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卓 韩 锋

1 引言

19世纪末，工业革命起源地英国出现的“工业考古学”推动了工业遗产保护理论的产生，而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系统性理论和实践探索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1973年，美国纽约的苏荷区（SOHO）成为世界上首例得到保护的工业区。而随后波兰维利奇卡（Wieliczka）盐矿于197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则将工业遗产保护问题推向国际关注的焦点。同年，旨在推进针对工业遗产的保存、保护、研究、文献整理和阐释的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成立，该组织在2003年7月通过了有关工业遗产保护的《下塔吉尔宪章》（以下简称《宪章》），为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框架[2]。随后在2011年，TICCIH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联合签署了《关于工业遗产遗址地、结构、地区和景观保护的共同原则》（简称《都柏林原则》），作为一份进一步的框架文件[3]。随着工业遗产研究的理论完善和实践深入，这一领域逐渐显现出多元化和学科交叉的特色，并表现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城市景观改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特别关注。

当前我国部分发达或较发达城市已开始迈入“后工业化时代”。“退二进三”①后，如何处理大量旧工业园区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比之西方社会从工业革命到工业遗产保护整个进程的按部就班，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历程则显得短暂而又复杂，传统、现代与后现代过程同时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土地稀缺和遗产保护意识相对淡漠，工业遗产保护对于中国来说，危机大于机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