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楚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饥饿已经解决的垄村，下一步考虑的也许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8个字——这其实也是乡民对新时代下这片生养之地的最大期待。

俗称“红白喜事”的婚丧嫁娶是普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村庄乡风最集中、最直观的体现。在每次回深山小村垄村探亲的过程中，红白”里映射出来的乡风，吸引着我，也困扰着我。那些故事里，有高兴，也有沮丧，但无论如何，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嫁娶之变

“只有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没有嫁不出去的傻姑娘。”“五一”假期回家参加远房表叔婚礼时，同桌吃喜酒的老李告诉了我村中流传的这句笑噱之言。大笑之余，我回想全村老老少少的嫁娶经历，发现老李的话道破了这20年来垄村的“红”事之变：娶亲越来越难，单身汉越来越多。

“娶亲贵”最直观的体现是：彩礼大幅上涨。虽然自由恋爱已成深入人心的观念，但相亲还是村里年轻一代找对象最常见的途径。女方在相亲中占据绝对优势，最低的要求是男方要在县城首付一套商品房，另外再加至少8万元彩礼，更苛刻一点的则是一套全款商品房、一台车、全套家电。如果相中了，谈妥了，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一两年，双方就会领取结婚证。整个娶亲过程，从头到尾大约要花费至少30万。在一个平均工资只有2000多元，房价4000元每平米的小城，3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本地习俗，彩礼一般会被女方父母“截流”，用来储蓄养老，或给自家儿子盖房、娶亲。但最近这些年，因为大多是独生子女，“截流”毫无意义，所以彩礼一般都会以各种形式返还给小两口。房产、彩礼事实成了双方父母给新家庭提供的原始积累。

如果男方家庭经济条件不佳，长相一般，不善言谈，那么要想娶到称心如意的媳妇，难上加难。如果身体还有残疾，那几乎就是百分之百要打光棍了。我的远房表叔就是因为身材较矮，相亲10多次均告失败，2017年才经人介绍，找到了來自更偏远穷困之地的表婶。他的另一个小学同学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因为家境不好，且患有羊癫疯，35岁了还没找到对象。而村中另外两个女青年，虽然一个有些轻微弱智，另一个先天聋哑，但却分外“抢手”，刚到法定结婚年龄就有人千里迢迢来说亲。

光棍汉娶不到老婆，就会想五花八门的办法。手头宽裕的，甚至会托人去云南、贵州一带“买”。说是“买”，其实就是付给女方家一笔钱，彼此看看照片，觉得合适了就独身一人嫁过来。也许因为“买”的人多了，这几年价格水涨船高，从数万元涨到了十多万。垄村生活水准相对较好，这些“买”来的媳妇，除了一些职业骗婚者，也大都能安下心生儿育女。

但花了钱，最后媳妇跑了的也不少。前几年村子里闹出一个笑话。40多岁的张叔丧偶两年后，婚介所为他介绍了一个外省的离婚女人。村里有人偷偷告诉张叔，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来路可疑，很可能是职业婚骗，千万要守好打工挣来的钱。老张不但不感激，反而狠狠地骂了来人一通。结果不幸言中，两人一起生活了3个月，女人就偷了张叔5万块存款，以回老家探亲为名一去不复返了。事发半年后，村里又传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两人生活的3个月里，这个女人还成功地让村子里一个40多岁的单身汉与她从未露面的“女儿”订了婚，收了4万块彩礼。

茶余饭后闲聊，大家普遍认为“光棍多、娶亲难”的最重要原因是男女比例失衡。农村重男轻女的风俗远比城市严重，大家想尽办法生儿子，男多女少的局面也就不可逆转地出现了。

值得深思的是，在以往的时代里，“光棍多、娶亲难”似乎是常态。翻阅地方志，可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垄村还有溺婴，特别是溺女婴的恶习。其中原因，主要是在传统社会里，受限于耕地面积、父系传承等，女性不能继承香火，“价值”较低。费孝通调查苏州江村时，就发现1930年代，江村0～5岁年龄组的男女性别比是135∶100，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这也造成了当地贫穷的男孩子难以找到对象，江村里25岁以上的妇女没有一个是未婚的，但却有43个25岁以上的单身汉。

在垄村，情况也很可能如此。虽然我尚未完全统计本村的男女性别比，但“娶亲越来越贵，单身汉越来越多”却是村人共识，以至于“只有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没有嫁不出去的傻姑娘”成了人人皆知的笑谈。

育儿观念之变

在表叔的婚礼上，我还遇到了儿时的小伙伴阿秀。她刚和公婆分家，和丈夫搬到了县城。7年前，她嫁给了垄村的一个小伙子，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全面二孩”政策，她现在还可以再生一个，公婆、丈夫也都希望她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她坚决不同意。这次分家的直接原因就是公婆试图说服她生二孩，双方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我问她为什么不愿生，她的回答很简单：养不起。她详细算了一笔账：养一个小孩，3岁之前，奶粉、衣服、保险等，每年至少需要两万；3岁之后，还要加上幼儿园学费、兴趣班学费等，至少3万；再长大一点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总之，在养孩子这件事上，没有花不掉的钱，更何况，这些花销里还没计算父母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从阿秀的经历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垄村的一个变化：女性地位在上升，家庭生活的重心已从上一辈的父母转移到下一代的夫妻上。是否生育二孩，最后决定权在于阿秀。在与丈夫统一战线后，两人即使为此与公婆闹到分家也无所谓。

中国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合作社模式”，父母妻儿等一起组成经济单位。家庭里出现的每个变化，决定者都是这个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合作社”。垄村女性地位的提高，最关键的推力就是经济因素。早年间，全村的劳动力都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经济来源少，职业分化、贫富差距都不明显。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进程以摧枯拉朽之力席卷而来。虽然本地大型工业一直未能大兴，但各种小型加工厂、旅游业却搞得有声有色。垄村的女性不再止步于田地、厨房，即使不去异地打工，也会就近在县城服装厂、超市之类的企业里找一份工作，收入并不比村里的男人少多少。阿秀能不畏与公婆闹翻分家，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在于她在县城服装厂里有一份稳定的会计工作。

此外，我还感到震惊的是，依据阿秀的“账”，虽然她是一个农村人，但在养孩子上的花销已与城市人相差无几。阿秀可能不是特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随风潜入心，男女平等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政策放开了，垄村里想生二孩，非儿子不可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一边是高居不下的医疗、教育、房产费用，一边是赚不到多少钱的土地和流水线上的计件工资。对年轻一代来说，是否生育二孩，经济承受能力几乎成了决定性因素。

其实，在阿秀是否生育二孩这件事上，我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城乡生育观念渐趋一致，而是我意外地验证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家庭条件好的大多选择了独生，经济境况不佳的，则更倾向于生二孩。和这些做出不同选择的家庭聊过后，我发现越富裕的家庭，对生育越慎重。他们在考虑生育时，会综合权衡生活质量、教育、抚养成本等因素。在观念上，他们认为生育下一代是一件大事，需要为子女今后的人生负责，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过得更好。而那些经济境况不佳的家庭，显然较缺乏这类考虑，其观念仍停留在儿孙自有儿孙福，养儿可以防老。简言之，这个现象可以概括为：越穷越生。至于会不会出现所谓的“越生越穷”，可能还需放在几十年的长时段里观察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仪式之变

2017年端午节，二伯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回村奔丧时惊讶地发现：穿寿衣、抬棺的竟然还是20年前操持祖母后事的同一批人。只不过，当年他们正是壮年，如今他们已头发花白，抬棺上山之际，脚步都有些踉跄。我有些困惑，问父亲：怎么还是这批人，年轻人去哪了？”父亲无奈地叹声：“哪里还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再说，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乐意做这些事了。”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这可能是现在垄村面临的最大难题。上世纪90年代，村里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去江浙沪打短工，也挣不了多少钱。进入新千年后，打工潮兴起，最开始去的是年轻男女，后来是中年夫妻，再后来甚至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大家挣到了钱，就回家拆旧房，盖洋楼。20多年下来，村里几乎全部换成了光鲜明亮的两层小洋楼。

可惜的是，这些小楼有不少是空荡荡的，只有留守老人和儿童。唯有春节前后，年轻人才会像候鸟一般飞回来住上个把月。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农村“空心化”，认为是农村衰退的表现。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不可逆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几乎困扰着每个国家。只不过，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这种流动更加引人触目罢了。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是暂时無解的。对于生于垄村的年轻人而言，城里有机会，有娱乐，种田又赚不到钱，为什么要留在农村？

在我的记忆里，1990年代的时候，不时听闻村中因赡养老人而起的纠纷。但近十几年来，这种情况很少听闻了。虽然两代之间仍有冲突，但大多是生活观念、习惯的不和谐，而非赤裸裸的人伦冲突。老人指责年轻人懒惰，不孝顺，不听话，年轻人则反驳上一代老封建，落伍，谁也无法在舆论上占绝对上风。因为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等一系列保障措施的施行，老人的生存质量整体趋向改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于因此而从书本上的大道理落实到了日常的一粥一饭。

年轻人少了，许多传统习俗就马虎了。垄村旧俗，过了50岁就要考虑身后事，为自己置办一副体面的棺材——俗称老屋。最好的老屋由杉木打造，木料越厚实越好。选好木料，请木匠打造好后，安置到角屋里，每年刷一层桐油进行保养。乡人很重视这件事，一般置办老屋之日，还要宴请亲朋好友、馈赠礼仪。但最近这些年，置办的年岁逐渐后推，很多人过了六七十岁才去置办，有人甚至根本就不置办了，去世后由家人上街买一副普通棺木就可以了。

20年前，祖母去世安葬的时候，仪式漫长而繁琐，请道士做法、和尚念经、扎灵屋、烧纸钱，一个环节都不能少，耗资不菲。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些收益并不高的职业了。在政府多年移风易俗的宣传下，丧事从简成了共识。

观念的更新，年轻人远比老年人容易接受。前几年垄村曾传即将要改土葬为火葬，村里老人互相传说，火葬会很疼，来世不能投胎做人，还传说其它村里有老人喝农药，为的就是抢在殡葬改革前入土为安。这个谣言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最后村委会贴了公告辟谣才算了事。

习俗之变

在各种“红白喜事”里，村干部曾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每一家办红白大事，除了邀请亲友，还会特别邀请村干部主持仪式，位尊上席。但现在，他们的身影少了。垄村人的心理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大家不再尊敬——或更准确地说——敬畏村干部了。原因表面看来是在制度日益健全的大趋势下，村干部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干预能力在变小，但根子可能还是因为最近这些年一些村干部表现不佳，没起到带头作用。

早年村干部权力不小，村中经常要召集每家的户主开会，讨论林地、水渠、道路等公共事务，涉及批宅基地、计划生育、上户口等事务，村干部几乎都有一票否决的专断之权。但随着各项集体资产的厘定，土地权益的稳定，村民不再以种田为主要收入来源，个人权利意识也在萌生，需要村干部“批准”的地方也就少了，长此以往，敬畏之心自然也就淡了。

垄村有正月十五闹元宵舞龙的习俗，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每隔几年就举办一次运动会。每至冬日，村中公派10多个年轻人，扎龙灯，练习舞技。然后在正月十五，挨家挨户舞一遍。但这个习俗最近这些年濒临消失。最主要原因是：舞龙需要做大量协调组织、筹集资金的工作，老支书去世后，接任者不愿出头负责了，他觉得这件事吃力不讨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再舞龙这件事让村里的老人颇有些愤愤不平。当我坐在他们中间，听村人回忆当年一起开会、舞龙、参加运动会的往事时，我感受到他们的不满和失落。过去，决定一个村子公共生活丰富程度的也许是经济条件，但在温饱无虞的当下，责任无疑是在村干部。

前些年垄村获得了不少政府资助项目，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村干部的房子越来越漂亮，门口停留的轿车越来越多，也只有村支书、村主任房前的大路铺上了水泥地砖。村里的环境也在变得复杂，“当天下款，无抵押，无风险”的小额贷款广告随处可见。5年前，本村有一个小伙子创业做旅游民宿，结果失败了，欠了100多万高利贷，最后妻离子散跑路了，独留老母亲还债。村人闻之，无不唏嘘，也将责任归到了村干部头上。

也许正因公共文化生活退化，闲暇时间增多，村中出现了不少信仰基督教的人。我查阅数据，发现改革之初中国基督教徒仅300万左右，而目前则大约有6000万，其中80%在农村。表姑就是这六千万分之一。我问她为什么会去信教，她回答：村子里没什么活动，太无聊了。那些信教的村民，每隔几天就会聚到领头人家里，一起唱唱赞美诗、聚着聊聊天。信教的老人过世了，其他教友还会去帮帮忙，处理后事。让我颇为不解的是，村中信教的人至少八成是中老年女性，剩下不到三成的男性最初被发展成教徒也大多是受到女性亲友的说服。

不过好在，这些现象都在成为过去式。2017年，在上级督查下，原来几位表现不佳的村干部遭到了查处。村里风气为之一振，第一次感受到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威力。新上任的村干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组织了舞龙队伍和广场舞队伍。2018年春节，广场舞队伍的领队田婶还找到我家，试图说服我妈也加入，一起参加镇上即将举办的广场舞大赛。

垄村的变化是缓慢而长远的。这里的观察是点滴的、局部的，未必适用于其它地方，但我相信，垄村是中国几百万村庄中的一个，既有几百万的共性，也有几百万分之一的个性。我对垄村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温情，看它的好与不好，都并非出于观光客的猎奇。费孝通曾言，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饥饿已经解决的垄村，下一步考虑的也许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8个字——这其实也是乡民对新时代下这片生养之地的最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