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祚

摘 要：郭沫若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文化大家。他不仅横跨多个学科，而且亦学亦政，建树广博。他作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阐述者、宣传者之一，他的一生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本文立足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从泛神论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惠特曼与郭沫若、泰戈尔对其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外国文学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郭沫若 泛神论 惠特曼 泰戈尔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他的诗歌理论在中国新诗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是创作上的先驱，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倡导新的意识形态。他的《女神》作为他的代表作，闻一多先生对其作出了高度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孝子。”《女神》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首先接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那实在是把我迷着了。我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在其后……是惠特曼使我在诗的感性上发过一次狂。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积郁，民族的积郁，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期间差不多都有诗兴袭来，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可见泰戈尔、惠特曼等外国文学家对郭沫若有多大的影响。

一、泰戈尔泛神论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泛神论是从16世纪起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一种哲学学说这种学说否认世界上存在超自然的主宰和精神力量，人物为宇宙本体即神，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

郭沫若认为：“诗人底宇宙观以Pantheism（泛神论）为最适宜。”他理解的泛神论的本质是：“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 他把自我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认为自我主体与宇宙本体具有同一性，因此凸显出自我主体的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女神》中也是在追求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当诗人把“神”拉到与自己和万物平等的地位时，就没有什么偶像了。例如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里面：我崇拜太阳、山岳、海洋；崇拜水、火、江河；崇拜生、死、光明、黑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诗人把自我本体地位提高，“我”也是“神”，那么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那么《天狗》中：“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全宇宙底能量的总量。”这时，他的“自我”可以吞日月，“社会万物可以不断毁坏，不断创造”。把自我和创造连在一起，“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这都凸显了一种反抗与挣脱束缚的感情。他就是“拿来的是泛神论，收获的确是诗。”用这种泛神的宇宙观，诗化了“五四”的追求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精神，并以此来观察世界，宇宙万物都可以“诗化”，不由得升起一种“我是神”的感觉，也为他提供了无限的个人心灵和情感的自由空间，为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诗作的创作就是以此思想完成的。

二、泰戈尔对郭沫若詩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泰戈尔是第一位把郭沫若引导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外国文学老师。郭沫若是最早接受泰戈尔影响的。

泰戈尔的诗风是清新、平易的，使郭沫若备受感染。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书中对泰戈尔的《新月集》是这样评价的：“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他崇拜泰戈尔，于是他的《春愁》、《别离》、《死的诱惑》等诗歌都带有泰戈尔的清新平易风格。泰戈尔《岸上》、《睡眠的偷儿》等散文诗歌没有韵脚，格律自由，使得郭沫若新奇赞叹并效仿。例如《辛夷集？小引》，傅正乾在《郭沫若与泰戈尔的散文诗》中说：“它充分体现了散文与诗的高度融合的特征。”郭沫若在这样的启蒙下走上了新诗创作的道路。

对泰戈尔诗的“内在律”的感悟和运用令郭沫若进一步认识到诗的本质，而后为他创建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创作新体诗提供了基础。他将领悟到的“内在律”效仿和阐述，在《论节奏》中以泰戈尔的《园丁集》中的诗句为例分析诗歌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郭沫若是在泰戈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汲取了散文诗的精华，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散文诗风格。

三、惠特曼《草叶集》与郭沫若《女神》。

惠特曼是美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草叶集》是他唯一的一部诗集。他摒弃了传统诗歌格律，创造了“自由诗体”。郭沫若是我国最早接触惠特曼自由诗的诗人之一，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碰上了“惠特曼热”，受其影响，郭沫若出版了新体诗。《草叶集》诱发了郭沫若的诗兴，为《女神》的诞生提供了养分。

首先，在诗歌格律上看，惠特曼极力主张诗的特性不在于韵脚或者形式的均匀或者对事物的抽象的表白，也不是种种申诉或者谆谆教诲，而是孕育在灵魂深处的生命，一种将读者带入事物情景并引导他们自我流露。他说：“最好的歌唱家并不就是声音最柔润而洪亮的人……诗歌的愉悦也并不属于那些采用最漂亮的韵律、比喻和音响的作品。”于是他创造了一种没有韵脚，没有格律的自由诗体。受惠特曼影响，郭沫若也认为：“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例如《女神》中，郭沫若用自由的形式来创作，让诗的情感来支配诗的旋律节奏。《凤凰涅槃》几百行，《鸣蝉》只有三行。结合背景：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郭沫若冲破旧体诗的阻碍，使用口语和白话语入诗，表达了当时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声。

其次，在是个主题上看。惠特曼《草叶集》的“草叶”的意义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草，它有广大的天地和顽强的生命力，是新生命新事物的代表。结合诗歌创作背景：惠特曼谴责农奴制度，批判封建宗教禁欲主义，赞扬劳动和劳动人民，例如《在朋友家里受了伤》正是揭示了农奴制度和其代言人，带有一种民主精神。而郭沫若的《女神》，“女神”在《女神之再生》里面解释了含义：一种勇敢、不畏强暴之感。他的民主精神仍有体现：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吹响号角，不断毁坏、不断创造正是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与惠特曼反抗旧世界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惠特曼凸显自我和自我本位，例如在《自我之歌》中的“我”不仅仅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他赞美自己与世界万物想通“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比他自己更重大”，他的“自我”地位是神圣的。他也歌颂劳动人民，歌颂大自然。《草叶集》中《我之歌》、《斧头之歌》等歌颂了劳动人民；《大路之歌》等描绘了自然景物。而郭沫若《女神》中也有这两个主题：例如《地球，我的母亲》中赞美了“炭坑中的工人”，“田地中的农人”。《浴海》中歌唱了大海。

参考文献：

[1]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4号。

[2]惠特曼：《草叶集》（上下册，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赵笑洁、蔡震主编，李斌副主编《郭沫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