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升 李宏伟 付金芳 丁 影 刘艳芳 徐 娟 王淑艳 曲卓慧 左秀娟 王楠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 长春 130021)

众所周知，恶性肿瘤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痛苦，而严重的心理负担可以加重疾病，影响疾病的转归和恢复。心理痛苦是指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情绪体验，包括心理的(认知、行为、情感)、社会的或者灵性的体验，这些体验可能会干扰患者应对疾病，并影响治疗的效果。心理痛苦可以表现为脆弱、悲伤、害怕等正常的情绪反应，也可以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恐惧、社会孤立感等。同时，这些心理痛苦往往还与患者的临床症状相关，他们的存在与疼痛、乏力、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还具有相关性。恶性肿瘤患者在各个时期都存在明显的心理痛苦，因此，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NCCN)推荐对所有肿瘤患者进行心理痛苦筛查，这样可以快速识别肿瘤患者的心理痛苦，并及时关注癌症患者的心理痛苦情况，必要时可进行临床干预〔1〕。痛苦评估及应答系统(DART)问卷，是北美地区特别是加拿大多个医院常用的痛苦筛查问卷，该问卷简单明了，操作方便，在临床工作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性〔2〕。老年肿瘤患者除了本身基础疾病多，对治疗的耐受性差等躯体因素之外；其他心理社会因素也存在一定特殊性，比如空巢老人的照顾问题，老人的经济支持问题，老年的心理问题等，这也都属于痛苦筛查范畴，而这些心理社会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肿瘤患者的治疗与转归〔3〕。所以，本研究通过地区抽样、横断面调查的方式吗，对吉林省5个地区7家二级以上医院肿瘤科的老年患者进行痛苦筛查，旨在发现老年肿瘤患者心理社会问题的现状。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对2016年6～8月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白城市、集安县5个地区7家医院肿瘤内科在院就诊的患者按照1∶1抽样的方式，进行痛苦筛查，共回收问卷82份，其中有效问卷58份。其中老年组问卷26份，包括肺癌7例、肝癌5例、胃肠道肿瘤3例、其他肿瘤11例；中青年组问卷32份，包括肺癌11例、乳腺癌8例、胃肠道肿瘤6例、卵巢癌2例、其他5例。纳入标准：①经病理确诊或临床诊断为恶性肿瘤；②患者知晓病情；③神志清楚能配合治疗。

1.2调查工具 DART问卷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患者一般情况，包括人口学信息和疾病诊断情况，可由医务人员采集或者协助患者完成。另一部分为自测部分，包括症状负荷调查、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调查、是否有自杀倾向、是否有意愿接受社会性支持服务等问题。其中症状筛查包括疼痛、乏力、恶心、睡眠情况、食欲、呼吸困难等；心理状态包括焦虑、抑郁、是否对自己健康状态感到担忧。以上条目均按照0～10数字标注严重程度(0为无痛苦，10为极度痛苦)，指导患者在最符合他(她)1 w内平均水平的数字上勾选以体现严重程度。1～3分为轻度；4～6分为中度；7～10分为重度。本研究以≥4分代表几乎总有。

1.3研究步骤 调查员有肿瘤内科经过痛苦筛查培训并合格的专科护师和医生担任，由他们向患者发放问卷，经患者和家属同意，请患者自填问卷。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χ2检验。

2 结 果

2.1两组症状负荷 发生率从高到低的症状在中青年组，依次为食欲不振(84.38%)、呼吸困难(78.12%)、睡眠障碍(68.75%)、乏力(65.63%)、恶心(59.38%)、疼痛(59.38%)；老年组依次为食欲不振(88.46%)、乏力(84.62%)、睡眠障碍(73.08%)、呼吸困难(69.23%)、恶心(65.38%)、疼痛(54.69%)。其中对自己健康状态担心的情况，中青年组为93.75%，老年组为84.62%。两组症状学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心理状态比较 中青年组自认为抑郁的发生率为40.62%，老年组为46.16%；中青年组自认为焦虑的发生率为46.87%，老年组为30.77%。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两组有关是否结束自己生命和是否有意愿接受支持性服务比较 两组均有少部分患者有结束生命倾向，且大多数患者不愿意接受社会支持性服务，见表2，两组心理问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症状学发生情况比较(n)

表2 两组心理状态比较(n)

3 讨 论

国外对心理痛苦温度计的测量学评估显示采用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敏感度和特异性，需要专业的临床心理干预〔4〕。 在本次调查中，得分≥4 分被界定为中度及以上心理痛苦，其发生率与国外研究有所差异〔5〕。 分析可能的原因，一个是显著心理痛苦的分界点在国内及国外有所不同，另外可能与选择的肿瘤种类不同有关。肿瘤疾病可危及生命，因此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困扰较大，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恐惧的情绪，有接近一半的患者存在显著心理痛苦，由于乏力、疼痛、呼吸苦难、食欲不振等症状，对患者造成工作、交往、情绪上的负担，也加重了心理负担，而严重心理负担也影响疾病的转归和恢复，从而引起恶性循环〔6～8〕。本研究发现，部分患者反映长期的症状与对生命预期、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生活质量，造成的困扰不比器质性疾病小。 因此，心理痛苦温度计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可及时发现具有严重心理负担的患者，及早进行干预〔9，10〕。

本文中老年组人群乏力发生率高，抑郁比例较高，而焦虑情绪低于中青年组。分析原因，中青年人 群，由于生命年轻，除了要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还要考虑前途、家庭等众多问题，因此较老年人群焦虑情绪更加严重。 而症状负荷差距不大，考虑与疾病分期和肿瘤种类差异较大，且调研人数较少，所以统计学上未见差异，仅能从发生率上发现趋势。老年患者因为存在空巢、独身等原因，抑郁情绪较重，这与调查结果相符。但是因为存在以上情况，其实应该有更多接受社会服务的需求，但是从调查结果显示，绝大数多患者不愿意接受社会性支持服务。原因可能与患者本人对社会性服务的内容及作用了解不清楚，需要社工服务理念的深入和提升。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内敛、不愿意将自己的痛苦公布于陌生人的习惯有关。所以，这部分患者仍需要医务人员的更多关注。综上，DART调查表是一种操作简单的筛检工具，可筛检肿瘤患者的心理痛苦程度，老年肿瘤患者的心理痛苦具有自己的特征，有待扩大样本量和深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