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贵布

第七节车厢 坚持原则

一

在工作上，李大钊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1916年6月，政坛的风云变幻为各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组阁，任命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来，孙洪伊转任内务总长。7月25日，白坚武随孙洪伊北上就职，协助孙洪伊做些文案之类的事。

这时，汤化龙等人准备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邀请李大钊来北京主持编辑工作。李大钊接到汤化龙的邀请时，不愿从命，经白坚武一再劝说，他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于是答应了汤化龙来北京工作。

1916年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等人乘坐轮船到达北京。李大钊给这份报纸取名为《晨钟》。当时，《晨钟》的社址在北京市宣武门外的丞相胡同，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进行编辑工作的。

李大钊上任伊始，便邀请白坚武任主笔。1916年明15日，《晨钟》正式出版。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篇文章。其中《“晨钟”之使命》—文，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文章声明办《晨钟》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并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这是李大钊“高撞自由之钟”，第一次系统地向青年表明“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向青年发出“再造青春中华”的深情呼唤。随后，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了一系列激发青年斗志的文章。创刊号刊出的还有白坚武的《会议与政党之回顾》—文。

《晨钟》报一问世，就受到了民众的喜爱。大家纷纷购买，互相传阅。李大钊办《晨钟》很用心，在栏目设置、文章组织等方面下了大量功夫，使得这份报纸很有特色。每一期的社论前，都有一句由李大钊亲自编选的警句，比如：“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李大钊向国人敲响了“晨钟”，希望能够唤醒民众，激励大家在创建“青春中华”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贡献。

从报纸内容上看，《晨钟》第二、第三版最重要，有启事、社论、国内新闻（电稿，主要报道国内政局、议会消息）、国外新闻（电稿，主要报道一战欧洲战场战况）、地方新闻等，分条述列，眉目清楚。与社论对角的压版部分为短评“法言”专栏，是舆论阵地。另外，第二版有钟状题标，每期刊登一条警语。“铁肩担道义”就出自8月20日的第二版。第五版是文艺副刊（文苑），有林琴南的小说，陈石遗、宗孟的旧体诗。白坚武还开辟了“知白室说乘”专栏。白坚武写作最为勤奋，半个月就写了23篇文章，比李大钊多写了9篇。白坚武的言辞非常激烈，对自己的文章自视甚高，以至于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时间所写的文章时他还非常自豪。

当时的报界是相当繁荣的，北京的《国风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天津的《民意报》、广州的《民生报》，以及其他地方的《天民报》《平民报》《湘江日报》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北京市的报社，除月刊、周刊外，有80余家。报界的繁荣主要由两大因素促成，一是政治空气相对宽松，此时“癸丑报灾”已过，段祺瑞政府对报界的打击还未到来。也就是说，《晨钟》的起步阶段，正好处在两次“报灾”中间，报纸的言论还有—定的自由度。二是经济因素。据记载，“当时的报纸以每日1000份计，每月的印刷费—大张为150元，两大张为200元，由此观之，凡具几百元的资本，即可创设报馆”。汤化龙给《晨钟》提供的启动资金是1万元，每月津贴是2000元，而且《晨钟》自身的经营情况也不错。

《晨钟》诞生后，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群起响应，纷纷效法《晨钟》，办起了各式报纸。

《晨钟》创刊不久，随着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日益升级，已经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和坚持进步党主张的汤化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之后演变成以这两个人为中心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商榷会”的激烈对抗。

由于在政治思想上更接近孙洪伊，忠厚耿直的李大钊不肯按照汤化龙的意思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这让汤化龙很生气。从那以后，在每期报纸发稿时，汤化龙都坚持审读，将李大钊写的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大段大段地删除。李大钊见自己的文章被删改，气得怒目圆睁，气冲冲地来到汤化龙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你看看，你把我的文章删改成什么样子了？”

汤化龙见李大钊生气了，急忙赔着笑脸，劝道：“守常，别生气，有事好商量。”

“你跟我商量了吗？”李大钊提高了嗓门儿说道，照样没给他好脸色，“你删改后的文章，读者看了，能起到什么效果？我就是要痛骂那些卖国求荣、坑害老百姓的军阀！”

“这绝对不行！”汤化龙一听，急了，“这是我筹资创办的报纸，必须得按照我的意思办报！”

李大钊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报纸要反映人民的呼声，如果我们替反动军阀说话，就不会有人看我们的报纸了！”

汤化龙强硬地说：“没人看也得办！”

“这样的报纸，我没法办，你自己办吧！”说完，李大钊愤然离开了。

1916年9月2日，白坚武率先宣布“意见不合，脱离《晨钟》关系”。9月5日，李大钊在报上登出《李守常启事》，辞去主编一职。就这样，两位老朋友一先—后，都离开了《晨钟》。

李大钊在《晨钟》工作了22天。创造“青春中华”的政治理想是远大的，所以李大钊面对挫折毫不气馁，他深信青春之志—定会在新的戰斗中萌芽！

二

就在李大钊宣布脱离《晨钟》的这一天，制宪会议正式召开。制宪会议是为恢复因袁世凯解散国会而被迫中断的制宪工作而召开的，这就成为立志要建立崭新民族国家、再造“青春中华”的李大钊所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在中国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李大钊很快就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月刊《宪法公言》，继续努力地探索创造“青春中华”的方向。

李大钊在主编《宪法公言》期间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省制问题”和“思想自由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制宪过程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李大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关于实现国家真正统一富强的政治主张，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倡导出版、信仰和教授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自由，希望为“青春中华”的再造争取宽容的思想空间。

由于经费问题，《宪法公言》于1917年1月10日被迫停刊。“府院之争”进一步升级，同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制宪活动宣告流Po但是，在李大钊“再造青春中华”的影响下，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在李大钊自由钟声的启迪下，开始踏上了奋斗的征程。

不管是在《晨钟》工作，还是主编《宪法公言》，李大钊都保持着他的本色，生活简朴，不讲究吃喝，不图享受，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在《晨钟》工作期间，他看书写文章，一心一意放在工作上。他不搞特殊化，也不愿意自己的薪水比别人高。他负责主编工作，但他平易近人，和大家同甘共苦。按照规定，他的薪水是每月200元，其他四個编辑每人每月100元，总共600元。他和大家平分这600元钱，说什么也不肯多拿一分钱。

三

在生活中，李大钊是一个办事有底线的人。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_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得真大啊！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是高兴的话，你们堆个大雪人也好。”外祖母心疼外孙们，劝道：“天这么冷，你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他们冻感冒了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能增强抵抗力。他们要是待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起簸箕和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们说：“你们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反而越扫越有劲了……孩子们的笑声飘荡在院子的上空，这个家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四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乐亭县老家探亲，在岳父家，他见到了从天津回乡的妻弟赵晓峰。赵晓峰见到李大钊，格外亲热，因为李大钊是他的“保人”。

在旧社会，一个人要想找到工作，往往需要托一个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做“保人”。而赵晓峰就是因为有李大钊“作保”，才得以到天津汉沽盐务局当职员的。

谈话间，赵晓峰得意地对李大钊说：“您给我找的工作太好了'我每月能挣六七百元钱。”

“你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呢？”李大钊倒很意外。

“姐夫，您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除去工资外，还有‘私吃呢！”赵晓峰眉飞色舞地说。李大钊听后，内心十分不悦，因为“私吃”就是用非法手段赚钱。

过了些日子，赵晓峰赶回汉沽盐务局上班时，却被盐务局告知，因为李大钊“撤保”，他被辞退了。

赵晓峰生气地赶回北京找到李大钊，问他为什么“撤保”，砸了自己的饭碗。李大钊平静地说：“因为你‘私吃太多，坑害百姓。如果我不管你，你就会越陷越深，就会犯罪，后果就严重了。到头来，你姐姐也会责怪我。”李大钊的一席话，说得妻弟哑口无言。妻子在一旁，也连声称赞李大钊做得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