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大经历的“反右”运动
2018-07-28武重年马长林
世纪 2018年2期
武重年 马长林
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读一年级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那时我19岁不到。我在中学里入团较晚,在大学时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班上同学中有20名党员调干生,9名团员,1名来自印尼的华侨。班级领导班子组成,除党支部三个委员外,还有学生会主席,校、系、班三级的学习班长。那时我在政治上很幼稚、无知,懵懵懂懂,不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怎么回事。那时上面提出要大鸣放,我们在课后开会,不少同学发言踊跃,可我一句话都没讲,一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另外班上多是党员调干生,哪有我这个小年轻开口的余地,轮不到我来发言,因此“反右”期间我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随着鸣放高潮的到来,我也不知不觉地卷进去了。
风云人物林希翎的命运沉浮
当时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钟楼前搭起遮阳棚,专门供贴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内容是揭露在肃反镇反中的冤假错案,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大字报贴在钟楼东面前方,洋洋万言,讲肃反镇反时的扩大化。这份大字报的作者很有来头,是民革中央两位知名人物谭惕吾和黄绍弦,黄绍弦以前是李宗仁的亲信。大字报执笔者林希翎,是人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曾当过《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她从部队转业,考入人民大学,经常发表文章,是青年中有名人物。她漂亮、能干,是青年学生的崇拜对象。林希翎原来不姓林,姓程,叫程海果,因她是温州人,生在海边。她父亲在民国时期做过浙江温岭县税务局主任,是国民党团级军官,大陆解放前抛下母女俩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她们母女俩留在大陆,算是被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属于受迫害者,在土改时分了六亩地,属于贫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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