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玉，那顺达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民俗习惯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游艺民俗、文艺民俗、信仰民俗等，而且这些民俗因地而异，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俗语。同时《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就有描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1]。可见民俗习惯的区域分异，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的条件差异。本文以从山西省盂县—定襄县—山阴县—大同县—内蒙古丰镇市—察右前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一线的跨农牧交错区为研究区域(图1)，对沿线旗县的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文艺民俗等事项进行分析。

1 研究区地理概况

研究区为山西盂县——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一线，跨度为东经109°16′～114°49′，北纬37°40′～43°39′。地形单元从黄土高原东缘到内蒙古高原境内，依次从地势起伏较大的丘陵区到变化幅度较小的高原区，海拔逐渐升高，从900m增加到2335m(图2)。气候类型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经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到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从9.1℃到1.0℃；年平均降水量为529.9mm到400.0mm以下，随着纬度的增加，干旱程度加剧，禾木谷物的生育期也逐渐缩短。

2 经济方式与农牧交错区的农牧业区域划分

农业生产活动是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产物，只有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才能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而不同地域民俗的产生也是在一定的经济生产活动下产生的，因此首先要对农业的地域结构进行划分。

农业地域结构的划分需要选取相应的地理数据进行聚类统计，本文主要是划分农牧业结构，因此选取了研究区域1989-1992年的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牧业产值、人均粮食产量、耕地比重、农业产值比例、牧业产值比例、人均牲畜头数等7个反映农牧业指标的均值进行统计分析。运用SPSS软件经过因子分析得到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表1)。

注：数据来自地理数据空间云。

表1 研究区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2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了90.994%，反映出原始数据90.994%的信息量，因此可用这2个因子的变化代表整个样本相关变量的变化。同时以两个因子的得分值作为新的变量，利用余弦距离，采用组间连接法得到聚类谱系图(图3)。

根据农牧交错带中农业与草地畜牧业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农业产值比重占55%～60%为农牧型交错带，紧靠农区；牧业产值55%～60%为牧农型交错带，紧靠草地牧区；农业和牧业产值比例基本持平，各自约占农业总产值40%的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带，处于牧农型和农牧型交错带之间[2]。

依据上述原理，再结合研究区聚类谱系图和农牧业比重图等，可以将研究区划分为五个区域：纯农区(定襄县)，该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在农业中的比重达到了80%(图4)；农型交错带(山阴县、大同县、丰镇)，该区域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均大于55%，牧业所占比重均为20%左右，说明该地区以农耕业为主(图4)；牧型交错带(四子王旗)，该区域牧业产值所占比重均高于55%，种植业所占比重均为30%左右，说明该地区以牧业为主；偏农型交错带(察哈尔右翼前旗)，该区域农牧业产值基本持平，约占50%,但是种植业产值比重较高，为53%，牧业产值比重为42%，说明该区域以农耕业为主；纯牧区(苏尼特右旗)，该区域农林牧副渔业以牧业为主，所占比重达到80%以上(图5)，耕地比重几乎为0%，以牧羊为主；盂县的农业比重虽然只有57%，但是由于该县地形崎岖，多丘陵，因此耕地较少、林地较多，林业比重大，但该地区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多于400mm，年均温高，无霜期长，所以仍然归为纯农区。

3 不同经济区民俗分异的地理成因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生产民俗及生活民俗。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导致农牧业分区各不相同，使农业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产生了细微的差异。

3.1 “南农北牧”的生产民俗区域分异

农业地域分区导致农业生产民俗各不相同。从南到北耕种业的比重减少，畜牧业的比重增加，但是其中仍有细微差异。一是作物种类不同。盂县和定襄县主要以玉米、谷子、高粱等喜温作物为主。由于盂县伟度为38°N，纬度较低，气温和降水较其它地区较多。定襄县位于忻定盆地，河谷地带，有滹沱河流过，地势低(图2)，导致该地区不易散热，且外边气流越过山地下沉时，增温作用强,形成焚风，因此年平均气温高(图6)，同时盆地内部蒸发的水汽无法散出，持续聚集在盆地内部形成降雨(图7)，适宜的雨热组合使当地作物产量多，复种指数高，旧时有一年两熟。在山阴县—察哈尔右翼前旗以及四子王旗南部的区域，地势较高，冬季易受西伯利亚高压的影响，气候寒冷，夏季由于地形的阻挡，受海洋季风的影响较小，降水少，因此以莜麦、荞麦、大豆、马铃薯等耐寒、耐旱作物为主，同时产量也逐渐降低。四子王旗北部和苏尼特右旗由于水热组合不适宜农耕的发展，因此以畜牧业为主。作物的差异导致各个研究区节日祭祀的贡品与活动的奖品也产生了差异，如盂县地区谷神节贡品为小米，而晋北地区的填仓节贡品为莜面和荞面(表2)。二是作物播种时间不同。由于研究区气温与降水由南向北递减，盂县和定襄县无霜期较长，南部地区早于北部地区，如盂县、定襄县是“谷雨前后，安瓜点豆”；山阴县、大同县是“小满前后，安瓜点豆”。在丰镇和察哈尔右翼前旗寒冷的地区播种时间更晚。“谷雨早，小满迟，立夏莜麦最当时”是对四子王旗最好的写照[3]。

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牧业生产同农耕生产一样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因此研究区的牧业生产也有巨大的差异。一是饲料来源不同。由于山西盂县、定襄县农业生产以农耕生产为主，因此饲料以农作物秸秆、各种农副产品或饲料为主。山阴县和大同县等晋北属于高寒杂粮区，丰镇和察哈尔右翼前旗地区属于半农半牧交错区，农作物较多，同时该地区气温低，降水较少，多天然牧草地，因此饲料以秸秆和牧草为主。在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气候寒冷，降水少，不利于作物生长，但草场茂盛，饲料以牧草为主。二是经营方式不同，山西地域面积小，牲畜数量少，属于集约型的小农经济，因此农区畜牧业以舍饲养殖为主，经营管理比较集约，生产比较稳定，而内蒙古丰镇和察哈尔右翼前旗是以舍饲养殖和游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地域辽阔，草场广布，牧区则以放牧为主，经营管理比较粗放，以游牧为主，生产不太稳定。三是牧畜种类和数量不同。山西和内蒙的丰镇和察哈尔右翼前旗农业发展较快，出于农事耕作的需要,驴、骡、牛成为饲养的主要牲畜，而在苏尼特右旗的纯牧区人们为了抵御冬季寒冷的低温，则以饲养肉类热量高，皮毛厚的牛、羊、马为主。牲畜的种类不同使各地贡品与活动的奖品不同，定襄县的“挠羊跤”胜利者奖品为绵羊，同为类似的内蒙古牧区摔跤比赛胜利者奖品则为骆驼、马、牛、羊等，这都与当地的牧业发展有关(表2)。四是经营畜牧业的民族不同。山西盂县和定襄县以汉族为主，山阴县和大同县靠近内蒙古，受民族融合的影响，以汉族及从事耕作业的少数民族为主，内蒙古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以蒙古族为主体，因此以从事畜牧生产的蒙古族为主。

表2 研究区节日祭祀活动

3.2 “南素北荤”的饮食民俗区域分异

农业生产类型的不同，导致农作物不同，因此饮食习惯也不同。山西主要以小麦、玉米、谷子、高粱、莜麦等杂粮为主，同时古代山西交通不便，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明显，这样，取材于当地的杂粮就限制了饮食向面食方向发展。同时，气候寒冷，饮食适宜温热性，面食恰恰符合这一特点。山西地处内陆，降水较少，植被稀少，土层厚而松，易发生水土流失，储水条件差，因此水资源短缺。喜食带有汤水的面条，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喝原汤，化原食”是千百年来流传的谚语。同时干旱的气候条件使得山西不适合蔬菜的种植，菜饭合一成了人们的选择，如晋北的“谷垒”，晋中的“拨烂子”。西晋人束暂在《饼赋》中描述的：“柔若春绵，白似秋練。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垂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碗者舐唇，立侍者干咽。”[4]但是由于气候的差异，杂粮的种类也不同，因此面食种类也不同，“晋南的馍，晋中的面，雁北的糕吃不厌”正是对山西各地面食的写照。

3.2.1 以面食为主的农区及杂粮和肉食为主的农牧交错区

盂县和定襄县地区以种植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等作物为主，因而此类面食较多(表3)，同时该地区玉米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因此早饭会有“大糁糁”等玉米制成的食品。而晋北的山阴县和大同县以莜麦、荞麦类为主，因此人们为了御寒和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以黄米面糕、莜面栲栳等高热量食物为主。同时晋中盂县地区的面食种类多，制作精细，而晋北地区少、粗糙(表3)。同时该地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形成了吃牛羊肉的习惯，如大同县的谚语“冬涮羊肉夏旋粉，四季火锅羊头拌粉”[5-6]。内蒙古丰镇地处内陆，受海风影响小，降水少，使得该地种植的作物以莜面、谷子等旱作谷物为主，因此形成了与山西相同的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受山西大同等地影响，形成吃炸糕的习惯，俗语有云“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

表3 山西地区面食种类

注：整理自1988年王长信，亚飞编写的《山西面食》。

3.2.2 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牧区

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以牧业为主，因此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为了适应高寒的气候和长期的游牧生活，喜欢吃营养和热量高的肉食和奶食，如四子王旗的“乌兰花羊杂碎”，奶制品有奶皮子、奶茶、奶豆腐、白油等。但是，纯牧区饮食又有夏季和冬季的区别，夏季从4月到10月，包括从母畜产犊到乳品加工结束及奶制品的冬储。这一时期的饮食主要是奶制品，偶有些肉制品，冬季主要食用宰杀和储备的家畜肉，夏季储备的各种奶制品。但是由于清朝时期察哈尔右翼前旗制作的奶制品为宫廷食用，因此奶制品制作精细，质量高，而四子王旗等地的奶制品则仅为自给自足，因此制作过程较为粗糙[7-8]。同时，由于特殊的环境，导致牧区食物的制作较为简单，多以“煮食”和“烤食”为主。

综上所述，由于水热因子的差异使得各地种植的作物不同，从而导致饮食习惯不同，形成了盂县和定襄县以面食为主的农区；山阴县、大同县、丰镇和察右前旗南部以杂粮和肉食为主的半农半牧区；四子王旗北部和苏尼特右旗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牧区。

3.3 “南土窑、北毡包”的居住民俗区域分异

为了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区域居民的建筑造型、结构、材料、功能等各不相同。在山西传统民居遵循：山区以窑洞为主，平川以平房为主，但是山西的民居仍以窑洞为主，不同地区仍有部分差异(图8)。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垂直节理的黄土几乎遍及各地，窑洞易于挖掘，同时内蒙古的丰镇、察哈尔右翼前旗地处温带半干旱的黄土丘陵和石质丘陵区，主要由第四纪堆积的风积沙土、黄土及黄土状物，以淡黄色、粉色为主，原生黄土成分较少，属于风积、坡积混生，质地均匀，垂直节理发育[9]。因此也有部分的窑洞分布，由于该地区黄土较薄，以砖石窑洞为主。

晋中的盂县地区窑洞分布较少，多为独立式窑洞。晋北多为靠崖式窑洞，独立式窑洞在黄土丘陵地带，土崖高度不够，在切割崖壁时保留原土体作窑腿和拱券模胎，砌半砖厚砖拱后，四周夯筑土墙，窑顶再分层夯土1～1.5米厚。实质上是用人工建造成土堡式窑洞。这种窑洞除砖拱用少量的砖外，主要材料仍为黄土。另外窑洞的尺寸也有不同，晋北窑洞跨度较小，晋中的窑洞跨度较大，以3米左右最为普遍。在盂县由于山坡、河谷的基岩外露，采石方便，当地农民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石科，建造石拱窑洞。因为其结构体系是砖拱或石拱承重，无需再靠山依崖，即能自身独立，形成一种独立式窑洞，又因为在石拱顶部和四周仍需掩土1～1.5米，故而仍不失窑洞冬暖夏凉的特点。

晋北的靠崖式窑洞多出现在山坡、黄土高原边缘地区。窑洞边缘靠山崖，前面有较开阔的川地，很像是靠背椅的形式。因为窑洞依山靠崖，必然是随着等高线布置，所以窑洞常呈现曲线或折线型排列，这样既减少了土方量又顺于山势，取得协调美观的建筑效果。根据山坡面积的大小和山崖的高度，可以布置几层台梯式的窑洞，为了避免上层窑洞的荷裁影响底层窑洞，台梯是层层后退布置的，形成底层的窑顶就是上层窑洞的前庭。另外，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窑洞的结构也有差异，由图8看出，由南到北降水逐渐减少，气温降低，使不同地区湿度变化较大，而且研究区由南到北黄土的厚度逐渐降低，这都会对各地窑洞的结构产生影响(表4)，高宽比越大，土质越差[10]。

表4 研究区窑洞结构

注：数据来源于侯继尧《窑洞民居》、杜萍《忻州市境内窑洞建筑浅议》。

在盂县、定襄县和内蒙古丰镇、察右前旗南部还有部分的平房分布，该地区平房普遍以合院式为主，院落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对称建筑而成。同时民间习俗“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的说法，所以山西的院子多遵循东高西低，阴不压阳的规则。建筑房舍更讲究格局，一般四屋为定格，房间的位置也不能错乱，北方为正房，是整个院落的主房，东西是厢房；南面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在南北、东西厢房的角落中有耳房，可用来做厨房或储备粮食，堆放其他杂物，厕所开在西南角。

山西民居整体体现了“外封闭，内开敞”，外封闭是为了安全、避风，特别是阻挡北边来的冷风，同时也为创造一个私密性较好的居住环境提供条件。内开敞是为了尽可能地通风，多吸收阳光的照射。“规划合理，顺应地势”，如：“沿崖而挖，顺沟而建，随弯就弯，错落有致”，根据山西地处黄土高坡的特点，克服不利的地形因素，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优质黄土层的优势，在天然形成的山坡地、黄土沟壑地带和荒芜的土地上修建各种样式的窑洞住房。

在察右前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等地方，蒙古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建有蒙古包，蒙古包是东南向而设的。这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崇尚太阳，有朝日之俗有关。但这种东南向习惯不仅由于信仰，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因为他们居住在蒙古高原的高寒地带，靠近冬季风源地，受其影响，多西北风，朝南建可以避开西北风。其构造为圆形穹顶周围用哈纳作壁，上圆下锥，圆形可以更好地抵御大风，同时圆形的使用面积最大，上面尖顶不易存雪，减轻积雪的破坏。同时蒙古包的套脑开在顶部，它的日照时间和太阳同步，可以全天得到光照，另外，蒙古包还具有计时的功能，由于它这种套脑的结构和乌尼纳伞骨，能够均衡地丈量太阳照在蒙古包里的时间，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日晷。标准的蒙古包，计量时间最准确。所谓标准包，就是4扇哈纳，每扇14个头，门朝东南开。加起来一共是56个头，也就是能放56根乌尼，门头上放4根乌尼，也就是正好插60根乌尼杆，两根乌尼之间的夹角是6度，这样算下来，正好6×60=360度，转了整整一圈。太阳一圈，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日晷。“自古为行国，逐水草游牧与蒙古准部同俗……”(《时务通考》卷二)。《蒙古包》一诗中描述蒙古包“浑圆如盖裹毡牢，小窦为门总不高。中孔销烟兼透日，观天坐井首频搔。”

由此可见，在盂县—大同县等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住房以固定的窑洞和平房为主，在丰镇、察哈尔右翼前旗等地出现了适应游牧生产方式的蒙古包和窑洞相结合的居住形式，在苏尼特右旗的纯牧区主要以可以迁徙的蒙古包为主。

4 结语

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巨大的关系，从盂县到苏尼特右旗一线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民俗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盂县到苏尼特右旗一线，农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牧业的比重逐渐升高，从而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研究区经纯农——主农辅牧——半农半牧——主牧辅农——纯牧区，随着经济方式的细微差异，不同地区的民俗也有了相应分异。这些风俗的形成、发展、演变、交融，以及它的分布规律与地理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积极开展民俗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研究，不仅对研究民俗文化的地域差异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