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莹 凌晨 宫健子

洪子诚从青年步入中年，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 “这个时代，目前在各种历史表述中仍含混不明、充满歧义。”回顾过往，个人见闻与体验有助于从原有叙述中发现隐蔽的缝隙，作为思考的起点，“也由此滋生了某种‘虚无，冷漠的倾向。当然，‘虚无也不是真的。因此才写了一些书，一些文章。”

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百花运动”、“反右”、“文革”等，在洪子诚早些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与《1956：百花时代》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与成熟的历史叙述。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重新谈论这些话题，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关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反应，这在总体叙述中常常被忽略。

原本打算从50年代开始，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做注释，看能否贯穿当代文学史脉络。但因为材料掌握上的限制，也因为对这一写作方式的合理、有效性产生怀疑，洪子诚没有再继续下去。学者钱理群阅读过后疑惑于“洪子诚先生总是不满意于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与结构方式，甚至有一种持续焦灼？于是，就有了不断试验、寻求突破的冲动，但又总是半途而废，这又是为什么？”

自1980年代以来，“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洪子诚处于持续焦灼的心态之中。学生贺桂梅评价，洪子诚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都是更“俄国式”的——将整个人格与文学相关联。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得到系统的翻译，也因相近的精神气质，都关注人精神的完善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