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

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中国人而言，整个帝制终结，共和制开始，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大事件，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大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们从之前帝制下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开始逐渐走向一种努力和世界接轨的状态。

生活在北京的族群中，受这次变革冲击和影响最大的是旗人。这里所说的旗人，基本是满族八旗，也包括一部分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有很多记录满族生活变迁的书，我觉得写得比较好的是金启孮先生的《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他把旗人分成不同类，上层社会的旗人、市井的旗人，还有一类很重要，叫作“营房里的旗人”。这一部分旗人最保守，也是保留满族生活习惯最多的一个人群，这一部分旗人可以说最有代表性。他们相对来说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生活条件应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保留（本民族）传统非常多，从吃穿用度到娱乐形式等等都保留了一种旗人自己的形式，包括他们的婚姻。这部分旗人是绝对不和汉族人通婚的，但是市井中的旗人、上层社会的旗人在清末也有很多和汉族通婚的。

辛亥革命以前，有的旗人的生活已经不富裕了。金启孮先生对旗人的生活有过描述，说当时做京官的生活已经不太好，如果能在饭桌上偶见羊肉鸡卵，已为异味。也就是说有羊肉和鸡蛋吃已经很不错了，许多旗人只是以咸菜和葱蒜佐餐而已，可见生活比较清苦。

辛亥革命后，旗人的生活变化是最大的。首先“铁杆庄稼”没有了。什么叫“铁杆庄稼”？就是说可以不干事情，定期凭旗人的身份享受国家钱粮。这个制度辛亥革命后就彻底终结了，原来旗人一般不事生产，现在都要自谋出路。以往旗人虽然钱不多，但是生活很规矩，恪守本分，不会去偷、去抢，但也绝不会去做生意。现在生活无着怎么办？于是开始变卖祖产，一开始卖的是值钱的东西，比方说书画、碑帖、古玩，甚至卖朝珠、补服，这些在当时也值不了多少钱。我祖父是收藏家，他那时候买进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盛昱（字伯熙，晚清著名收藏家，满洲镶白旗人）家的、完颜景贤（字朴孙，晚清著名收藏家，满洲镶黄旗人）家的一些东西。卖完这些以后卖房子，社会阶层高的卖府邸，普通人家卖住房，大房子换小房子，最后房子卖了没地儿住怎么办？住到坟地上去，名为替祖先守制，实际上就是没辙了。所以说旗人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家虽然是汉军旗，但我祖父是新派人物，我们家有点瞧不起旗人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我祖父就不愿意和旗人家通婚。

再者，旗人找工作不易。一個重要原因是，满人统治了近三百年，当时反满情绪比较浓厚，所以旗人找工作往往不被录用，一问你是什么民族？满族，不录！汉人跟旗人三百年来本来可以在北京城和睦相处，到了辛亥，关系打破了，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有点文化的旗人，比如说想到政府机关做个录事、文案等工作，就要隐瞒自己的旗人身份。但是绝大多数旗人，是不愿意去做这些工作的。有能力、上进的旗人不是没有，比如著名散文家唐鲁孙先生，在旗人里算很了不起的。他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学习一种专业，然后自食其力。另外，京旗中唱戏的也不少，像奚啸伯、言菊朋、程砚秋这些京剧演员，都是旗人。

辛亥革命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对旗人生活的冲击，而对于汉人来说，觉得改朝换代了，原来对前朝的不满也有宣泄和逆反。比如说从前穿马褂，马褂是带马蹄袖的，可以扒拉下来，后来就特别反感这个，马蹄袖就不要了。汉人开始剪了辫子，旗人妇女也很少再梳两把头了。你想想这么大一个改天换地的变化，对于社会生活自然有非常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北京城打破了很多禁区，尽管紫禁城还保留着小朝廷，但是所谓皇城不再是禁地，皇城根、天安门前、千步廊、中华门这些地方，老百姓都可以畅行无阻。汉人也开始扬眉吐气。按原来的惯例，内城基本上是旗人居住，外城是汉人居住，汉人的一些高官也住在外城或者住在内外城接合部。到了辛亥以后，内外城之间居住的界线完全被打破了，居住的区域、商业的区域、娱乐的区域也都在逐渐打破。这也是影响社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摘自“百度阅读”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