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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柴册礼的仪式构建与精神旨趣

2018-07-27李月新

关键词:契丹仪式精神

李月新

摘 要: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权力交替是柴册仪产生的契机。10世纪初,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掌握政权仍然利用了柴册仪式的神秘力量。辽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太宗时期的丰富与改造,契丹柴册礼的形式与内容日趋完善,其意也由原本的部族精神信仰转变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并在辽朝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原传统礼制相结合。作为国家政治礼仪的重要环节,柴册最终演变为一种既带有契丹民族文化内涵又具国家政治意义的综合性仪式,仪式行为上呈现出番汉掺杂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契丹;柴册礼;仪式;精神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009-06

辽朝时期,作为主体民族的契丹人是整个王朝制度文化建设的主导者,他们赋予辽朝政治制度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其中,柴册礼的仪式构建与政治意涵正是契丹人这种主导地位的体现。学界对契丹柴册礼的由来、举行规律及其功能、意义等多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探讨,{1}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契丹国家礼制建设的角度,结合相关史料,探析柴册礼的仪式构建及其所包含的精神旨趣,以更好的理解契丹王朝的政治生活。

一、阻午可汗与契丹柴册仪

同辽王朝其他的政治制度一样,柴册礼亦经历了初创、改造及不断完善的发展阶段。

据《辽史》记载,柴册仪相传为阻午可汗所制。阻午可汗,《遼史·营卫志》称“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同书《世表》之中明确指出,“耶律俨《辽史》书为涅里,陈大任书为雅里,盖辽太祖之始祖也。”可知,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当出自契丹人自己的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据此可知,阻午可汗不仅是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而且是遥辇氏与大贺氏权力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同时,遥辇氏统治地位的稳固也是在其统治期间得以实现的。

据诸史记载,遥辇氏与大贺氏的权力交替过程十分激烈。阻午可汗等人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除了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之外,对宗教祭祀权力的掌控也十分重要。“契丹好鬼”,{2}其原始的宗教信仰主要以自然崇拜为主。在契丹人的观念之中,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因此,对天的祭祀不仅产生的最早,而且尤为重要。在契丹部族时代,宗教祭祀的权利与部落联盟的权利往往合二为一。成为天神的化身或得到天的认可,是巩固部落联盟权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证明遥辇氏的权力获得符合天的意志,同时凸显遥辇氏地位的神圣性,阻午可汗在传统祭天仪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强调权力天赋的内容,创制出一套更为规范严格的仪式。功能主义者称:仪式服务于个人或社会的目的,仪式是权力游戏,对解决社会的危机并维持权力关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3}阻午可汗所创制的这一套被后世称之为柴册仪的仪式,正是用以借助宗教神秘力量,来宣扬其统治权力继承的合法性、合理性,并以此起到了维系其权力传承的作用。而操纵遥辇氏部落联盟缔造的迭剌部夷离堇雅里,既是这种仪式制定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成为仪式的使用者之一。《辽史》中唯一一例夷离堇行柴册礼的例子便出自世握遥辇氏联盟权柄的迭剌部。

阻午可汗时期的柴册仪式与唐代的封禅仪式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据史书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年)契丹人曾从封禅泰山。{4}登山之顶,积薪为坛,以玉册通意于天,燎祭上帝。这种形式与契丹的燔柴告天的传统祭祀暗合,便于契丹人对其精神旨趣的理解和把握。同时由于仪式行为源自上国,则更具神圣性、权威性。阻午可汗以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身份昭告上天,宣布权力归属的合法性、合理性,获得权力的行使权。此后,遂成定制,可汗位及夷离堇位的转移,也要通过这种仪式昭告上天。旨在从精神层面强调权力占有的合法性,从辖底“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5}的行为可以看到契丹部众对这种合法性的认可,并且仪式举行完毕之后才获得权力持有者的合法称号及权力行使权。

二、辽太祖时期的燔柴

学界在讨论契丹柴册礼时,多认为阿保机时期的燔柴即带有行柴册礼的痕迹。通检史文,可知阿保机时期曾于太祖元年(907年)、六年(912年)、七年(913年)明确举行了燔柴仪式。另外在神册元年(916年)二月还举行了一次没有明确记载是否燔柴的大型仪式活动。

据《辽史》记载,阿保机于后唐天复元年(901年)冬十月,担任了大迭烈府夷离堇。“大迭烈府:即迭剌部之府也。”{6}迭剌部自涅里时期开始,即世掌遥辇氏之政柄。至述澜时期,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组织,已有广土众民之志。到阿保机时期迭剌部势力强大,对遥辇氏取得了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正是几代人努力经营的结果。903年,又受拜为于越,总知军国事。阿保机帅军北征南讨,以契丹首领的身份与中原李克用、朱全忠等政权发生交往。这说明阿保机摆脱了遥辇氏可汗的束缚,成为契丹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与领导者。

《辽史》中的记载美化了阿保机与遥辇氏之间的权力交接,称“太祖受可汗之禅”,“群臣奉(遥辇痕德堇可汗)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7}据《耶律曷鲁传》记载,阿保机有三次推辞,第一次的理由是“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其二是“(痕德堇)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其三是“众以遗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俛随耶?”而这三次推辞都被曷鲁“应天顺人,以答顾命”所反驳。但是从阿保机为于越时,曷鲁有“贼在君侧,未敢远去”之语,即表现出当时契丹内部存在阿保机的反对势力,且实力不容小觑。相较而言,中原史料中记载的阿保机取代遥辇氏的原因在于钦德政衰,阿保机族盛,遂取而代之,自称国王{8}的说法应当更为可信。

阿保机在取代遥辇之际,不仅得到了大巫神速姑的支持,而且自己也带上能够沟通天地的巫的面具,把握了思想意识的主动权。为了权力的顺利过渡,阿保机个人还伴生了一系列的符瑞预示,如神光属天、异香盈幄的出生,梦受神诲,龙锡金佩的奇遇等。耶律曷鲁曾直白地指出“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9}因此,907年春正月在如迂王集会堝筑坛、燔柴告天之后,即皇帝位,与昔者阻午可汗时期创制柴册仪的目的异曲同工。而从阿保机宣布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中,也能看到其对遥辇氏的承继。因此,可以认为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契丹社会无论是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政治结构上说,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飞跃,仅仅是汗位易姓而已。

随后,阿保机为了实现“化家为国”的目的,势必要摧毁契丹传统的可汗世选制度,确立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消灭契丹内部的反对势力,《资治通鉴》引《汉高祖实录》《唐馀录》皆曰:“僖、昭之际,其王邪律阿保机怙强恃勇,距诸族不受代,自号天皇王。后诸族邀之,请用旧制。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长九年,所得汉人颇众,欲以古汉城领本族,率汉人守之,自为一部。诸族诺之。俄设策复并诸族,僭称皇帝,土地日广。”{10}期间诸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记的“盐池宴”及《辽史》中的平定“诸弟之乱”等,都是阿保机巩固自己势力,消灭反对势力的举措。为了宣扬其行为的神圣与合法,阿保机于太祖六年、七年分别有两次“燔柴”之举,颇具有承天之命,行天之罚的意味。

太祖七年(913年)十一月有“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11}的举动,说明阿保机已经有意识的开始国家礼制的建设。914年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即修建了汉式的礼仪性宫殿建筑。另外,915年底,君基太一神数见,召图其像。{12}“君基太一神”,《国语解》称:“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太一神,乃是中原汉族的北极神,《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13}而主君建极的君基太一神的数见,成为阿保机举行君主即位仪式的预示。

916年,群臣请上尊号,三表乃允。这与中原王朝皇位更替进行时的三让而从之何其相似,而辞让也仅是仪式构建过程中的对于美德的一种渲染。群臣在得到允许之后,着手准备仪式,即在龙化州之东筑坛,因阙地见金铃,是为祥瑞之徵,更坚定了这次活动的应天之命的信念。此次仪式活动中并没有燔柴的明确记载,但是筑坛,以及建元神册等活动内容,加之史书中将阿保机此次活动明确称为备礼受册等等,都暗示着契丹皇帝即位时有敬上告天册文之举。

由此,可以认为,906年出身迭剌部的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时,利用了契丹原始宗教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沿用燔柴,以册通意于天的手段。916年阿保机在契丹原有仪式的基础上,增添了三让、上尊号、封赐等中原文化内容,开始了将本部族精神信仰与君权神授的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实践。

三、太宗时期对柴册的使用

可以认为辽太宗是辽朝柴册礼仪式和内容的完善者。

耶律德光在阿保机时期并未获得太子称号,仅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位。期间的权力过渡,甚至比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时更为复杂、血腥。学界普遍认为,在阿保机时代契丹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形成了支持太子一系的汉化派,和支持述律后、德光一系的守旧派。据《辽史》记载可知,从天显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机去世到天显二年(927年)十一月,这15个月的时间里,契丹两派势力斗争十分激烈。太宗的即位在形式上具备了群臣推举,述律后支持,谒太祖庙得到前任君主认可等条件。在已经取得皇权之后,辽太宗才举行了柴册礼,这其中既包含了以契丹传统仪式宣布权力交接合法性的意味,同时也具有以契丹传统的方式进行正名的意旨。并且在燔柴告天的同时接受了群臣的玉册,从番汉两种文化角度出发,确定其权力地位的神圣性、合法性。这是《辽史》本纪之中“柴册”这一名词的首次登场。

会同元年(938年),太宗以援立石晋之功,将幽云十六州之地纳入版图(此前契丹已经实际掌控了部分地区),初步实现了从述澜时期即已开始的广土的雄心壮志,掌握了比其父阿保机时代还要广大的地域,统治了更为众多的民眾。当年七月,一改以往受上国册封身份的辽太宗,以上国君主之尊册封了石敬瑭为晋英武明义皇帝,这是契丹人首次封册中原皇帝。契丹国家的政治地位和性质已然发生改变。为了彰显这种改变对辽朝政权的影响,辽太宗遂于当年十一月甲子,行再生柴册礼,这是《辽史》中唯一一例再生柴册礼。再生礼,史载同为阻午可汗所制,亦是在汗国权力更替时出现的,即借助神秘的重新降生,获得天父地母神圣身份,得到上天的应允,接受上天所赋予权力的仪式,与柴册的联合使用,这当是太宗利用契丹部族传统的再生、柴册礼最初的含义,宣告大辽政权与之前契丹国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继阿保机之后,辽太宗进一步丰富了柴册礼的内容,保留了契丹精神传统中的天地崇拜,既表达了君权神授的国家理念,同时仪式也成为封建君主权力神圣性、权威性的政治宣言。而契丹民族的再生礼很有可能在此之后演化为柴册仪式上的一项带有象征意味的仪式符号,以后诸帝在行柴册礼时先要完成这一象征意义的程序。

从太宗时期的史文记载中可以发现,太宗皇帝两次行柴册礼之后,都会有专门的上尊号仪式的举行,第一次群臣上尊号为“嗣圣皇帝”,{14}第二次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15}均为汉文尊号,其仪式应当是仿效中原皇帝受册的仪式而来。辽初契丹文字已经出现,目前虽然资料不足,但是很有可能太宗之后的柴册仪式中出现了上契丹尊号的内容。《辽史》纪传中并未出现专门的上契丹册仪的记载,但《辽史·礼志》中记“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16}而太宗之后,世宗、景宗及其之后的皇帝,群臣请上尊号与柴册两种仪式都并未在同一天举行的事实,也可证明此一点。

重大问题或冲突可能促成某种仪式行为的产生,而具有意义的行为也会作为文化的或是习惯的模式被传承下去。从阻午可汗、辽太祖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柴册的仪式在契丹政治权力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时代的发展注定了契丹社会的进步,传统柴册仪式中的程序因蕴含契丹民族传统精神被予以模式化的保留。与此同时,在新的是政治需求面前(如国家性质发生转变),它的内容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成为辽朝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之一。

辽初政权交接的不稳定导致穆宗无柴册的记载。一旦政权进入稳定时期,国家的礼制生活开始正常有序化,柴册就按照太宗时期的改造沿袭下来。其后的契丹皇帝均在即皇帝位之后举行柴册礼,与其说是契丹皇帝即位仪式,不如说是封建国家从制度方面对皇权承继合法性的宣告。

四、契丹柴册礼的仪式解析

人类学家认为多数的仪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目的性,而且带有象征意义。作为习惯性的文化现象的仪式,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形式或方法。因此,仪式一旦固定下来,在传承过程中,受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形式或内涵,也会发生增减。其中原本的一些仪式行为会丧失意义,仅仅作为象征性的符号保留下来。契丹的柴册礼在其产生及在辽朝建立初期的发展、丰富过程中,也遵循了这一原则,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政治功能的仪式。

关于辽代柴册仪式的描述,有两则较为详细的材料,一是《辽史·礼制》中的记载,一是宋使王易在《重编燕北录》中的记录。今本《辽史》中记载的柴册仪当是经过太祖、太宗改造、完善之后的,更趋于仪式行为的文本规定,是对仪式表演步骤整体的描述。宋人记载中称:(契丹皇帝)“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番人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17}即契丹柴册仪式中有不允许汉人参与的规则,那更谈不上邀请汉人参观,因此作为北宋使臣的王易对道宗行柴册的记载,则应当是基于耳闻。虽然其记述仪式行为是片段的,内容是猎奇的,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合史文记载可知:仪式前期准备,首先,要择吉,即“问巫”的结果,这也就导致了柴册仪式举行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时间。但是纵观辽帝所行柴册时间,大抵在岁尾。可见虽然具体时间没有定制,但是大体上圈定了了要在冬日举行。其次,要选择场地。从《重编燕北录》中的记载来看,柴册仪式在举行期间,要求的空间范围较大。纵观《辽史》中所记柴册仪式举行的地点,虽无法固定,但并不在五京之中,大致可以圈定在冬捺钵驻地附近。其中称之为殿的很有可能是较大规模的毡帐。而《重编燕北录》中所称的禁围形制大约与冬捺钵时以契丹皇帝的牙帐为中心的禁围一样。

柴册殿,契丹人称作殿的,并不一定都是中原汉式的宫殿建筑。如广平淀冬捺钵时的省方、寿宁殿,这两座殿均建筑在高尺余的台基之上,采用立木为柱,横竹为椽的框架结构。但这些应为地面上的汉式固定建筑,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建筑,只是框架结构而已。每年当契丹皇帝到这里坐冬时,便用毡子搭在殿顶,四周用织锦充当墙壁,围上红色的绣额,并用绣上龙纹的黄布充当地障。两殿的窗子和用以隔开空间的隔板都使用毡子,外面再附上一层黄油绢(黄油绢既可以防水,又能透亮)。柴册殿,也大抵类似形制,由半固定的汉式建筑和契丹庐帐混合组成。另契丹尚黑,所搭建毡帐的毡子应该均为黑毡,《重编燕北录》中称黑龙殿的,很有可能就是指的柴册殿。

坛,为木坛。《重编燕北录》中记载较为详尽,而且基本与《礼志》所以一致。以带皮榆柴叠就,厚积薪,上立三级木坛。坛上布置记述有差,《礼志》中记为铺了龙纹的毡,王易则记为坛上安放御帐,戎主坐其中。《礼志》中前期还要准备再生室、母后室及搜索室。而《重编燕北录》中的记载则更为概括,有小大两个禁围,主要的仪式在大禁围中完成。

从两则史料对契丹柴册礼仪式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是一项综合性的仪式行为,既包括祭祀活动,也包括典礼活动。其仪式程序,历时两天。

1.行再生礼(捉认天子);2.东北隅拜日(先望日四拜);3.乘马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4.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5.遣使敕谕;6.群臣效忠宣誓;7.皇帝宣誓;8.封土石志地;9.拜先帝御容;10.宴飨群臣;11.第二天,出册殿,升坛(上柴笼受册);12.奉七庙神主;13.北、南宰相圜立,赞祝;14.奉玉宝、玉册;15.读册;16.枢密使称尊号;17.北南院大王,宰相进赭白羊各一群;18.皇帝更衣;19.拜诸帝御容;20.宴飨群臣。

按前文可知,再生儀是诸帝柴册仪中要完成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程序,由太巫主持整个过程。由于其神秘性,北宋使节无法窥的内容与细节。但是在皇帝再生之后发生在搜索室中捉认天子则相对轻松得多。因此,作为宋朝使臣的王易在他的记录中,对这一充满游戏色彩的环节记载尤为详细,当是由于这种在中原汉仪式中不曾见过,因而作为新奇事物而大书特书。

东向拜日体现了契丹人的太阳崇拜,而随后的覆毡,当源自契丹故俗。《契丹国志》之中记契丹三主之一廼呵,即是一具以毡覆之的骷髅,另一主喎呵为一戴野猪头,披猪皮。{18}契丹人相信面貌隐藏不露者,都神秘而具有强大的力量。覆毡很有可能也带有此种意味。在柴册仪式的前半段,无论是再生、搜索,还是覆毡,都在强调君主的神秘性、神圣性,即通天神的属性。这些应当都是契丹原始宗教意识形态支配下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形式。在遥辇时代,这些当是权力继承者神圣、合法地位的确立仪式,即便是在阿保机时代,在他取代遥辇氏时仍然是先燔柴告天,然后再即皇帝位。但是自太宗之后,柴册的仪式举行在即皇帝位之后,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宗教性的、神秘的地位确定变成一种带有代表意义的表演仪式。因此《礼志》中所记载的柴册仪式,重点的部分在后半段,即带有中原传统封建君主意味的君臣往谕及登坛受册。

在君臣往谕的过程之中,契丹皇帝俨然一副中原皇帝即位时表现出的自身才陋、不足以为人君的自谦。群臣的回答,则以皇帝即位是先帝遗命为前提,即凸显出“受命于祖”政治意涵,表达对君主的忠诚,肯定君主的德行,最后宣誓效忠。接下来的一段敕谕,即类似于就职宣誓,点明赏罚,颇具上古遗风。在仪式构建中除却“受命于天”之外,还要宣告帝位“受命于祖”。其后的“奉七庙神主”“拜诸帝御容”更是对此的印证和强化。

在仪式第二天的登坛受册环节中,北南宰相圜立,各举毡边的行为,大约应是环绕柴坛一周,举毡赞祝。这种圜立赞祝的形式多次在契丹祭祀仪式中出现,如祭山仪、再生仪等,当是源自契丹故俗,而参与者都是契丹臣僚,更是明证。但随后的枢密使奉玉宝、玉册,及读册的环节,则是援引自汉礼无疑。读册讫,枢密使称尊号以进。据《辽史》中的记载,辽代诸帝除太祖、太宗、世宗之外,都是先有尊号,而后行柴册礼的。如果我们相信《礼志》中所载的柴册仪式是辽代中晚期的仪式程序的定制文本的话,那么枢密所称进之尊号当为皇帝之前已有的尊号,只是为了表现皇帝即位的始端,而以赞祝的形式保存的行为。所进赭白羊各一群则代表了契丹民族的特点。从仪式的内容分析来看,至少在辽太宗之后,契丹柴册礼的仪式构成更趋向于多样化、综合化,仪式的意涵较之原始的宗教信仰观念,则更注重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

五、结论

通过对辽朝柴册礼构建及仪式解析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辽史·礼志》中评价“其情朴,其用俭”,当是针对柴册礼创制之初的描述。随着辽朝制度的完善,柴册礼完成了由契丹民族精神崇拜到国家政治信仰的转变,逐渐演变为已即位君主的一种带有民族的、宗教的神秘色彩的表演性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礼仪生活中的一项内容,重点在于突显皇权的权威性、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2.燔柴是祀天,对于天的崇拜则是契丹原始宗教观念的反映。册的作用,最初当是通意于天。唐代玄宗封禅,一改玉册秘而不宣,开始昭告臣僚。契丹人将燔柴与玉册结合当是受到唐制的启发,即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柴册就是契丹原始宗教与中原古礼在形式上的结合。之所以能够结合的原因在于,中原礼制的最初,也是源于原始对神秘力量的自然崇拜。

3.《辽史·礼志》中所记载的柴册礼仪式,不一定确指为道宗时期的仪式程序。在柴册仪式中出现了“七庙神主”,王易解释为“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陈述先生曾据此判断《辽史·礼志》中柴册仪是道宗时期,这一点值得商榷。契丹自太祖时期即开始宗庙制度建设,并且有资料表明其仿照唐朝实行了七庙制度。且圣宗时期有追谥先祖之举,如开泰十年(1021年)“进七庙御容酒”,{19}即表明在圣宗时期已具七庙神主。《重编燕北录》之中对于仪式、程序的记载详略失衡,当多采自传闻,《辽史·礼志》以此为蓝本的可能性不大。总迹象表明,《礼志》中记载的柴册仪程序并不一定确指某位皇帝的某次柴册礼,很有可能出自辽代史官之手,加以润色,删减而成。甚至还可能经过了金元史官的综合与加工,也不排除金元修史者将辽王朝的其他册礼糅合的可能。而《重编燕北录》中的记载是北宋使臣王易的所闻,只是记录他认为神秘的,不同于中原汉文化传统的,以及印象深刻的内容。只能作为对柴册仪式上细节的补充,并不能将其作为完整的仪式看待。

4.柴册礼的政治意涵在仪式构建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如在原有燔柴,以玉册通天的仪式内容之外,增加了“拜先帝御容”“奉七庙神主”“拜诸帝御容”等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契丹人的祖先崇拜,且仪式内容当源自辽朝时期仿效中原所建立的宗庙制度。在中原封建国家体系之中,宗庙与皇帝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礼记·典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在作为契丹皇帝即位之礼的柴册中,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皇权“受命于天”的意义,同时增添了中原礼制之中皇权“受命于祖”政治意涵。正是体现了辽朝时期,在封建皇帝制度之下,皇权的合法与正统。

5.柴册礼与大册礼不应混为一谈。如圣宗时期,明确记载,皇帝曾于统和二十七年(1005年)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冊礼。但是开泰九年(1020年)十二月乙巳,有诏来年冬行大册礼。来年冬即太平元年(1021年)十一月癸未,有上尊号、大赦、改元等记载。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大册礼并不一定特指柴册礼。从本纪中提及的大册礼及其相关内容来看,辽代的大册礼在仪式和旨趣上与柴册礼有差,更趋近于中原王朝传统的册礼,而《礼志》中的“皇帝受册仪”,很有可能是这种册礼的部分文本程式内容。除此还应当包括筑坛、受册、告庙、上尊号、大赦、宴飨等内容,要求全体臣僚不分番汉全员参加。

综上可知,辽朝时期的柴册礼源自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精神仪式,是契丹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其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阿保机在最初取代遥辇氏时,仍然借助这种具有神秘力量的仪式。随着辽朝政权的建立,柴册礼经过太祖、太宗的改造,使得契丹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渐从个人信仰上升到国家层面,转变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并在发展中逐渐与中原传统礼制相结合,内涵得到了丰富,演变为由带有民族宗教意识的仪式行为符号所构成的国家政治礼典。柴册礼在辽朝中晚期完成了其文本模式的构建,仪式行为上呈现出番汉掺杂的文化面貌,并在契丹王朝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彰显契丹民族意志与封建国家君主正统权力的重要作用。

注 释:

{1}如:岛田正郎.辽的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文化学院印行.196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与再生仪.契丹史论丛[M].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陈述.契丹政治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朱子方.论辽代柴册礼[J].社会科学辑刊,1985,(01);舒焚.辽帝的柴册仪.辽金史论集(4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宋军.契丹柴册制度考[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02).

{2}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契丹[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8.

{3}王霄冰.仪式与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6.

{4}旧唐书(卷199).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352.

{5}辽史(卷112).耶律辖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98.

{6}辽史(卷116).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34.

{7}{11}{12}辽史(卷1).太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10.

{8}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27;资治通鉴(卷266).太祖开平元年(907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679.

{9}辽史.耶律曷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1.

{10}资治通鉴(卷266).太祖开平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678-8679.

{13}史记(卷28).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86.

{14}辽史(卷3).太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

{15}辽史(卷4).太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

{16}辽史(卷52).礼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859.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仁宗天圣九年六月丁丑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5.2561.

{18}叶隆礼.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

{19}辽史(卷55)仪卫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0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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