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

一

我和蜜蜂的关系，还得从1966年开始的那场运动中我的特定经历说起。

在运动前的十年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文艺理论读物编辑组组长，在出版局副局长、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丁景唐建议和全程指导下，影印出版了与“左联”有关的文艺期刊，由于“左联”曾受到白色恐怖的残酷打击，有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两个刊物，都是国内仅存一套、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所以，这些刊物影印后，文化界一片喊好，被赞为“打开了‘左联研究的史料库”。

不料，运动一开始，“左联”突然变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批影印本，一夜之间，就成了为周扬黑帮树碑立传的弥天大罪。丁景唐在局里靠边审查、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出版局，對我社派来了工作组，宣称这是上海出版系统的“第一大案、要案”，作为影印“左联”刊物的具体操作人，我自然是被重点审查、批斗。其高潮是，由出版局局长主持，在上海艺术剧场，开了批斗丁景唐的大会，全系统科以上的干部参加。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曛、编辑室主任刘金和我站在丁景唐后面陪斗。批判发言中，重点强调了我的“罪状”，我自此臭名远扬于上海出版系统。

两个月后，我又被造反派盯上了，这次规模更大，把我押到上海杂技场“坐飞机”重点批斗。

还有第三次。工、军宣队进驻出版系统后，“解放”了我，并指令我进入“出版革命探索队”，到南京长江大桥搞“出版革命”，却又被队里的造反派打成文艺黑线回潮代表人物，回沪后在新成立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即原出版局在“文革”中重组时的“革命”名称）和出版干校来回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