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萍 宋正亮

摘要：利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探究醫疗保障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参加医疗保险将使流动人口的人均非医疗消费提升6.5%。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保障水平越高的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刺激作用越大，在本地参保将使流动人口非医疗消费增长13.4%。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为预防性储蓄。参加医保可以降低流动人口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稳定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据此，文章提出了通过稳步提高医保统筹层次、逐步推进医保险种整合、以商业医疗保险作为有效补充来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以此促进流动人口消费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医疗保险；流动人口；消费；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C922；F840.6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3-0115-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3.011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4”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healt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main results are： First，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medical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migrants consumption. The participating in medical insurance could increase migrants consumption by 6.5% if removing the endogenity of the model with IV. Second，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migra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uranc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ealth insurance， the greater stimulating effect on migrant. Migrant participate in local medical insurance will promote their consumption other than health expenditure increased by 13.4%. Finally， the main mechanism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migrant consumption is precautionary savings. Medical insurance can promote consumption by reduce precautionary saving for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so as to. This paper advise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migrant by steadi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health care， gradual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developing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Keywords：medical insurance； migrant； consumption； precautionary savings

一、引言

从宏观上看，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将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的拉动；从个体层面来看，消费是衡量个体物质福利的精准变量，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有效手段[1-2]。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仅反映了其生活水准和福利水平，同时也体现了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广度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深度，因此，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无论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对增进流动人口福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整体较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基本在50%以下，而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在70%以上，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要远远低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3]。探究流动人口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并寻求扩大其消费需求的政策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居民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平滑终身消费水平和抵御未来风险[4]。而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促使消费者增加当期支出[5]。因而促进流动人口消费的思路应扩展至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6]。但大量研究认为，流动人口难以和城市居民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保险具有的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在流动人口身上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7-8]，从而难以有效增进流动人口福利水平，在促进其消费上的作用也有待商榷。

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流动人口所享有的医疗保险状况是决定他们能否在城市立足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9-10]。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构建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但相对于农民和城市居民，流动人口医疗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严重不足。由于户籍约束，流动人口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水平较低、异地报销十分困难。同时，流动人口流动性强，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而医疗保险的可转移性和便携性差，流动人口断保、退保现象较为突出。这使得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十分有限，流动人口在医疗支出上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医疗保险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多针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探究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11-14]。基于此，本文利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构建消费影响因素模型，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医保参保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探究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参加医疗保险是否会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二是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将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三是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医疗保险作用于消费的途径有两条。一是 “预防性储蓄”，当居民在预期到未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增加储蓄和减少即期消费，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而疾病风险的存在会带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4，15-16]。二是“转移效应”，即参加医疗保险会降低居民的医疗支出，进而增加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17]。

古鲁波和耶鲁委兹（Gruber & Yelowitz）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美国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使得低收入家庭持有的财产降低了17.7%，消费提高了5.2%[18]。周一新（Chou）等则发现中国台湾1995年推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可以促使居民储蓄水平显著降低8.6%到13.7%[19-20]。同时，瓦格斯塔夫和普拉丹（Wagstaff & Pradhan）针对越南的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显著[17]。

由于我国的医保体系有多保并立的特点，因而国内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分城乡居民、分保险种类的特征。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医疗保障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只是在作用大小上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一些研究利用微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人均增加约81元，非医疗支出类的家庭消费增加约5.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增加6.9%至13.0%的非医疗消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使城镇居民消费显著增加11%左右[11-14，17]。吴庆跃等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商业健康保险使我国家庭消费总额平均增加了15.51%[22]。这些研究主要是探究某一种医疗保障对消费的影响，而朱铭来、奎潮则使用全国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医疗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对于居民消费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于新农合医保，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23]。但这一研究忽视了不同参保群体之间的异质性，而且由于采用宏观数据，无法在考虑家庭、个人的微观特征的情形下，深入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为探究医疗保障对消费的影响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但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尚未有专门探讨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的研究。事实上，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强，享有的医保统筹水平较低、异地报销困难、转移性和便携性差，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保障十分有限，流动人口在医疗支出上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将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十分值得探讨。二是已有研究很少进一步探究医保水平和医保种类对同一群体消费的影响。随着我国医保体系全民覆盖的推进，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将成为主要问题，而探究医保水平对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三是鲜有研究就医疗保险对消费发生作用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医疗保障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以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开展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是专门针对流动人口，旨在了解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地（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在15至59周岁的流动人口。通过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2014年的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调查200937名流动人口，内容涵盖流动人口的家庭、就业、医疗和婚育等。根据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设定，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而城市户籍流动人口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二者在医保政策以及个人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尽可能地排除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只选择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样本，同时剔除掉变量缺失样本，最终选取169055个样本进入实证分析。

2.变量选取

为了更加稳健地估计医疗保障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两个因变量。第一个因变量为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人均月消费，由流动人口家庭月总消费除以流入地的家庭总人口得到。考虑到医疗保险与医疗消费存在联合作用，为了考察预防性储蓄的作用，本文构建了第二个因变量流动人口家庭非医疗类人均月消费。由于问卷中没有家庭医疗消费的信息，只有回答者本人的住院医疗支出，因而由流动人口家庭月总消费减去个人月均住院医疗支出得到代理变量。

医疗保障是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本文主要从是否参保和医保水平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是否参保是指流动人口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只要流动人口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城鄉居民合作医疗（简称“城乡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公费医疗所占比例非常小，而且也是职工医疗保险中的一种，因而将其合并为城职保。（简称“城职保”）以及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一种，就认为其参加了医疗保险。医保水平主要根据医保种类和在何地参保进行测度。在基本医疗保险中，新农合、城乡居、城居保三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差别不大，但城乡居统筹了城乡层次，报销更为方便。而城职保由职工和企业共同缴费，报销范围广，报销比例高，比另外三种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与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家庭面临的疾病风险，在更高程度上为家庭提供医疗保障[22]，其保障水平最高。何地参保主要分为在本地（流入地）参保还是他地参保。由于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是在市级层次进行统筹，在参保地报销比例更高，再加上异地报销困难，在流入地参保的医疗保险有效性更高，因而在流入地参保比在他地参保的保障水平更高。

个体和家庭特征会影响预防性动机和消费水平[23]，因而本文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独特性，还进一步控制了流动特征。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有无配偶、受教育年限；流动特征主要为流动距离，分为市内跨县、省内跨市、跨省流动三类，以及流动时长；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月收入、流入地家庭规模、是否有孩子和老人；地区为流动人口现在所在的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同时，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度量收入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的不确定性，可以用被调查对象失业与否作为代理变量[6]。因而，本文还将流动人口失业与否作为控制变量。

3.模型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而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基准模型，估计式如下：

lnCons=α+βX+γZ+μ

其中，Cons为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月消费、人均非医疗类月消费，均取对数形式以更加平滑并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将对这两个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X为核心自变量，本文将分别把是否参保、何地参保和参保类型纳入模型进行估计；Z为所纳入的会影响消费的其他控制变量；β、γ为对应的回归系数；μ为误差。

多元线性回归一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而其能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在探究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中，一些变量，诸如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到流动人口自身的参保选择，同时还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因为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较差，其医疗支出会增大，进而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同时，个人健康状况差会更倾向于参加医保，家庭成员间的参保决策也存在关联性。但由于数据限制，这些变量在模型中被遗漏，被放在扰动项中，由此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在基准模型上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在探究“是否参保”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上，本文选择“流动人口现居住的区或县的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简称“区县参保率”）作为个人参保行为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区县参保率”与“流动人口是否参保”有着相关性，参保率较高的地区流动人口个人的参保概率也会较高；但这一区县层次的变量并不会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情况，符合外生性假定。同理，在探究“何地参保”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上，我们选择“流动人口本地参保占总体参保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简称“区县本地参保率”）。

四、数据描述

表1为分参保情况的样本基本特征描述统计，从中可知，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86.95%，超过一成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总体而言，相比未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时间更长。同时，未参保的流动人口中有66%为跨省流动，要高出已参保流动人口17个百分点，这侧面印证了异地报销困难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会出现退保、未保的情况。此外，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有配偶、有孩子随迁的比例要比未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分别高出10%和9%，反映出家庭化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为了比较不同医疗保障水平下的流动人口的特征差异，本文还进行了分参保类型和参保地点的统计。根据表1分参保地的样本描述统计，将近八成的流动人口是在流出地参保。相比在本地参保的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参保的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要低1.35年，未参加工作的比例要高出七个百分点，省内流动的比例要高出8%。表2是分参保类型的基本特征描述统计，从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以参加新农合为主，这一比例为77.27%。参加城乡居的流动人口比例最小，只有1.34%。流动人口参加城居保、商业保险的比例均在5%以内，而参加城职保的比例超过10%。总体而言，参加保障水平高的险种（城职保、商业保）或者在本地参保的样本都呈现出了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参加工作比例更高、在城市稳定居留意愿更强、跨省流动更多的特征，这表明流动人口自身禀赋越好，越倾向于参加保障水平高的医疗保险。

表3为不同参保状况下的流动人口消费与收入情况，考虑到样本分布会影响均值描述的准确性，同时提供中位数进行描述分析。总体来看，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总消费为1203元/月，而食物消费为555元/月，流动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高达46.13%，消费结构较为单一。此外，流动人口人均收入为2500元/月，消费只占收入的一半，这说明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还有很大潜力。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与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在消费上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这可能是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结果。分医保类型来看，参加城职保和商业保险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月消费要明显高于参加另外三种医疗保险。与在流出地参保的流动人口相比，在本地参保的流动人口人均总消费、食物消费和非医疗消费要高16%左右，人均收入高出17%。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消费与收入在是否参保上的分布并未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在保障水平上的分布差异较大，医疗保障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消费与收入也更高。

五、实证分析

为了减少在截面数据中由于某些解释变量缺失或样本观测偏差而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在回归分析中采用了稳健标准误。同时，为了比较直观描述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以千元/月为单位。

1.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OLS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参加医疗保险将使流动人口的总消费提升1.66%，非医疗消费提升1.87%，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在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的2SLS结果中，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urbinWuHausman Test，简称DWH检验）的F值大于10，P值为0.000，表明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有必要采用工具变量法。根据2SLS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区县参保率对是否参保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說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是否参保相关。同时，根据前面的分析，区县参保率与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性别不直接相关，因此，区县参保率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根据2SLS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内生性后，是否参保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大幅提升，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总消费要比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高6.5%，这一系数是OLS结果的3倍多，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家庭人均非医疗消费的回归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这也反映出在探究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上，控制内生性的必要性。

从流动人口个人特征的影响来看，年龄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为倒“U”形，流动人口的消费刚开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之后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与生命周期理论的“U”形分布预期不一致。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消费状况与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以及家庭开支随生命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25]。流动人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收入的提高，以及结婚和小孩随迁等带来的支出增加，消费会逐步上升，而随着子女成家立业以及自己能力的衰退，收入和消费都会下降。性别对家庭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非医疗消费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男性的非医疗类消费要比女性高0.5%，但总消费要比女性低0.6%，这反映出女性在医疗支出上可能要比男性高。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指示着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及相应的获取收入的能力。有配偶的流动人口的非医疗消费要比没配偶的低4.1%。成家立业后，流动人口需要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如小孩上学等，因而会减少人均消费。参加工作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参加工作的流动人口总消费、非医疗消费分别要比未参加工作的流动人口高出4.8%和7.8%。参加工作的会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受收入不确定的影响较小，因而会增加消费，减少预防性储蓄。

流动特征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流动人口流动时间每增加一年，非医疗消费便会提高0.6%左右，这说明流动人口在外流动的时间越长消费水平就越高。在外流动时间越长，不仅会提升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还会让流动人口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更为深刻，使其逐步追随城市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从而增加消费。流动距离与流动人口的消费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人均非医疗消费为例，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分别要比跨省流动的低1.0%和2.3%，这说明流动距离越远，流动人口消费越高，这可能是受到交通费用支出的影响。

家庭特征也是影响流动人口消费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消费。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元，人均总消费和非医疗消费均提高7.5%，这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相符，说明即期收入对消费具有较大的影响。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有老人会显著增加人均总消费和非医疗消费，但对非医疗消费的影响要更低，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老人比较容易患病，因而会增加家庭的医疗支出。有孩子的家庭会面临较大的教育开支等，因而消费会更高，家庭人均总消费要比没有孩子的家庭高出1.8%。家庭规模与消费呈负相关，这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人均消费指标，家庭人数越多，人均消费自然越低。

2.医疗保险水平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分别从医疗保险类型和参保地两个维度去看医疗保险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由于数据限制，只对参保地的回归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以控制内生性。

根据表5，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中，医疗保险类型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并不一致。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与新农合相比，参加城乡居能促使流动人口人均总消费显著提升2.8%，人均非医疗消费提升2.3%；而参加城居保的流动人口人均总消费则要比参加新农合的低1.2%，而且只在10%水平上显著，二者的人均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的差异。参加城职保和商业医保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要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参加新农合的流动人口。与新农合相比，参加城职保将使流动人口的人均消费增加4.8%。商业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能使流动人口的人均消费增加13.2%。这表明，医疗保险水平对流动人口消费具有显著影响。

表6为参保地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DWH检验表明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有必要采用工具变量进行纠偏。2SLS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区县本地参保率对流动人口选择在何地参保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在控制内生性后，在本地参保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总消费比在流出地参保的高出13.4%，家庭人均非医疗消费要高出12.9%，是OLS结果的两倍多。参保地点的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医疗保障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3.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的机制检验

根据经验研究，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机制。一是“转移效应”机制，即参加医疗保险可能会减少流动人口的医疗开支，从而增加其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二是“预防性储蓄”机制，即参加医疗保险会降低流动人口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其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下面对这两种机制进行检验。

（1）“转移效应”检验。

“转移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参加医疗保险只会促使消费结构发生转变，即把减少的医疗开支增加到非醫疗消费中，但对总消费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根据前面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医疗保险，尤其是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会显著地促进流动人口的人均总消费。另外，“转移效应”只存在有医疗支出的流动人口中。因此，我们将是否有医疗支出纳入非医疗消费的基准回归模型中，同时对没有医疗支出的流动人口非医疗消费单独进行回归，以此进一步检验“转移效应”。表7显示，把是否有医疗支出纳入人均非医疗消费模型中后，参加医保使得流动人口人均非医疗消费比未参加医保的高出2.5%，在本地参保则使得流动人口人均非医疗消费比在流出地参保的高出4.5%，而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单独对无医疗开支的流动人口的人均非医疗消费进行回归，发现无论是否参保还是在何地参保都对流动人口的人均非医疗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转移效应”并不能解释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

（2）“预防性储蓄”检验。

预防性储蓄理论意味着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越高，其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刺激作用越强。同时，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对面临较大医疗支出风险的流动人口更明显。根据前面的结果，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保障水平越高，流动人口消费越高。此外，通过对健康和不健康

由于数据限制，此处的不健康主要指流动人口在过去一年内有过住院或应该住院的经历。的流动人口分别进行回归（见表8），发现参加医保可使得不健康的流动人口人均非医疗消费显著增加8.8%，而健康的流动人口人均非医疗消费只增加1.6%；在本地参保的不健康的流动人口人均非医疗消费要比流入地参保的显著高出13.4%，而健康的流动人口这一效应只有3.9%。不健康的流动人口面临着更高的医疗支出风险，医疗保险对其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大，这证实了预防性储蓄机制的存在。

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消费机制以预防性储蓄为主，这与钱文荣、李宝值的研究结论一致[8]。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比较匮乏，具有就业层次低、流动性强、社会保障状况差等特点[6，26]，在城市中居于弱势地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医疗保险能够减轻医疗负担，对维持健康的人力资本和促进平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27]。参加医保可以降低流动人口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稳定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而在医保地市统筹、异地报销困难、转移性差的情况下，在流出地参保会使得医疗保障分散风险、降低支出不确定性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在流出地参保的流动人口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的风险，减少在城市的消费。

六、结论与政策讨论

流动人口的消费关系到其自身的福利享受，同时也反映了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本文利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是否参保和医保保障水平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以非医疗消费为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和内生性后，参加医疗保险将使流动人口的人均非医疗消费提升6.5%。其次，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保障水平越高的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刺激作用越大。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刺激作用，我们发现商业医疗保险要比基本医疗保险的作用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比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作用大。从参保地来看，在本地参保要比在流出地参保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控制内生性后，在本地参保对流动人口非医疗消费的提升作用达到13.4%。最后，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为预防性储蓄。

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障在降低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医疗支出上的不确定性风险，刺激流动人口消费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医疗保险已经广覆盖，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接近87%，通过提升流动人口参保率来刺激消费的空间已经较为狭窄，而且制约流动人口参保率提高的根本因素在于医疗保障水平较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医疗保障水平对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提升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以降低流动人口面临的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减少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应是刺激流动人口消费的一个重要政策干预，这就需要逐步破除制度藩篱，建立统一整合的醫疗保障体系。具体来说，一是要切实扭转医保目前所存在的低层次统筹、多险种并立的境况，稳步提高医保统筹层次，进一步精简医保统筹单元，全面推行省级统筹，渐进性地打破区域统筹壁垒，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二是逐步推进医保险种整合，加快推动城乡两种医疗保险并轨，以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重点，并逐步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到其中，努力做到保障水平的有效兜底与持续提升相结合、管理方式的一体协同与多维调控相结合。唯有将统筹层次提高到省级乃至全国，将城乡险种逐步统一并轨才能建立提高流动人口医保保障水平的制度基础，进而更加有效地刺激流动人口消费。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商业保险在促进流动人口消费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时，还要把商业医疗保险作为有效补充，探索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特征的商业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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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爱华，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