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胡颖峰

编者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是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已出版专（译、编）著《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欧洲绿党研究》《当代欧洲政党政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等20余部，并在（英）《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英）《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英）《当代中国事务》（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英）《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欧洲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近300篇，近年来主持“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主要流派研究”“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10余项，对于推进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领域拓展、研究层次深化、学科体系优化、中西方研究交流与争鸣等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下面的访谈中，郇教授在人类文明转型视野下比较分析国内外环境政治理念与实践，从一种更明确的中国学者主体意识来探讨当今中国的环境政治议题，欧美绿党政治与中国环境社会运动的新进展，以及中外可持续发展与转型实践。这种明显呈现为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将会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发展提供积极参考。

胡颖峰：郇老师，您好！就从您2018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谈起吧。在这本专著的开篇导言中您提到，今天的学者“已经有着更充分的理由与自信来谈论环境政治”，请您简要地谈谈自己对“环境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

郇庆治：对于“环境政治”这一概念的意涵，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作了一个初步的界定①。具体说来，环境政治（生态政治或“绿色政治”）在理论层面上指的是人类如何构建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其中包括人类与地球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实践层面上指的是人类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某种类型生态环境问题或对生态环境问题某一层面的政治认知、体验和感悟及其应对。相应地，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或“绿色政治学”）在内容上分为密切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绿色思潮（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论）、绿色运动（环境社会政治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色政党及其政治或政策），以及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

而在2007年出版的《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中①，我又进一步强调了环境政治的国际比较维度。其主要理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政治，不仅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政治舞台而展开的，不同政治角色解读、消化和回应生态环境议题的新型政治现象（当然也应包括民族国家之内的不同区域与地区性环境政治），还是一个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在国际、跨国或全球层面上就生态环境议题展开的既冲突又合作的非传统政治过程。相应地，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环境政治学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国际（全球）政治。

可以说，经过上述补充或扩展之后的環境政治（学）概念，不仅在自身周延性上变得更加完整与系统——同时涵盖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而且也更加符合当今世界绿色变革之现实可能的客观需要或实际。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日益一体化（均质化）的星球上，我们已很难设想，绿色的“星星之火”可以独自地“绿化（燎原）世界”，甚或得以持久延续。换言之，“地方思考、全球行动”（或“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实践的一种必然性要求。著名的《环境政治学》杂志在其办刊宗旨中强调，它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②。应该说，这种界定与我对环境政治（学）的上述理解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关注对象显然不应局限于欧美的工业化国家。

胡颖峰：您尤其强调，中国环境政治学的阶段性提升和成熟，亟需我们能够适时实现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可否具体谈谈？

郇庆治：在我看来，环境政治学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向，主要包括两个维度或层面：一是中国议题关切，二是文明转型视野。

先说“中国关切”。简单地说，中国的环境政治研究，应该着力于探讨和应对中国现实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这倒不只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依然存在着太多的各种形式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大气雾霾到食品安全，还在于生态环境难题的现实应对与解决本身，将会提供无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可能性，因而理应成为我们学术分析与探讨的对象。换言之，当代中国环境政治本身的研究无疑是大有可为的。但中国的环境政治学，就像其他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或多或少也类似于当下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即无论是学科话语还是研究方法、内容，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欧美印迹”或“欧美中心主义”色彩。这种状况的历史合理性不必多言——我们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但这至少在研究内容与力量的布局上，造成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非生态甚或反生态构型。更为极端的一种情形是，我们的许多研究者选题时，会执着或纠结于某一个欧美学者的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概念③，却几乎不（会）思考它们的中国的研究相关性或现实背景。

然而，这种状况正因为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缘故而发生着改变。部分是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自然性结果。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已日益凸显为全球性环境政治的“主角”——同时在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出路的双重意义上，而2007年末开始的世界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则标志着或促动了这样一种历史性转折的完成——中国必须适应或学习担当全球经济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领导者。如果说，中国在2009年末举行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还显得有些踌躇或不自然，甚或不情愿；那么，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已是一份充满绿色政治自觉的“中国宣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宣称中国致力于“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世界）生态体系”①，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②。相应地，也就不难理解，围绕着2015年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和其后《京都议定书》国际谈判中，中国果断地选择了与美国的共同领导者立场。无论如何，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环境政治的主角——更多是在主动进取的意义上，我们的环境政治学者及其研究，也理应实现一种从角色到话语的时空转换③。

再说“文明转型”。迄今为止，学理与学科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研究，主要是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来理解或对待的。也就是说，环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就是要探讨基于各自价值观与利益吁求的不同政治主体，如何借助参与和改进各种政治渠道来更好地表达和满足自身的生态环境关切或追求，尤其是这些政治活动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导向一种更加符合生态理性和规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制度。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政治学的上述界定及其阐释，至少可以在两种颇为不同的民主理论范式下加以展开：一种是主流性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范式，另一种是较为激进的生态主义民主政治范式。而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是主张挑战与替代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多党竞争的多元民主体制）和文化观念（物质进步主义与大众消费主义）。换言之，后者的实质就是要构想与制度化一种生态主义的（而非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而非极端个人主义的）未来人类社会。而正是在后一种范式的意义上，环境政治意味着现代文明（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生态化转向或转型，或者说，创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的生态民主。

必须承认，欧美环境政治尤其是它的绿党和环境社会政治运动形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绿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欧美环境政治的绿色变革与民主改进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就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生态环境质量的重大改善的真实性一样。但是，欧美环境政治和欧美国家的环境改善一样，有两个严重缺点：不彻底性和不可复制性。欧美环境政治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尽管从表面上看到的是政治对抗甚至反体制特征，但它并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与政治框架——同时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相应地，欧美环境政治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国别或区域自保与局部改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改善，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整体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关切，必须以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生活质量不受影响为前提。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确大大改善了，但这种意义上的改善却难以或无法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事实也是如此，与20世纪中叶相比，2010年代的地球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

因此，无论是基于对欧美环境政治历史局限性的理性认识，还是基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责任的环境政治想象，我们都需要着眼于一种文明转型或重塑的更宽阔视野，需要创建一种更加综合性目标追求和路径方法的环境政治。换言之，对当代中国而言，最迫切或最值得期望的环境政治，已不再简单地是欧美政治语境下的绿党和环境运动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民主政治互动，而是如何促动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可持续转型，也即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否定与超越，或者说对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的自觉追求。

概括地说，尽管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政治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的真正成熟尚需时日，但至少与前十年相比，我们已有着更多的理论积淀与实践素材，来思考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环境政治，来分析一个我们更自觉地担当领导者而不只是参与者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环境政治，来构想一个已悄然展开的现代文明生态重塑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环境政治。

需特别指出的是，“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我更多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议题关注强化和研究者意识上的主体自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环境政治学最终走向成熟的标志或必要條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环境政治研究已经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准，或者我们已不再需要向欧美同行学习借鉴，而只是说，更加平等的彼此地位和更加熟悉的研究论题，必将更有利于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更有利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健康快速成长①。

胡颖峰：在这样一个宏阔的文明转型视野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挑战？

郇庆治：应该说，在当今中国，依然拒绝承认生态环境问题存在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性质的认识却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有朝一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众会取得环境问题上的绝对共识。这既是由于人们基于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科学学科背景和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差异，更是由于人们处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秩序中不同的位置所决定的利益区别；也就是说，人们会同时具有认知理解与利益需求层面上的先天性偏差。因而，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类的、国家的或地方性的，当然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长期以来作为国际环境政治焦点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类自身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是否在改变着全球性的气候以及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应该如何去适应性生存，这其中无论是北极熊还是南极企鹅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言权，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区域在全球气候变化上的利益得失（以及政治感知）也是不一样的，因而我们不能期望，俄罗斯和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有着同样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立场。

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症结就是，我们对现代化发展的单向度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化、甚至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社会进步的偏执理解，在现实中渐趋蜕变为对一种“经济增长逻辑”甚或“资本逻辑”的政治与社会屈从①。结果是，社会整体逐渐失去对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基础重要性的感知反思能力和各个层面的传统制度性屏障，而在一个趋利资本肆虐的经济化社会中，弱势区域、阶层和个体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恶物”承受者和被转嫁者。

限于篇幅，我无法展开讨论上述观点中的细节。但需要指出的是，甚至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概括就强烈地体现着经济主义现代化的意蕴，而相对忽视了一个国家全面现代化发展中许多同样重要的方面，比如现代国家制度框架与社会体系的建设、传统文化价值与文明成果的传承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确认与维护等等，使得我们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工业的全球性扩张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一种毫无遮蔽的“裸奔”状态（缓慢构建中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遗产保护体制很难发挥有效的抗拒性作用）。再加上长期的物质贫穷落后所催生的民族振兴梦想与过于集权的政治化管治，使我们重新走上了本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那时的国际社会已开始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的自然资源，成为我们走向经济大国之梦的主要资本。不但如此，这种对现代化内涵与进程的片面性理解，还与我们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组织与管治模式的简单化批判相结合，逐渐演变成为对欧美国家所谓先进经济模式的趋同与合流（而这正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狂欢蜜月期）。概言之，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对经济主义“发展”至上性或超价值审视的误判或短视，而正是这种无原则或价值中立的“发展”，逐渐导致了诸多形式的生态、社会与文化问题，并使得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质疑这样一种无边界或无节制发展（其最粗俗的表现形式是狭隘的GDP追求或迷恋）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胡颖峰：无边界或无节制的发展，其环境（生态）非正义性和非道德性在学理上是不难阐明的，但要实现发展理念的“绿化”或合生态化，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郇庆治：我们看到，至少就当代中国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大众性环境政治共识或话语。但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我们如何将所宣称的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话语，切实置于一个更为明确的国际参照体系之下并使之制度化。只有那样，更为具体层面上的比如“绿色经济（增长）”“绿色技术”“生态资本（创业）”“可更新能源”“绿色交通”等概念，才会成为绿色发展理念与制度创新愿景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必要补充——仅仅以自然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开发对象或经济增长手段的发展，并非就是绿色发展。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坚持认为，“发展的绿化”将持续是中国环境政治的头号主题②。概言之，需要通过创新与构建一种“生态审议民主”的新型民主体制与机制③，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重释与尝试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平、和谐与共生关系。

此外，我近年来还注意到，拉美学者对发展概念本身的政治经济学批评④。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无条件地接受了由西方国家所创制的发展话语与制度体系的结果。在理念层面上，发展本身就不是一个中性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有着起点、终点和先进、落后之分。相应地，欧美国家就自然地被视为发展领先的代表或典范，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视为发展落后的代表或化身。在实践层面上，西方国家主宰了数个世纪的世界殖民体系，以一个新的严重等级化的发展体系形式得以保持和延续，而少数欧美工业化国家则堂而皇之地把一种明显歧视性的经济政治制度体系强加给整个世界。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不平等和非正义的世界发展体系中的位置——原材料与能源产地、消费市场和“污染天堂”（污染物的直接转移或间接转嫁），是被制度性预设的，也就很难被实质性超越。

应该说，这种对“发展”概念的绿色左翼或“红绿”性质的阐释，是对我上述生态主义批评的重要补充，即我们必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中来理解对发展主义的否定与超越。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殖民主义历史）地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主义的世界性社会与生态非正义的制度架构与现实后果的理解，却也可能会使我们的这种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偏颇之处。因为至少在文明挑战与转型的层面上，必须承认，发展主义同时还是经济主义和物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大众化形式。也就是说，在心灵的净化与绿化意义上，我们正面临着像欧美工业化国家公众那样的共同性挑战与使命。

胡颖峰：您在著作中指出，基于全球化现代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我们似乎有理由假定，经济危机的情势应该可以转化为或加速社会、文化、生态层面上的危机，并进而构成有利于可持续或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但目前至少从欧美国家的情形来看，被许多人称之为（或夸大为）欧美世界“百年不遇”的2008—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并未成为我们也许有理由期待的世界性生态化重建的机遇。对此您怎么看？

郇庆治：这表明，现代社会或文明的严重危机或混乱状态，看来也未必是值得等待或创造的、成功走向社会生态转型的“良机”①，而传统左翼一直声称的“危机（终将）导致崩溃”的论点，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经济危机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在宏观意义上，它是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诸方面关系上的不协调与失衡。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持续性的一种表现，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是一种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危机的任何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政治生态学分析，这种认知都极其重要。在微观意义上，经济危机是人们通常所指的狭义上的经济领域或部门危机，也就是经济（商品）生产、流通与消费活动或规模之间严重不均衡所导致的困境。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经济危机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尤其是从2008—2009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来看）具有至少如下三个维度上的特点：一是在生产/消费维度上的消费过度特征，二是在国家/区域与全球维度上的超国家特征，三是在危机周期性/结构性维度上的结构性特征。可以说，只要认识到当代经济危机构型上的上述三个特点，我们就会对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作一个更为客观的判断——那就是，它根本不会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在2010年前的某个时间结束②。

基于上述对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危机的概念性界定，我提出了一个分析这次经济危机应对与可持续发展追求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一方面，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虽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极端脆弱国家）而言，仍是一种“基本消费需求满足能力”的危机（它们在一个经济秩序混乱的世界中只会遭到更多的不公正对待与伤害），但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来说，则主要是一种“消费过度的、超国家的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就此而言，经济危机应对中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消除或减弱已经呈现为超国家化和结构性依赖所引起的过度消费欲求。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构型经济危机的应对及其阐释，依然有着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生态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和生態社会主义者自然把这次经济危机视为极端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政治根本性困境的明证，并强调应以此为起点尝试走向一种生态可持续与社会正义新社会的绿色变革，其核心是构建一种充分意识到与尊重生态环境极限的“地球环境经济”。在他们看来，正在发生中的大规模经济萎缩（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必要的和“值得欢迎的”。二是社会主义的。主流社会主义者大多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得出如下结论：正如经典作家早已阐明的那样，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与膨胀，只会给社会普通大众的基本物质利益需求与保障带来灾难，而强化对资本的民主政治控制和改进倾向于大众的资本收益分配与社会福利保障，应该是基本的制度选择①。三是经济主义的。绝大多数主流政治家（包括大部分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坚信，多元民主政治框架下的强有力经济手段足可以克服这次经济危机，其基本目标则是尽快恢复（或维持）经济增长。

我的基本结论是，欧美国家（包括相关国际组织）在2008—2009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所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更多是一种现实危机应对战略而不是可持续发展转型战略，因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可能会较强烈地受到经济危机的暂时性冲击（比如经济负增长），但它们对经济危机的应对一般来说更容易采取一种较符合可持续性理念与战略的举措（基于强大的总体经济实力与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包括一些较实质性的绿色制度与文化创新。就此而言，这些欧美发达国家借由经济危机及其应对所体现出的后工业化绿色转型发展，可以为即将进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中国提供某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在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危机应对战略难以、也无意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制度，因而这种“绿色新政”或转型至多意味着或导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比如进入一个可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的新时期，而不是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或战略确立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基础。

胡颖峰：立足于人类文明转型的视野，您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绿党政治和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的新进展？

郇庆治：西方绿党政治的相对平稳发展和中國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快速成长，显然在印证着广义上的“绿色运动”的世界性一面。也就是说，基于生态环境议题的社会政治动员，正日益成为一种普遍性、常态化的大众政治参与形式。中国也不例外。只是，我们对此并不能简单地从传统民主政治扩展和革新的角度来理解，还要从生态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所需要的生态民主孕育和形塑的角度来理解。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绿党政治（比如欧洲绿党与澳大利亚绿党之间），还是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比如草根性和学术性环境组织之间、深绿运动与红绿运动之间），都是一幅幅充满着多样性或异质性的图画，不能作任何意义上的简单化概括。此外，我在《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一书中之所以把西方绿党政治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讨论相并列，并非是要作一种直接意义上的比较或对照。我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同政治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环境政治主体，是否正在走向或成熟为一种整体性生态化变革的领导性力量。而且必须承认，这里显然不是对欧美国家和中国环境政治主体及其社会政治动员的全景式叙述——比如，完全没有涉及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新进展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创新努力①，因而二者很难构成科学意义上的中外比较。但一方面，欧美国家绿党政治是我长期以来追踪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绿党政治的体制内化（在欧洲则是欧盟政党化），也的确是21世纪以来欧美绿党政治发展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另一方面，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影响和作用的不断扩大，无疑是中国环境政治（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体现。比如，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学术类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抗争运动（事件）之间的关系、红绿环境社会运动（抗争）之间的关系，都已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更清晰阐释的现实性问题，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与政策革新意蕴。我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存在着各自的政治结构性或战略性局限，但可以明确的是，如果说制度化的西方绿党尤其是欧洲绿党已经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支表现较为稳定的生态变革力量，那么渐趋活跃的集体性环境社会政治动员也在成为一支生态化变革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生力军。

当然，立足于一种文明转型的更宽阔视野，上述这种对环境政治主体演进的叙述性分析，其实还可以有着十分不同的解读和诠释。长期以来，环境政治学是在民主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下来分析阐释“绿色运动”或“绿色政治”的②。也就是说，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环境社会运动的“向制度内进军”过程，视为环境社会运动的政治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和自身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也是民主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与革新过程）。至少，我们对欧美环境政治的分析，往往会遵循或囿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框架。但问题是，西方民主政治并非是没有前提的，而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可以挑战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架构，以及物质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一种可以想象的情景是，随着绿色运动“嵌入”主流性经济政治制度的程度加深，它们将越来越难以、而不是更能够变革曾声称替代的基本制度并创建一种绿色新制度。同样地，我们在考察分析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发展时，也应当更多地着眼于它们所能促动和示范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文化意识革新，而不再是过分执着或纠结于传统理解的政治民主化功能，尤其是其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对抗性一面。我认为，着眼于现代文明的生态化转型，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的政治民主化功能和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功能，至少同等重要。这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如此，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也许就有理由追问，当今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更加接近于或走向一个统一和意识与行动自觉的生态变革主体吗？不同的观察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肯定会有着十分不同的结论。至少从目前来看，我所坚持的是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当今世界差不多所有形态的生态环境都已经成为全球性难题或具有全球性影响，国际（主流）社会必须要对这些难题作出集体性“绿色”回应——“问题压力”下的人类合作的潜能不容低估①，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之所以不得不“谨慎”，是因为人类社会自1972年以来的国际环境合作尚未取得全球层面上的突破性成果。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当然是联合国主持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欧美国家绿党和包括中国同伴在内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肯定是最激进应对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但它们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迄今为止至多是伦理层面上的，而2015年末达成并签署实施的《巴黎协定》既算不上激进，也很难保证顺利落实。

胡颖峰：您曾提出如下观点：“所谓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或生态化转型，首先应该是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化或转型。”您认为城市问题是环境政治领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

郇庆治：随着世界大多数人口转向城市或城市化社会的到来，生态化城市或城市的生态可持续转型，已经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与文明革新的前沿阵地或主战场。不夸张地说，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态化超越与转型，将首先或最终是人类城市生存与生活方式的重构与重塑。依此，我们甚至可以预测，像工业革命一樣，人类文明的生态化变革或重建仍将是一场城市革命，只是它不可以（能够）再牺牲乡村、牺牲世界、牺牲地球本身。那么，今天正在声称致力于建设零碳城市、循环城市、公交城市、智能城市等的那些生态化城市，能够成为这场文明变革的发源地或引领者吗？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

环境政治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我们不仅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过渡”的问题。至少就当代中国而言，对前者的正确回答就像对后者的明确回答一样重要。基于此，我迄今所从事的一些个例研究，一方面立足于概括与阐释最先开始（后）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国家以及城市的绿色转型经验，另一方面对中国绿色城市（化）实例的分析总是尽量将其置于一种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或转型的概念框架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及其城市已然完成向一种真正生态可持续意义上的绿色转型，甚或有着更大的成功转型的希望，就像对它们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绿色新政”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但同样无需讳言的是，当今中国的生态可持续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绝不会更为便捷和轻松。至少在这一意义上，看起来略显老态的欧美仍是我们借鉴学习的对象，如果算不上榜样的话。

胡颖峰：中国环境政治研究目前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未来的研究方向或主要议题是什么？

郇庆治：对于2010年之前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进展，我曾经作过一个较为系统的评述②。而通观2010年以来的中国环境政治研究，无论是对于国外环境政治议题的研究，还是对于国内环境政治议题的研究，都有值得关注的论著发表③。比如，北京大学团队对于欧洲绿色左翼政治的研究，山东大学团队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生态现代化议题的研究，以及徐再荣关于美国环境运动和环保政策演进的专著，冉冉关于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的专著，张淑兰关于印度环境政治的专著，等等，都体现或代表了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相比之下，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两个方面只能说是平稳推进、但亮点不够多。国外名著译介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第3辑，但此后并无新的后续翻译出版计划，而其他环境政治著作的翻译都是作为一种“副产品”而完成的，其学术与社会影响都大打折扣。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方面，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几次会议或论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国内外学术影响，但无论就现存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实体性制度化，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地位的被正式认可或体制化而言，似乎都很难想象任何短期内会有突破性进展。

从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四大议题领域，即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来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策及其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无疑是中国学者最为关注、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的两个议题领域。应该说，这大致公平地反映了中国在生态环境议题领域——同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仍然是一个国际学习者的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张淑兰对印度环境政治的国别分析，刘海霞在环境正义理论视阈下对国内环境弱势群体的分析，刘然关于中国生态传统文化对环境自主治理机制探索独特作用的分析，任丙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政策及其落实机制的分析，曹顺仙关于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的分析等等，都首先体现的是中国环境政治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与新方法（尤其是相对于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而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国内学者对环境政党（绿党）和运动的研究，依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较高水准的个例或比较性案例——比如李异平、郭心华和沈海滨关于茂名事件的环境政治学分析。

因此，一方面，中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主要阶段性进展或提升，是环境政治学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比较政治分支学科的事实性确立。这意味着，它不再简单是一个关于国外（欧美）的环境政治理念、环境政党与社会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全球环境治理的“外来性”理论或学科，而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部分的主体性认知与实践。换言之，随着中国环境政治（学）逐渐成为世界环境政治（学）发展进程及其理论构建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正在迅速告别环境政治学初级发展中的以译介评述为主的模仿与学习阶段，而转向一个建立在环境政治学中国化基础上的以自主性研究为主的新阶段。这不仅突出表现在我们更为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也体现在我们讨论各种问题时更加自觉的中国立场，以及所使用的中国话语及其言说方式。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宣布，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地位已然确立，尽管它依然缺乏官方认可的教学、研究与学术交往上的制度化或体制内形式。

但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未来成长与发展，还将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难。高校教学与科研架构中的“体制外”地位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势必将继续影响环境政治学年轻学者的培养与吸纳，而任何缺乏持续性人力资源支撑的新兴学科都很难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在目前情势下，如何做到吸引更多来自环境哲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与环境法学的和来自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青年才俊，关注与加入环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网络，也许是一条较为现实的路径。而在我看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中国环境政治及其研究的时代主题。正如我在前面已说到的，发展的绿化将长期是中国环境政治的实践与理论主题。它的确表明，进入经济社会现代化中后期的当代中国，正在造就一个有利于环境政治及其研究发展的“政治机会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政治及其研究应当追求或将会迎来一种大众认知和定位的根本性改变。可以说，像绝大多数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环境政治学不太可能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甚至可以说，环境政治及其研究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它相对于当今世界主流经济政治架构及其基础性理念的否定或超越立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环境政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是继续保持跟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在内的环境人文社会学科的密切联系，并谨慎对待它可能走向的资源经济化或公共治理化的学科发展趋势，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解与应对日益被视为一种可以经济地合理配置与开发的资源和通过公共政策进行调整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再分配，而渐趋弱化直至回避对于生态环境恶化深层成因的坚持追问与清除立场。

因此，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比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中外绿色运动与思想的新思维，而且使我们对环境政治在现代社会与文明的生态化重塑中的变革潜能及其表现形态，有了一种崭新的认知与期待。而在上述双重意义上，当代中国都理当成为一个充满绿色政治想象与实践时空的试验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应该成为引领世界未来的一种更为激进的绿色选择理念，而且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进程及其文明成果的制度化体现，我们责无旁贷。

胡颖峰：最后一个问题，阅读您最近几年来发表的论著，您似乎正在转向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与运动的研究，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它与环境政治研究的关系？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合作，始于2014年初，并于7月13—15日共同举办了“多科学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经教育部国际司批准），包括柏林自由大学10名学者在内的国内外专家50多人出席会议。2015年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签署了“北大—罗莎·卢森堡对话”框架下的2015—2017年合作计划，共同致力于在“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研究主题下，探讨与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该合作框架下，2015年6月26—27日，北京大学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发起、主办了“绿色左翼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个学术网络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CRGSE），其主要目标是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开展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对话。迄今为止，研究小组已经举办了2015年11月福州年会、2016年11月武汉年会和2017年11月南京年会，并于2016年7月初主办了第一届“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博士生论坛。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学者追踪了解欧美国家正在兴起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超越发展理论等新型绿色左翼理论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宣传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最新进展与成效。此外，2016年上半年，研究小组还组织了在大北京地区（京津冀）、江苏省苏州市和江西省抚州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系列调研，对地方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而其间公开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与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将欧美绿色左翼理论研究的近期重點放在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超越发展理论”，并希望通过与之互动来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与实践。“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布兰德的基本观点是①：目前被广泛接受为全球性变革话语和战略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其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领域深刻危机的特定战略形态或版本，也就是“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因此，对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绿色左翼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是否可能，而在于如何避免使其呈现为一种社会非公正和生态不可持续的“绿色资本主义”样态。围绕着这一理论，研究小组及其团队仅2016年就刊发了6篇译文和评论文章。而“超越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位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超越发展长期性工作组”及其出版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视角》。其基本观点是①：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正在尝试的“替代性发展方案”，不足以解决当前本地或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寻求工具主义解决方案和在进步意识形态内部作出调整的努力并不充分，因为它们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而仅仅是一些效果可疑的片面化、短期性纠偏措施。因而，在拉美语境下，真正的替代方案必须是“发展替代方案”。“替代性发展方案”指的是矫正、修复或完善当代发展的不同选择，而它的概念基础——比如无限增长或侵占自然资源——是过去所接受的，所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方法。相比之下，“发展替代方案”的目的是构建一种新的概念框架，而这种新概念框架不是基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它意指探索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发展有所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2016—2017年，研究小组组建了一个专门性的翻译小组，并完成了对该书内容的翻译校对工作，该书将于2018年上半年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此外，围绕着该书的翻译，研究小组及其团队于2016年刊发了3篇译文和思想评述。

应该说，国内学界对于欧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拉美超越发展理论的关注还相对较少，这部分是由于它们离狭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有些距离，而属于更为宽泛的绿色左翼理论流派的范畴。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及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自觉地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作为对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种特定构型上的概念化，加入到与欧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拉美超越发展理论的交流讨论中，尤其是关于该议题的全球性与亚洲网络的创建。依此，该小组近年来所积极参与的河内会议（2015/2016）、布鲁塞尔会议（2016）、基多会议（2017）和柏林会议（2018），与中国许多学者曾参与过的克莱蒙特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自2007年以来连续性举办），具有某些质的不同。可以说，该研究小组的主旨就是：在一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绿色左翼网络的共同研究与互动中，努力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成为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创建的理论创新进程的一部分，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也正是在上述意义或语境下，欧美绿色左翼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政策主张和拉美绿色左翼的超越发展理论与政策主张，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建设实践的重要参照，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而，绿色左翼政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并没有脱离、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我所一直信奉与坚持的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将会在2018—2020年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新一个合作周期内、在“作为一种转型政治（话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研究主题下得以持续。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