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各行各业万物复苏，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中间各种理论思潮引发的“文化热”可谓文思激荡、火花四溅、流光溢彩。“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甫一提出即引起较大争议。本文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回顾历史，较为详细地披露了这一理论从思考形成到发展完善的研究心路历程。本刊发表此文旨在供历史研究者留史查证。

20世纪中期到现在的这六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深远的时期，处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历史见证人。“文革”刚结束后不久，我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在郑天挺先生的推荐下，拜入韩儒林先生门下，学习蒙古与元朝历史。入学后不久，韩先生就发现我的特长与他传授的专业有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刻意改造我，而是鼓励我走自己的路。正是导师的宽容，我在南京大学三年的研究生时期，阅读了大量海外最新的介绍历史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以及俄文版的蒙古史史料。我力求从遥远的历史中去发掘更深的现实启示意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条学院派道路可以很顺畅地一直走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思想闪念，却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有一天，我在讲授中国古代通史的过程时，在课堂上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中國清中期的思想界的沉寂，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应对西方挑战产生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