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君

要用农民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同舟共进》：我了解到您在增城红花地村长大，2008年从广东教育学院毕业，手持教师证，原本可以去做一名老师，但2009年起，您就回到增城石滩镇担任村官，一做就是两个任期直到2015年期满。年轻人都渴望进城打拼，而您当时明明有机会走出农村，为何选择回去，家人支持您的选择吗？那时您是怎么认识“村官”这个职业的，担任村官6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冼润霞：2008年毕业时，我其实已经在广州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来偶然见到增城招聘大学生村官，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愿望。我长大的红花地村位于增城、惠州、东莞三地交界，交通不是很方便，读大学时，村路都还是泥路。记得有一次，大二的时候，我从家里赶回学校，当时村里还没通公交车，只能搭顺风车出村，这趟顺风车是一辆满载小朋友的校巴。恰巧那天大雨滂沱，车子行驶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十分颠簸，吓得小朋友哇哇大叫。当时我就想，都已经2005年了，居然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红花地村是一个自然村，常住人口大概400人，当时从属的行政村是龙地村，常住人口大概2500人，两村之间被广深铁路隔开，红花地村的发展相对滞后。常年有几百人生活的村落居然连一条硬化路都没有，所以我想，有朝一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回去推动村里修一条路，让大家出入平安。

家人是比较支持我这个决定的，毕竟我是回到自己家乡，离家也近。压力主要来自村里的熟人，他们觉得我毕竟好不容易考出去读了大学，现在又重新回到农村，一些人难免误会：你是不是在外面书读得不好或是找不到工作之类的，怎么还倒退回来了。

对于村官这个职业，其实我当时心里也

没底，不太清楚到底是做什么的。看到增城有招聘，我就上网查资料，了解到国家原来在2008年就出台了针对村官的政策，浙江一带也已经有了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看到对村官工作的介绍，我想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现在只不过是回到成长的地方工作，应该不难，后来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还是比较天真。在村里面生活，身份是一个村民，只要遵守法律法规，你可以自如活动，但作为一名村官，在村里工作就要为村民着想，为他们干实事，得到他们认可。

回想起在沙头村担任村官的经历，一开始，在最基本的说话方式上，我都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为什么连说话都要适应？因为村民讲话是很通俗的，直来直往，有时甚至还会开一些得罪人的玩笑。那时我刚毕业，没什么社会经验，又是一名女村官，听了这些玩笑会觉得不舒服。后来理解了，这就是村民惯常的说话方式。这是在工作环境层面的适应。其次，让大家认可我的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有一次，沙头村要出资帮村民统一登记购买养老社保，农民的社保有5个档次，为了让他们利益最优化，我就帮他们购买了最高档次，村民买最高档次，政府也相应买最高档次，日后的保障也最大。但由于这些钱不是马上可以返回到他们手里，有的村民就不理解，有一个平时和我关系还比较好的村民甚至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我帮他买最高档次，就去法院告我。他觉得我损害了他的利益，他只想出最少的钱去买，宁愿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后来我又跟他解释了很久，加上他身边亲戚朋友的影响，他才最终想通了，还打电话来跟我道谢。这是我当村官期间觉得最委屈也最难忘的事。这件事让我明白，为村民争取最大福利，不是依靠自己埋头苦干就行了，而是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融入他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做村官6年，我最大的感触是增城整体的变化非常大。首先是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了，他们接触信息的渠道和媒介多了很多，知识面也扩大了不少。所以在农村里开展工作，不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开个会说一说就完事了，而是要更多地爭取他们真正的认同。比如之前沙头村要推动殡葬改革，我们就带村民去走访别的村，让他们亲眼看看别人改革的效果，以此来说服他们。

第二是环境变化非常大。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读书的时候，增城已经是一个县级市，但当时走在路上，总觉得它更像一个乡镇，无论是人行道还是绿化带都还没铺设好。再看现在的增城，经过10年发展，环境从内到外都变得非常优美。

第三是村民的生活保障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包括医保、社保、公共体育设施，还有针对村民尤其是老人家的文化建设，比如电影、电视下乡等，做得比较到位。前段时间，广州开通了直达增城的地铁，从市中心到增城不用1小时，增城真正成了广州的一个区。基于地理位置优势和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的良好基础，未来的增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农村需要年轻血液

《同舟共进》：2014年全国“两会”的小组讨论上，习总书记下了您所在的组，您当时直言不讳地提出大学生村官难以扎根农村的问题，指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村官收入偏低，难以支撑家庭，以及在服务期满后不知出路何在。4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改善了吗？

冼润霞：当时在小组讨论上，我的发言主题是要多吸引青年人才到基层，推动基层发展。我以大学生村官为例，觉得国家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当村官，政策初衷是很好的。但这样还不够，这个群体的出路还不够畅通，大学生到了基层后，政策如何帮助他们留下来，让他们在基层安家立业，这就关系到现实的收入问题。广东地区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一直有通过微信群交流，我了解到不论在哪里做村官，收入都不高，交友圈子也比较窄。大部分大学生村官一毕业就到农村工作，做两个任期6年下来，期满时大概二十八九岁，正是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时候，如果政策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考虑到职业发展和家庭需要，很多人是想留也留不下来的。

年轻血液的注入对农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去沙头村工作之初，村委会里明明有电脑，但都被放在一边，铺满灰尘，没人会装、会用。我亲手装好电脑、打印机，拉好网线，改变了他们原来用纸笔工作的习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规范了工作流程。焕发农村的生机，十分需要年轻人的加入，乡村振兴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没有人的乡村振兴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当时才提出，不要让年轻人因为梦想而回农村，却因为现实而不得不离开。

这些年，政府越来越关心大学生村官的发展。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每年休会那天，我们11名大学生村官人大代表就会去中组部集中，相关领导会聆听我们工作一年的反馈意见，给我们指导。2012年，中组部等六大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我们村官内部称之为“13条”，此前只有“5条”。“13条”从招考选聘到考核管理，从教育关爱到发展出路，都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指引，一系列的保障机制逐渐健全。同时，广东省以广州为中心，在健全大学生村官保障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

《同舟共进》：您的任期已满，结合经历回看，要让大学生扎根基层，实现梦想，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您会想要对有志成为村官的大学生说什么？

冼润霞：出路对于大学生村官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期届满时，很多大学生村官内心其实都会感到迷茫，毕竟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和同龄人乃至村外的大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你让他们重新去企业里就业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在农村积累的经验，走出去后可能也基本用不上。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这批人才是很宝贵的，他们深谙基层情况，和农民打成一片了。如果期满就让他们离开，然后又重新招收一些没有经验的大学生，那就相当于流失了一批人才，还要重新投入培养成本。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针对在职的还是期满的大学生村官，政策都要尽可能地整合他们，让他们留在基层继续发挥作用。当然，我说的基层不限于农村，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30年都待在同一条村里，这是不现实的，国家政策向来也鼓励村官流动。他们的出路可以是乡镇，可以是区，以他们的能力和经验，在乡镇和区可以服务更多的村，总之要为他们创造在基层上升的渠道和空间，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近两年大学生村官的出路总体上比以前拓宽了，比如各级党建工作，会注重从期满的大学生村官中吸纳人才。

有志成为村官的大学生首先要有心理准备，特别是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要知道城市和农村还是存在一定差别。不要觉得“农村只是闷一点”，不是的，农村一样有网络，有消遣娱乐的地方。我说的差别是城市的生活比较便利，衣食住行可以随时满足，城市人的整体水平和素质可能也相对高一些。而在农村，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更接地气，村民也比较朴素，说话做事直来直往，不懂拐弯抹角。所以，新村官在心态上要事先做好调整。

第二，想要投身村官这个职业，还要有准确的自我定位。虽然考上村官时都是大学生了，但到了农村入职，你就是一个“小学生”，什么都要从零开始学习，要虚心地向村民和老一辈村干部讨教，放下身段与他人沟通。

第三，第三，对农村和乡土文化要有归属感。如果只是单纯地把村官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那么你在农村就只会是一个过客，而想要建设好农村，就必须真的眷恋农村，这样才会真正为村民着想。

第四，农村政策要因地制宜地想要改变一些落后的面貌，而不是为了应付工作任务和搞好政绩。

《同舟共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列为国家战略。您如何理解“乡村振兴”，在您心目中，美丽乡村的图景应该是怎样的？

冼润霞：“乡村振兴”说起来只有四个字，但以我们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历来理解，实际做起来涵盖的内容有很多。首先是地方乡镇的文化风俗要得到保留和传承。第二，农村的规划要跟得上地方日后长期的整体发展。第三，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第四，现在留守农村的老人不在少数，因此农村居家养老的配套设施要尽快到位，包括养老的场所，村民的社保、医保，以及基础医疗。第五是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完善，包括党建、村建、环境治理，等等。这些内容每一块做起来都要仔细规划，需要长时间推进落实，很不简单。举个例子，以前的村道只有2.5米宽，后来拓宽到4米，但你看看现在村民的生活水平，多少户人家已经有小轿车了，可路还是那么窄，明显跟不上发展需要了。

而且，“乡村振兴”表面上对每个村可能是一样的，但实际做起来，每个村都应该因地制宜，不可能一样。有的村可能更注重传承古老传统，比如杭州龙门古镇，有的村更适合建成风景文化村，或生态养老村，或旅游特色村，或创新创业村……总之，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元素和长处，应该自然而然地利用起来，做到“一村一策”。

我特别不认同把乡村打造成充满商业气息，城不城、村不村的样子。现在很多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偶尔想要回到乡村，喜欢“纯农村”的感觉，呼吁保留农村原貌。其实保留“纯农村”是好的，但前提是，农村在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上不能和城市有太大差距，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村民是乐见其成的。

乡村振兴需要长远的布局和周全的谋划，并不是政策下来，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成效的，其实不只是乡村，在镇、区和市的层面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负责推进落实乡村振兴的人，对乡村必须要有一种情怀，要发自内心。

《同舟共进》：说到乡村振兴，最近几年村民比较关心的议题有哪些？

冼润霞：土地使用问题是农民当下最关注的议题。现在还留在农村耕地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村民居多，最老的有七八十岁。再过10年，如果耕地还没有得到集体安排或开发，可以想见，会有越来越多的耕地被闲置，很多农民对此感到忧虑。另一方面，现在的农田虽然可以承包，但农村却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留下来耕种，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政府该如何引导农村承包流转大面积的农地，怎样实现整体发展。

比如，此前沙头村就引进了一个企业运作的蔬菜基地，把村里两千亩的土地给了这个基地去耕作，一来解决了土地使用问题，村民可以收租，二来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一些妇孺劳动力也可以在基地找到工作。

农村土地和农业生产未来如果不走向现代化和规模化，是很难持久的，哪怕想把农地建成农家乐或家庭农场，也應该按照企业化模式来运作。广东粤西地区其实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由于人力资源不足和商品流通渠道有限，所以土地使用率不高，珠三角的情况相对好很多，土地基本上全年都在使用。

其次是环境治理问题。改革开放40年，珠三角很多地方都曾有小工厂、小作坊，随着经济发展，它们如今已经陆续迁移了，而一些偏僻的农村就成了工业垃圾或污染的去处。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下决心去整治。

第三是基层治理问题。农村一直实行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里比较大的事务一般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年下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次数其实并不算多。

基层治理讲求民主法治

《同舟共进》：您曾任职的下围村曾是“问题村”，但经过建设，现已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典范，无论是村内的民主法治建设还是农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素质，都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怎么做到的？

冼润霞：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标志着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而下围村几乎是最后一条把直选付诸实践的村。

此前，下围村一直是“问题村”，村民上访不断，村干部不团结，村内财务不公开，村内家族帮派政治严重，等等，连央视《新闻调查》都曾报道过。

从1990年代到2013年前后，下围村内乱了20多年，村民身心俱疲，渴望改变。终于在2014年换届时碰到了机遇，新的村委会主任郭庆东上任。他是本地人，年轻时到东莞闯荡，回下围村参选时，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原本是没有回去蹚浑水的必要的，但抱着改变村貌的心态，决定回去一试。另一方面，当时增城市政府和石滩镇政府都非常支持。

新建起村委会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村民议事大厅，定下议事规则，并逐渐完善。这套制度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2014年起我到下围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村委会招募村籍大学生，请他们利用假期时间帮忙组建“硬件”，比如组建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平台日后用于直播每一次议事大会。

另一方面，村委会继续完善“软件”，也就是议事规则，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即“三个防止”：防止村书记、主任取代村两委，防止村两委取代村民代表大会，防止村民名义上有权、实质上无权。村民议事大会其实从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开始就有了，但实际运作时，很多情况下都是村委直接拍板就算了，即便召开议事大会，也是走过场，流于形式。

在村民议事大厅的运作中，流程也制定得越来越精细，分工越来越明确。比如，要召开一次会议，首先会征集议题，至少提前三天通过微信公众号、村广播、公告栏等渠道向全体村民公示，然后才正式召开会议，基本每月召开一次，这个频率算很高的。整个会议过程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全村直播。

这一整套议事规则的特点在于抓住了民主和法治，每件村务都尽可能争取到更多村民的认可。以前村务决策缺乏这套规则，村里开了会，会议成果的公布也不规范，以讹传讹，最后造成误会。比如下围村要建清水湖公园，最大的难题就是部分村民乱搭乱建，违规占地。那些地本来就属于村集体，村里不可能赔款征收原本就违规的占地。这个问题最终通过村民议事大厅解决，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无偿收回这些土地，限定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归还，否则将由村集体处理。在全村两千多人的监督下，违规占用的土地最后顺利归还给村集体。

下围村很多类似的物业遗留问题都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成效非常显著。

通过这样的基层治理模式，村民更加关心和投入村务，相应地，大家也共同从中获益。这套议事规则建立前，2013年下围村的集体年收入大概是390万元，到了2017年底已经超過2000万元，这些收入又会用于提高村民福利，比如用于发放老人每月的“生果金”或组织节庆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