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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研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再认识

2018-08-13吴昊龙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8年6期

吴昊龙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学理论不断传入我国,带来了我国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几次转变,即“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诸多翻译派系中,德国翻译目的论因其对中国翻译现象解释的适宜性而备受我国译界的普遍认可并对我国翻译研究范式的改变产生了影响。四十年来,目的论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从“认识”到“认可”,从“质疑”到“反思”到“再认识”的过程。本文以目的论的接受史为例考察四十年来我国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并发现,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之间往往并没有一方压倒另一方,取代另一方的趋势,而是彼此共存共生,并由此预见未来翻译学研究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趋势。

关键词:目的论 研究范式 误读反思 文化学 社会学

1.我国翻译目的论的研究回顾

目的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德国翻译学家汉斯·费梅尔首先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文中提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该理论被译介到我国并逐步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笔者借助中国知网的计量统计分析功能做出(图一)目的论发文量数据变化趋势图。该图清晰地呈现了1987-2017年四十年间发文量的动态变化趋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新千年伊始,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变化幅度不大,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目的论认可度不高,还处于起初的理论译介的阶段。1987年,桂乾元于《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记联邦德国的三位翻译家”一文,简要介绍了费梅尔关于翻译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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