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姥姥因为我没有“父爱”而格外地心疼我。

看着邻居的父母双双拉着孩子的手在院子里走，姥姥就会很夸张地转移我的视线，不是领我去买个冰棍，就是给我几分钱去看会儿小人书。以我现在的理解，这种内心的痛大人比孩子痛多了。

其实没有父爱，我真的不怎么痛，因为没尝过甜，所以不知道苦。记忆中只跟父亲转过青岛的中山公园，父亲推着车子，我和哥哥跟在后面走，言语不多的父亲偶尔说两句话也记不清说的什么。每次像完成任务一样，和父亲见过面就急急忙忙地逃离开。

回到家姥姥的盘问让我很不耐烦。“你爸说的啥？领你们吃的啥？你爸穿的啥？你爸胖了瘦了？你爸笑了哭了？”我一句也答不上来，真的不记得，也不想记着……

爸爸的形象在妈妈的描述中和姥姥的描述中完全是两个爸爸，再和我见到的爸爸加起来，一共是三个爸爸。

我从没有在爸爸面前喊出过“爸爸”这两个字，是姥姥一生的遗憾。在姥姥的生活哲学中，一个孩子不会叫爸爸，不曾有机会叫爸爸，这是多么让人心碎的一件事，她一生都在努力地让我叫出一声“爸爸”，可我就是发不出这个声音。

父亲在他不该去世的年纪，早于姥姥一年走了，他才七十四岁啊。父亲是因脑溢血而住进医院的，从发病到去世的一个月里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睡着。我是在他睡着的时候和他见的最后一面，所以也不能叫见面，因为父亲不知道。

又是哥哥通知的我。

躺在最先进的病床上，父亲像个婴儿一样，脸红扑扑的，甜甜地睡着，脸上有些笑容，似乎有些知足。我和哥哥一人拉着他的一只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个儿女双全的父亲“幸福”地躺在那儿，多么大的一幅假画面。父亲幸福吗？我们是他的儿女吗？

一生只有这一次拉着父亲的手，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父亲，心里的那份疼啊，真的是折磨，人生的苦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这么不可想象？更不可想象的是父亲这么些年是怎么和这些遥远的儿女相处啊？他这个女儿又做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业，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隔三岔五地她就要“满面春风地走进千家万户”。

父亲是最早买电视机的那拨人，因为听说我“在电视上工作”，父亲把电视搬回家，等于把女儿搬回了家，多么硬邦邦的父女关系啊！

心中有怨恨嗎？没有啊。从懂事起姥姥传达给我的那个爸爸就已经让我不怨不恨了，爸爸生前我也按常人的理性多少次地去看他，给他送钱。出口欧洲的羊绒衫，因为爸爸喜欢它的柔软宽大，我一买就是十几件；儿子会跑了，我还专门把他从北京带去给姥爷看。该做的好像都做了，但真正该做的我知道，却没做，从来都没做。

叫一声爸爸，叫不出。

真的，我从没有缺失父爱的感觉，男人、女人在我成长中没有什么差别，舅舅、姨、姥姥、姥爷一如父亲母亲一样地爱我。小时候看电影、赶集、看活报剧，凡是人多的地方，我一定是被舅舅扛在肩上，站在最高的地方，我们看戏，人们看我们。累了、困了，不是舅舅背着就是舅舅抱着。

即使离开水门口到青岛上学了，每年寒暑假大舅都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钱不多的大舅总是花光最后一分钱才离开青岛。我和哥哥跟着大舅这个大男人吃过最好的饭店，穿过最好的衣服。

长大了才知道，全家人都用心地在扮演着爸爸的角色，至今这几个舅、姨在我心中都是那么亲、那么有力量，不能不说这是姥姥的良苦用心啊！

爸爸其实也一直在帮我，我能够报答的只是叫出一声“爸爸”，却没有做到。

家里第一次装上电话，姥姥就曾偷偷地给爸爸打过：“我找刘世杰同志。”没有文化的姥姥在“外交”场上也称职了。

一定是听到“刘世杰同志”的声音了，姥姥一把捂住自己的嘴，老泪纵横。“我挺好的，萍儿也好，青儿也好。萍儿走道那个小身子骨和你一模一样，那个脸盘和她奶奶一模一样，那个儿头一看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人，那个眼睫毛和她姑刘世美一模一样。来和萍儿说句话吧！”我摆手拒绝。“哦，上茅房了……”

事后姥姥说：“人家你爸一听我这音儿就叫了一声妈，我这个心一下子就被这声妈叫空了，有情有义的人啊！”

善良的姥姥啊，恨不能把我和爸爸说成是一个人，只是一大一小。

爸爸的去世姥姥并不知道。

生病的最后日子，姥姥还嘱咐我：“有空多去看看老刘。”估计姥姥对我此生叫出一声“爸爸”不抱任何希望了，否则她该说：“有空多去看看你爸爸。”

（摘自《姥姥语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傅树清 刘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