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金灿

欧阳修曾经这样评价梅尧臣的诗：“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墓志铭》）

“诗穷而后工”，由此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熟语。这里的“穷”字，自然应该是处境困难的意思，不专指贫困——当然，也很可能包含了贫困。

如果粗略看一下历史现象，确实是符合欧阳修说的：每当社会发生剧变时，就会涌现一些了不起的诗人，譬如安史之乱中的杜甫、刘长卿，北宋灭亡时的陈与义，以及在晚明清初、晚清民初这些特殊时期，都出现了一批了不得的作手。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诗人经历了“穷”的境遇，以及诗作的“工”，这个因果关系，又实在很难说得上是合乎逻辑的。就拿陈与义来说，我们仔细看看他在北宋时期的诗，就知道功底其实已经打下，单纯就技法上看，并不比南渡后的篇章逊色，只是题材窄了些而已，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尚未经历战乱的人，去写一些乱世的诗歌。

但无可否认的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对穷苦之言已形成审美心理，脑海中所记得的诗句，怕是穷苦之言多过欢愉之词罢。这恐怕并不是诗人强说愁使然，而是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态度，去对待那些不如意的情况。

一个再普通的人，无论身处哪一个时代，只要上了点年纪，哪会没有挫折？即使幸运到一辈子无灾无咎，晚年还不是要受到老病的威胁？逆境无处不在，我们需要一些有用的方法。

苏轼去世前写的《自题金山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