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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隐私权保护不能绝对化

2018-08-16

南方周末 2018-08-16

关仁丰

这位病人一旦像高××那样,既隐瞒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又继续从事艾滋病传播高危活动的话,公共安全就被置于高度危险之中

最近几天的微信朋友圈里,一个题为《为众人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的帖子在盛传,里面列举了一些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人士以及各自的悲惨结局。其中有一位叫高××的“药品打假专业户”,被该文暗示是被迫害而死。读完之后,我深感哭笑不得。

作为一名记者,我恰好与高××打过交道,知道他的打假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高尚,而主要是作为一门生意去经营。更重要的是,在高××去世之后,我曾就他的死专门做过调查,发现了他身上的两个秘密:同性恋者以及艾滋病患者。而他的死,正是由艾滋病及其相关并发症所导致。为此,我也专门写过一篇报道(题为《同志之死》,详见2011年12月1日的南方周末),澄清了高××的死亡真相。但这个帖子时隔7年之后怀疑他遭迫害致死,说明社会对他死于艾滋病这一事实仍知之甚少。

我国于2006年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否则将受到处罚。

按照业内人士的理解,这一规定甚至同样适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我承认,艾滋病人的隐私权应当和必须受到保护,这既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通过高××这一案例,我发现这种保护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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