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北京站每天都有几十万人的客流量，回去跟乡亲说：“真巧，我去时碰上那么多人，回来又碰上那么多人。”一时成为家乡的笑料。我在我们山乡，大概是家喻户晓的，二哥以为我在这“天下第一庄”也一样，和街上老头儿闲扯时问人家：“你认识我五弟刘章吗？”这又成为城里的笑料。

二姐和二姐夫

母亲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二姐排六，长我两岁。我家地少且薄，收秋粮不足半年之食，全靠父亲驮脚养家，在那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将二姐看成多余。我虽然在二姐之后，因是男孩，又是老小，得到穷娇穷宠。

回首往事，品读人生，二姐受虐待是谈不上的，因为毕竟是亲父亲母、亲兄亲姐，而受歧视则是有的。

童年，我们的家是大山里一间茅棚，敌人频繁搜山，草棚年遭数烧，除了几片破衣，我们一无所有。不要说不知世间有巧克力，连爆米花也闻所未闻。我们的零食，夏天是黄瓜，秋天是烤苞谷。我若想吃烤苞谷，哪个好掰哪个，二姐不敢，只能找獾子啃过的或死了秧的。有时三哥吼：“二丫头，你又烧棒子吃呢？”二姐用颤颤的哀婉的语声分辩：“死秧儿的。”

“死秧儿的”，多半生了，每忆起那语声，我的眼睛便酸。不苦不丰，而哀不公。

家里有小零活儿，别人不愿干，就吩咐：“二丫头去。”有了剩饭，别人不吃，就说：“二丫头吃。”在我家，谁都是二姐的领导，可打、可骂，二姐却没有部下，因为我是妈的心肝儿，碰不得。就这样，在那特殊的年代，那大山里独门独户的环境，造就了二姐的自卑心理，像从未充过气的皮球，一生无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