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波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80余个威权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变革。然而人们很快认识到，威权政体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并不总是稳定的、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及的大多数国家驶入了一个“政治灰色地带”，其中既存在着定期举行的多党选举竞争，也充斥着各种非民主的政治实践。学者提出了“选举型威权体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以指涉那些最高领导人由多党选举产生，但执政者通过大规模地滥用国家权力来剥夺选举公平性的政治体制。

跨国研究显示，当代世界政坛中的选举型威权国家已经在数量上远超传统的封闭式威权体制，而其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形态差异。本文关注的是选举型威权体制下面的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子类型——霸权型政党体制，即在定期的多党选举环境下由一个政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威权体制。霸权型政党体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选举型威权国家的特征主要有两点：第一，在这种体制中，支持威权统治的组织集团是政党，而非皇室家族、军队或独裁者身边的非正式团体；第二，这种体制下多党选举不会产生频繁的权力更替，而是由一个政党长期垄断政权。

到目前为止，关于霸权型政党体制的总体研究和个案分析几乎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政党组织形式对威权体制韧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我们对于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历史起源却知之甚少：追根溯源，多党竞争性选举和长时段的一党执政之间的矛盾结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诞生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当代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做一个分类学的研究，并初步探讨不同的起源模式如何影响威权体制的稳定和韧性。通过归纳二战之后共21个霸权型政党国家的发展轨迹，文章指出该体制的四种主要起源模式：封闭式一党制国家的自由化改革；前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一党独大制；军人统治者推行的政治改革；内战结束后的政治安排导致的一党独大制。通过梳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笔者发现霸权型政党体制诞生于国内外力量的复杂互动之中，其出现有着极为深刻而多样的历史根源。

不少威权政治的研究者指出，威权国家中制度创建的历史进程对于其后来的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讨论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对于这种体制的稳定性有何影响。通过对三个案例进行结构化的比较（structured comparison），笔者发现那些从封闭式的一党体制演变而来的霸权型政党体制有着更强的稳定性，这是由于执政党在封闭式执政时期所建立的基层组织网络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在多党竞争时期仍然可以成为维持威权韧性的有效手段。

我们认为霸权型政党体制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国家的行政首脑和立法机关应当由多党竞争选举的方式产生；第二，执政党至少已经连续赢得了四次全国性的多党选举，或在多党选举的制度下已经连续执政20年以上；第三，在该党的统治下，选举竞争的自由度和公平性未能满足民主国家所要求的最低标准，这些标准包括自由组党、自由言论、普选权的授予、自由投票、公平记票、保证选举结果的权威性等。根据这些标准，我们识别出了共21个霸权型政党体制的案例。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型政党体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全部21个案例中，只有8个案例来自于其他地区：其中东南亚有3例（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拉丁美洲有3例（墨西哥、巴拉圭、圭亚那），南高加索地区有1例（阿塞拜疆），北非有1例（突尼斯）。霸权型政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集中出现，主要是由于二战后一党制在非洲的广泛传播，而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普遍推行了多党制改革。

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

本文所指的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主要指的是在该体制形成初期的第一次多党选举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下被引入的。我们对起源模式的分类法，主要关注的是一国在该体制出现之前属于什么政体类型，以及导致第一次多党选举召开的政治形势。就霸权型政党体制出现之前的政体而言，各案例之间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引入第一次多党选举前是否存在一个封闭式的一党执政体制。根据这一条标准，我们首先可以将21个案例分为两种类型：由封闭式的一党制转化而来和由其他体制转化而来。

对于第二种类型中的国家，根据导致多党选举出现的政治背景，又可以被分为三类：前殖民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引入多党选举；军人通过政变夺权后，推行政治改革引入多党选举；陷入内战的国家在战后安排中引入多党选举。在这三类案例中，多党选举此后都持续地定期召开，但却没有导致政权的更迭。

霸权型政党体制最常见的起源类型，是通过封闭式一党制国家所推行的政治自由化改革。样本中共有9个案例属于这一类型：喀麦隆、莫桑比克、赞比亚、加蓬、塞内加尔、吉布提、塞舌尔、坦桑尼亚和突尼斯。除了赞比亚外，其他案例中引入多党选举的执政党都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演变成为了霸权型政党。

非洲国家在从封闭式一党制向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二战结束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中，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前后都召开了具有基本自由度和公平性的选举来产生领导人。然而在当选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就以追求民族融合和国家发展为理由，废除了多党选举，建立起了法律上规定的或事实上的一党制政权。组建一党制国家的潮流波及了这一类型中的全部国家，其中最早确立一党制的是塞内加尔（1963年），而最晚的是吉布提（1981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一党制国家所普遍采取的国家主导和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此后发生的苏东剧变使得一党制模式失去了物质援助和意识形态支持的重要来源，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加强了在全球范围推广西式民主的力度。非洲国家所急需的外来经济援助，越来越频繁地与召开多党选举等改革措施挂钩。在这一类型的多数案例中，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国内反对派和抗议行动提供了强烈的外部刺激，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威权统治者只得宣布推行多党制改革，以谋求在一个更具有竞争性的制度环境下维持一党执政。

在霸权型政党的第二种起源模式中，多党选举是在去殖民化、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被引入的。事实上，这一类型中的4个案例（马来西亚、新加坡、津巴布韦、圭亚那）都是前英国殖民地。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基本遵循了和平的去殖民化政策，前提是权力能够顺利被移交给一个稳定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本土政权。在多数情况下，殖民当局在移交政权的过程中会先后引入地方和全国性的选举，并逐步增加选举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直到实现立法机关的普选。4个案例中，在过渡性选举中胜选的政党，此后又在选举竞争中持续获胜，而选举的公平性和竞争性也由于执政党对选举的操纵而逐渐降低。

通向霸权型政党体制的第三种路径是军人政府推行的自由化改革。军人通过政变上台执政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常见现象，但和一党制或君主制相比，军人政府是一种较不稳定的威权形式。职业军人一般都看重军队内部的团结和纪律，当军人政府内部由于政策分歧或权力竞争而出现分裂时，大部分高级将领倾向于还政于文官政府，以维护军队的凝聚力。而且在后冷战时期，军人政权被普遍视为缺乏合法性、非正常的一种统治方式，这也使得它在国内外压力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因此，军人在夺权之后，经常会做出在紧急状态结束后尽快归政于民的承诺。

在最后一种类型的案例中，参与内战的各方达成某种政治安排，约定在战后建立多党选举体制，而后选举政治逐渐被一股政治力量控制，形成了霸权型政党体制。这一类型的四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乍得、柬埔寨和墨西哥）在历史上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参战的各方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族群或地域背景。除了墨西哥一例外，其他三国从内战向和平谈判的过渡都受到了西方国家外交干预或斡旋的影响，然而这种国际压力最后都没能避免一党独大局面的出现。

封闭式一党制的历史遗产

霸权型政党体制的不同起源模式，是否对这种体制形成之后的政治稳定性有着系统性的影响？本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并将从一个方面着重论述这种影响，即：在同等条件下，从长期的封闭式一党制转变而来的霸权型政党体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在封闭式一党制下，执政党有着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建设扎根于社会之中的基层动员组织，并且巩固政党对国家公共资源的控制。开始实行多党竞争选举之后，在封闭式时期所形成的组织能力为执政党笼络社会团体、动员选民支持提供了现成的制度基础。同时，执政党对于官僚集团、国有企业、官营媒体和国家预算的持续控制也使得反对党在选举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相反，那些在引入多党选举后上台执政的霸权型政党，必须在应付选举竞争的同时进行政党组织建设和控制国家资源。此时，短期的选举考虑和来自反对党、民间团体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使执政党追求这一对目标面临更大的挑战。

对不同起源模式的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存活率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能够为上述论点提供一定的支持。在从封闭式一党制过渡而来的8个案例中，25%的案例（塞内加尔和突尼斯）经历了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崩溃，而在其余的13个案例中，体制崩溃的比例达到了46%（冈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墨西哥、圭亚那、巴拉圭）。

当然，受样本中观察值数量所限，这样简单的数值比较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为了更好地说明封闭式一党制的历史经历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我们将使用结构化且聚焦的案例比较方法（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所比较的三个案例是：坦桑尼亚革命党、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和圭亚那的人民全国大会党。案例比较的结构性体现在，在收集案例的历史材料时，目的都是为了回答同一个研究问题，即封闭式一党制经历是否对多党制下执政党的存活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比较分析的聚焦性体现在，威权稳定性的其他决定性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族群多样性）被视作控制变量，只有在它们影响了研究假设中的主要因果关系时才会论及。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分析的目的，本文在案例选择时做了如下的考虑：首先，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个案例可被视作一组“带控制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这是由于二者在殖民地背景、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上都较为相似。这两个案例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坦桑尼亚的霸权型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在封闭式一党制下统治过近30年的时间，而赞比亚的霸权型政党是通过赢得1991年该国首次多党选举而上台的。到写作本文时为止，坦桑尼亚革命党赢得了多党制改革后的历次选举，目前仍然是坦桑尼亚的执政党，而赞比亚的多党民主运动则在执政近20年后于2010年被反对党在大选中击败，黯然下台。

在第三个案例中，圭亚那的人民全国大会党最终也因选举败北而失去执政地位，选取这一案例主要是为了考虑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上述论点仅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毕竟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地处这一地区。如果圭亚那的历史发展也符合理论预测，则显示这一论点也能适用于其他区域。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霸权型政党的韧性取决于政党自身的历史长短，赞比亚的多党民主运动由于是新生的政党，因此其霸权地位难以维持。在圭亚那一例中，人民全国大会党是一个在争取国家独立时期就组建的老党，其在1992年的下台说明，霸权型政党的韧性主要不取决于组党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它是否在封闭式一党制时期积累下了基层政党组织和对国家资源的控制。

结语

霸权型政党体制是威权政体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现存文献对于这种体制的历史起源探讨有限。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当代21个相关案例的比较，为它们的起源模式做了一个类型学的分析。根据之前存在的政体类型以及导致第一次多党选举召开的政治形势，文章揭示了催生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若干历史趋势和结构性因素。诚然，冷战结束后许多威权国家在国际压力下推行了自由化改革，但改革的背景却是多样的，包括了长期的一党统治、一段时间的军人独裁、内战的终结等。除了冷战结束这一事件外，去殖民化和社会革命等历史进程也对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

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发展轨迹固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但历史起源模式对于体制稳定性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经过对所选三个案例的结构化比较，我们发现封闭式一党制时期政党积累下的社会动员组织和对公共资源的控制，在多党制时期会成为巩固霸权地位的重要遗产。当然，一旦转型到多党体制后，这些遗产会遭遇到反对党的批评和争夺，执政党的组织和资源优势能否继续维持也取决于其他因素。重点在于，如果执政党缺少了这些遗产，那么它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下想要从头建立组织和资源优势，无疑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的案例比较是对所提出理论的可行性探测（plausibility probe），而非系统性的检验。在这里所提供的初步证据的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封闭式一党制的长期影响做更深入的实证分析。此外，研究者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探讨起源模式对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影响。比如，一党制下积累的优势在引入多党选举的初期阶段是至关重要的，但随着霸权型政党在位时间的延续，历史遗产的作用可能逐渐减弱。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都没有在封闭式体制下统治的经历，但它们一党独大的时间跨越数十载，因此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确立组织和资源优势。案例分析显示，正是那些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对社会有稳定、深入的渗透和动员机制的政党，能够更好地延续霸权型政党体制。因此，政党自身的发展模式与霸权型政党体制形成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行更加透彻的研究。再比如，从军人政权转变而来的霸权型政党所面对的特殊挑战，也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这一类型中的三个案例（冈比亚、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都已经经历了霸权型政党落选下台的事件。总而言之，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出现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历史现象，不能加以笼统地概括，在分析威权体制中的这个子类型时，必须充分考察体制的起源模式如何影响了政治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