慨道：“我们的采访是抢救性采访，永远在和时间赛跑。”他在做抗战老兵口述史项目的时候，受访对象的平均年龄都在85岁左右的，个体生命的逝去，所带走的是大量珍贵的历史记忆。故记忆内容的唯一性和孤本性就成为衡量个体记忆优先级的重要指标，由于战争的毁灭性，文本记忆很难完整存留，而参加战争的老兵的个体记忆就成为我们了解那段血泪史的关键入口。因此，战争口述史已经成为各国口述历史档案中的重点抢救内容，而这些抗战老兵的个体记忆也就顺利转化为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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