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各行各业万物复苏，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中间各种理论思潮引发的“文化热”可谓文思激荡、火花四溅、流光溢彩。“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甫一提出即引起较大争议。本文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回顾历史，较为详细地披露了这一理论从思考形成到发展完善的研究心路历程。本刊发表此文旨在供历史研究者留史查证。

20世纪中期到现在的这六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深远的时期，处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历史见证人。“文革”刚结束后不久，我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在郑天挺先生的推荐下，拜入韩儒林先生门下，学习蒙古与元朝历史。入学后不久，韩先生就发现我的特长与他传授的专业有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刻意改造我，而是鼓励我走自己的路。正是导师的宽容，我在南京大学三年的研究生时期，阅读了大量海外最新的介绍历史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以及俄文版的蒙古史史料。我力求从遥远的历史中去发掘更深的现实启示意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条学院派道路可以很顺畅地一直走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思想闪念，却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有一天，我在讲授中国古代通史的过程时，在课堂上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中國清中期的思想界的沉寂，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应对西方挑战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1985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近代史资料。我写成了一本十二万字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此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册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作为近代士绅，借助于自己安身立命基础的儒家正统思想，如何在判识西方挑战的性质时，发生了严重的误读，并以此来消极地应对西方挑战。当时《走向未来》丛书在青年一代中影响非常大，又正值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此书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印了十万册。我还应邀在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做《儒家文化在近代的困境》的讲演。多年以来，有些读过这本书的、比我更年轻的学者还对我说，他们是读这本书长大的，这本书《后记》中的那段指明“我们这一代人承担着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的话，曾经感动过他们。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志业与时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此结合起来，再也没有比我从事的近代史研究更能充分表现了。从此以后，我就从元史转向近代史领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曾经心仪的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去。

严复盛赞袁世凯令我十分震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阶段。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那么曲折艰辛，充满危机与悲情。我在阅读《严复集》的过程中，读到了严复写给学生熊纯如的一百余封信，信中有一段话使我十分震惊。他在信中写道，袁世凯这辈子做的最为令人痛快的好事，就是把国会给解散掉了，因为这个国会除了捣蛋，除了对政敌的议案投否决票，不会干其他事情。他还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中国需要的是克伦威尔，是拿破仑。严复的这些言论，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闻，石破天惊，让我深思了很久，并引起我进一步研究民国初年政治的兴趣。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崛起。我发现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在解散了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后，迅速稳定了局势，结束了政治动荡，积极引进实业和教育，颁布了《商法》以及其他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当时的中国风调雨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如果假以时日，袁世凯铁腕政治下形成的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为整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就沿着这条思路开始思考下去，并在国际范围内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有一段时期，我天天从虹口区余杭路的家到五角场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阅读英文版的历史学百科全书，寻找我感兴趣的内容。我注意到墨西哥的政治强人迪亚士，他和袁世凯治国方式十分接近，墨西哥在民族革命后，一开始建立起来的也是仿效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但很快就陷入了纷乱的党争。迪亚士作为军事强人，同样建立起威权体制，他统治的时期也在滋生腐败，但是社会经济也在进步，以至于现在还有人称他为“墨西哥现代之父”。我又注意到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时代，他们也为他们国家的现代化与未来的民主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根据对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经验的归纳，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样一个概念。1987年，我在上《中国20世纪现代化思潮研究》选修课时，就给学生介绍了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我对“新权威主义”的定义是：“后发展国家在议会民主政治失败以后，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以铁腕和军事实力作为执政资源的威权政治。”但这一概念并没有进入公共领域，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出即遭极大误解

事情也是非常的凑巧，1988年夏天，有朋友推荐我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讨论会。我本不想参加，觉得这个会议和我的学术研究没什么关系，甚至把已经购好的火车票也退掉了。幸亏上海的一个学界朋友劝我一定不要放弃参加这个首届知识分子讨论会的机会，于是我又重新买票去参加了。在会议上，我就谈了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三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清末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由于清王朝崩溃而中止了；第二次是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民主制运动”，也因淮橘为枳，水土不服，导致政治陷入无序化而失败了；第三次是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强人为基础的“新权威主义”。我指出，这种威权体制虽然存在着复旧与独裁专制的危险性，但它比起孙中山那种虚拟的议会民主政治来说，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整合力，它不失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务实的选择。

我还提出，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无意中开辟的道路，正是朴正熙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韩国所走的路。朴正熙同样在议会制造成政治乱局后建立起强人政治，这种强人政治为韩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为韩国后来的民主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我说，正是新权威主义铁腕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创造现代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上述观点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当天晚上还专门为此开了讨论会。1988年的9月8日《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次知识分子讨论会上我提出的观点。这是“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第一次在公开报刊登台亮相。

北戴河知识分子讨论会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忘掉了，回到近代史研究中去了。这次讨论会上来了一批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敏感地注意到“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他们把我在会上发言提出的观点传回了北京。北京有些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進而提出，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进入“新权威主义”阶段，通过“铁腕”来推进商品经济与改革开放。从此，新权威主义就作为公共空间中的议题，在北京知识界产生强烈的反响与学术争论。

几个月以后的某天，家里来了复旦大学的两位青年学生，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现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者马勇。他们告诉我说，北京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已经很热烈了，并请我到复旦大学做一次有关“新权威主义”的学术讲座。从此以后，我在上海就投身于公共领域的“新权威主义”讨论。我在不断回应人们的质疑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989年初，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的访谈录。几乎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导报》上也刊载了北京学者正面论述“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的文章，此后，南北“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同时登台亮相，我也就从一名学院型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公共领域讨论的风口浪尖。

当时这个争论是很激烈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理解也不赞同“新权威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整合功能，许多人从人性道德上来解释我的学术行为。他们认为，中国刚清除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在居然又有人来鼓吹“新专制主义”了，这不是政治投机是什么？有个朋友还给了我一封信，说你鼓吹“新权威主义”，据说因为你拿到有关方面的一大笔研究经费，你应该把这笔钱吐出来，否则与你绝交。

不久以后，有一位上海社科院的青年研究人员李君如，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英国权威专家施拉姆想见见你，是不是你到我们这里来，我安排你们两个见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西方学术界的大人物，见面时，施拉姆对我不太礼貌，而且带有鄙夷的神情。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新权威主义的总司令在上海，我倒要看看这位总司令是什么样子。”我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反驳，以至于根本没法进行学术性的讨论。此后，海外也有人说我是“太子党”的理论家。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任何干部子弟，他们如此判断，据说是因为我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和“太子党”的利益是捆在一起的。

记得198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学术研讨会，我是孤家寡人，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反对我。会议程序规定，每个人只能讲15分钟。我15分钟讲完了以后，每个人轮流对我进行批判。我想发言回应，他们说不行，因为你的时间已经用完了。然后我整整两个半小时听着人家在批判我，心里十分压抑。会议结束时，我只能说一句话：“既然你们大家都那么想，我也没办法。”

回家以后，有两位参加会议的青年学者赶到我家里来了，他们说：“你最后那句话有点打动我们，当时你没有机会表达你的想法，你现在可以尽情地表达你的想法，我们愿意听你的想法。”这时我就说了：“社会那么浮躁，知识分子那么激进，我真担心中国的将来可能会出大事。”这个时候是傍晚，我8岁的女儿刚放学回到家，我摸着女儿的头说：“激进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太多的苦难与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再激进下去，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巨大代价，却不得不由孩子们这一代人去承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当时我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新权威主义理论能解决严复悖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系统地研究严复思想。我反复研读当时中华书局新出版的《严复集》五卷本。严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对抽象的理性主义抱有很深的批判态度，他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当时我写了两篇文章，我把它们统称为“严复二论”，第一篇是《严复：一个被误读的思想家》，第二篇《严复对自然法的批判及其影响》，前者是论述严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后者探讨严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通过对严复思想的梳理，来进一步阐述我的“新权威主义”观点的，从更深的思想理论层面，来对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深入探索。

首先，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政治理论，它并不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们关于某种美好社会的第一原理，更不是他们从理想主义和道德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经由逻辑推导而产生的理论。相反，它是从第三世界国家，从后发展的民族的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一种发展模型。它来自经验事实的总结，并经由学者进一步的概括，使之成为一种类似于理想类型的发展模式。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从价值观念出发，从某种对美好社会的第一原则出发，来建构我们的追求目标与具体发展模式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在清扫旧传统的基础上，直接按照这种价值理性的第一原理，重建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这种建构理性的观念，恰恰是秉持经验主义立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非常反对的。

“新权威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二点，就是反对完美主义。这种政治哲学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现实的历史是神魔混杂的，人性也是有幽暗面的，生长的过程是渐进的过程，它与建构理性主义、追求完美主义的社会工程，形成鲜明的对比，追求完美，就会陷入乌托邦式的工程设计的陷阱。只有走小步，稳定走，不停步，社会才能在渐进中走向新文明。

“新权威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三点，是保持与传统的友好关系。一个民族的传统是这个民族在应对长期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传统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秩序把社会个人安顿在一个稳定的文化框架中，社会个人在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定之下，才会与野蛮人有所区别，才能运用他在现实中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的，严复认为正是传统所具有的守护功能，才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与出发点。传统对于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来说，它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用来作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

“新权威主义”政治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它的“社会有机论”。我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发现了严复最早提出的一个两难性问题，我把它称作“严复悖论”，就是西方文明与后发展国家的传统文明，都是各自在自己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要素，如经济、社会、文化与观念都是相互依存的结构。用严复的话来说，“东西二化，绝然悬殊”。当后发展国家为了进步而不得不仿效西方先进文明时，就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一一如果单方面把西方的某一个要素孤立地移到本国来，那么这个要素就失去了西方这个有机体内的原有因素的支持，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而它进入了中国社会这个有机体以后，又与中国原有组织有机体中的异质因素相互冲突，难以形成融合。这就会产生异质互斥现象，例如西方议会民主制移入中国就是例子。因此，可以说西方因子的单向移植，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当人们想把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全部移植过来，以避免单项移植产生的排异作用时，这种全方位移植显然又是不可能的。严复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牛要想跑得像马一样快，就把马蹄单独搬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蹄需要马的骨骼的支持，而马的骨骼又需要马的血液系统支持，而血液系统又需要马的神经系统支持。除非把一头牛变成一匹马，单方面移植也是不可能的。

“严复悖论”能很好地论述“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那就是，既然后发展国家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就意味着一个后发展国家必须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机制，引导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素的生长与发育，并在这一基础上，让新的因子和外部形成某种嫁接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过渡性机制就需要由具有开明导向的集中权威来实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就起到现代化中的百花园园丁的功能。“新权威主义”就是要通过有形的权威，来培育内部的生长机制，通过这一生长过程来化解上述两难矛盾。

我认为，严复是中国最早的新权威主义者。当然“严复二论”里面有我个人的一些创造性的解读。我想通过严复这个思想权威，来表达我自己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这种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以后的20多年当中，我出版了十本书，其中有《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等。多年来，近代变革史、“新权威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一直是我致力的三个研究领域，它们之间又密切相关：我不断用历史研究中产生的新理念来充实“新权威主义”理论，用“新权威主义”理论来解释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中产生的新思想，又可以被用来作为思考近现代史的思想资源。我也一直不断在政治学理论方面有一些新的思考。比方说，2012年，我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一书中提出“中道理性”。我觉得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左的激进思潮和右的激进思潮，背后都有一种建构理性作为它们的基础，要超越这种左的和右的建构理性主义，就必须回到中道理性，而中道理性应该以经验为基础的，以一个民族的经验为基础。

我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还提出“薄壳效应”的概念。我指出，后发展国家进入改革開放阶段，长期被抑制的高频率的政治参与，会在短时期内突然地进入急剧膨胀的状态，正如火山在地壳最薄处最容易产生火山爆发一样。我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国家治理战略，旨在于避免过量的政治参与膨胀与爆炸，从而有效地避免“薄壳效应”。这是对“新权威主义”社会功能的新的诠释。

如何区别优劣新权威主义

我个人觉得，“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跟共和国这些年来的实际发展过程有相当大程度的契合。甚至我觉得可以用“新权威主义”这个理论，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现行政治变迁作出政治学意义上的描述。比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表明中国的政治家们已经从建构理性主义思维，回到了政治上的经验主义。1990年时在台湾《中国时报》对我的长篇采访当中，我第一次用“新权威主义”思想对“四项基本原则”做了一个政治学解释。我说，在海外很多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在符号上面和改革以前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提法看上去很相似，但实际上，“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非常丰富的变化。它提的党的领导，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领导，提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表述。

我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逻辑出发点，并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而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是一种经验主义政治理论，但这种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和西方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仍然有相当大的不同，在西方的以艾德蒙·柏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强调的是经验与试错，中国人不能单纯凭依经验与试错，还必须有目标意识与愿景，那就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的方向感，我把它叫“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有愿景的经验主义”。这种愿景是在常识理性的引导下产生的。

最近几年的思考当中，我就“新权威主义”如何能够正常地为一个更高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基础提出了一些想法。我个人认为，新权威主义有良性的，有恶性的，有优质的，有劣质的。世界上有很多威权主义国家，都承认市场经济、发展实业、引进外国教育，都有现代化导向性，但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陷入了失败国家的怪圈。那么，如何区别劣质的和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界限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四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应该是强势的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社会推进现代化的能力与保持政治稳定的能力。

第二个标准，它的政治精英必须是“明白人”，即受常识理性引导，在意识形态信仰与常识理性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但信仰不能干扰常识理性。

第三个标准，它应该尊重多元，一方面，新权威主义要求集中统一，另一方面，要保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的敬重。要自觉意识到这种多元性、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与社会创新的基础。一元性的统一和社会的多元性、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如果为了一元而牺牲了社会的多元，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活力与进步。

第四个标准，尊重以问题引导的倒逼性的制度创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经验尝试中形成的，好的办法会上升为既定政策，好的政策会进一步发展为稳定的制度。只要始终保持这样的逻辑：问题倒逼一经验中试错一解决办法一政策与制度，这个体制就会始终保持制度的开放性。中国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会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以后，水到渠成地到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从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开始逐渐向务实的经验主义思考方式回归。我觉得是这种思潮的回归，乃是中国人摆脱了不切实际的形形色色的建构理性主义，向有愿景的经验主义回归。中国将在这一基础上走向更高的新文明，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这个民族将会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一个中国的更高阶段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阶段也将会到来。当然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努力。

“新权威主义”思想，作为改革开放40年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支花朵，在思想碰撞中缓缓绽放，它的生长过程，也见证了中国思想界的繁荣与丰富。作为一个思想求索者，在此写下一些自己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作为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一份纪念。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崖丽娟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