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鲲，余春红，林 虹，许浦生△（.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东50370；.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东广州506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大量证据表明，戒烟是降低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死亡风险及改善吸烟相关疾病预后的最根本手段。戒烟治疗包括行为方式性干预和药物性干预，其中在行为方式干预方面，主要采取国际通用的、由PROCHASKA和 GOLDSTEIN于 1991建立的“5A”和“5R”干预方式[1]，“5A”询问模型包括询问（ask）、建议（advice）、评估（access）、帮助（assist）和随访（arrange）；“5R”建议模型包括强调健康相关性（relevance）、告知吸烟的危害（risk）、告知戒烟的好处（rewards）、告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roadblocks）、在每次接触中反复重申建议（repetition）。目前认为，对于所有吸烟者均可使用“5A”和“5R”干预方式进行戒烟干预。但是，吸烟行为是一种受环境、个体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的行为过程，因此决定了戒烟治疗需要注重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基于此背景，作者希望利用基于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对广州市男性吸烟者的戒烟行为进行应用性调查，挖掘潜在信息，尝试为个体化戒烟治疗方法和相关戒烟政策的制定提供线索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对广州市各区共380名男性现在吸烟者和曾经吸烟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合格答卷318份，合格率为83.7%。其中，“吸烟”定义为：吸烟者主动吸入的烟草制品燃烧所产生的烟草烟雾的行为。“现在吸烟者”定义为：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6个月或以上，且在调查前30 d内吸过烟者[2]；“已经戒烟者”定义为：每天吸烟连续至少6个月，但在调查时已经连续2年不再吸烟者[2]。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 （1）问卷设计原则遵循WHO关于吸烟情况调查方法标准化的建议[3]；（2）选用封闭型和混合型的回答方式；（3）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4）邀请戒烟专家审查。

1.2.2 抽样方式 以多级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广州市各行政区挑选符合条件的受访对象。

1.2.3 调查方式 调查人员接受相应培训和考核合格后，采用访问式的问卷发放方式对受访对象进行匿名性调查。

1.2.4 数据预处理 （1）利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2）数据的检验：检查、验证问卷中各种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剔除不合格问卷；（3）数据变换：剔除所有只有一个值的数据项后，将本研究的数据转变成布尔型的二值数据。

1.3 统计学处理 （1）利用SPSSmodeler建立基于Apriori算法的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模型；（2）利用SPSS22.0、EXCEL2007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及戒烟行为概况 受访者年龄以壮年（26～＜36岁）和老年（≥66岁）为主；其中，符合“现在吸烟者”197名（吸烟组），符合“已经戒烟者”121名（戒烟组），所有受访者中，诊断有慢性疾病65名，身体健康253名；学历分布较为平均；65.09%的受访者有戒烟经历；41.55%的受访者经历了1次以上的戒烟后仍戒烟失败。见表1、2。

2.2 “尝试戒烟”关联规则 以“尝试戒烟”为后项，以其他项目为前项，设置“最少条件支持度”为10，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为70%，“最大前项数”为5，执行数据挖掘模型，剔除支持度、置信度和提升度不满足过小者，并结合生活实际和基本逻辑得出：（1）规则1～6提示首次戒烟年龄主要集中在青年（14～＜26岁）、壮年（26～＜36岁）和中年（56～＜66岁）时期，首次尝试戒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身体状况不允许”“觉得吸烟有害”和“担心影响家人健康”；（2）规则7提示青年时期开始吸烟者多因觉得“吸烟对身体有害而尝试戒烟；（3）规则8提示青年时期开始尝试戒烟的人群多为大学或以上学历者；（4）规则9～12提示罹患慢性病可能为尝试戒烟的主要诱因，尤其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老年人往往因为“身体状况变差”而尝试戒烟；（5）规则13～14提示因“好奇”而开始吸烟且学历为大学以下者往往会尝试戒烟。见表3。

表1 受访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表2 受访对象戒烟行为

2.3 “首次戒烟原因”关联规则 以“首次戒烟原因”为后项，以其他项目为前项，因样本量较原先缩小，设置“最少条件支持度”为4，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为40%，“最大前项数”为5，执行数据挖掘模型，剔除支持度、置信度和提升度不满足过小者，并结合生活实际和基本逻辑得出：（1）规则 1、2、5、6、7 提示因“身体状况变差”而戒烟者，多为4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或罹患慢性病的壮年；（2）规则3、8提示因“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尝试戒烟者，多于青、壮年时期戒烟，且其中壮年时期戒烟者多具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而青年时戒烟者多为中学学历、因“好奇”而开始吸烟；（3）规则4提示因“觉得吸烟有害”而尝试戒烟者，多于青年时期戒烟，且具大学或以上学历。见表4。

2.4 “戒烟失败原因”关联规则 以“戒烟失败原因”为后项，以其他项目为前项，因样本量较原先缩小，设置“最少条件支持度”为4，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为40%，“最大前项数”为5，执行数据挖掘模型，剔除支持度、置信度和提升度不满足过小者，并结合生活实际和基本逻辑得出：（1）规则提示吸烟者戒烟失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青年和壮年时期；（2）戒烟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集中在“周围环境影响”“意志力不足”和“心瘾”；（3）规则 1、2、4、5、6、7、11 提示受“周围环境影响”而戒烟失败的主要为壮年吸烟者和因“好奇”或“工作应酬”而吸烟的青年吸烟者；（4）规则3、8、9提示受“亲朋影响”而吸烟或因“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戒烟的人群容易因“意志力不足”而戒烟失败；（5）规则 10、12、13 提示因“觉得有害”而戒烟的吸烟者往往因为“心瘾”而戒烟失败。见表5。

2.5 各年龄层戒烟行为特征 （1）首次戒烟原因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吸烟者在戒烟原因上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青年组主要为“觉得对身体有害”和“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壮年组的首次戒烟原因主要为“觉得对身体有害”“担心影响家人健康”和“身体状况变差”，中年组则明显集中在“身体状况变差”；（2）戒烟失败原因方面：中年组戒烟失败原因主要集中在“周围环境影响”，所占比例与另外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慢性病方面：中年组慢性病比例明显高于青年组和壮年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7。

表3 “尝试戒烟”关联规则

表4 “首次戒烟原因”关联规则

表5 “戒烟失败原因”关联规则

表6 不同年龄阶段戒烟行为特征[n（%）]

表7 青年组、壮年组和中年组的戒烟行为特征的多重比较

2.6 吸烟组与戒烟组的行为特征 （1）戒烟经历方面：吸烟组有43.56%的现在吸烟者有戒烟经历，有39.67%的已经戒烟者曾经历戒烟失败；（2）首次戒烟年龄方面：吸烟组多集中于青年时期，而戒烟组多集中于中年时期，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首次戒烟原因方面：两组均以“觉得对身体有害”“担心影响家人健康”和“身体状况变差”为主，但吸烟组因“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戒烟者明显多于戒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戒烟失败原因方面：两组均以“意志力不足”“心瘾”和“周围环境影响”为主，两组间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慢性病方面：已经戒烟组慢性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吸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8、9。

表8 吸烟组和戒烟组的戒烟行为特征[n（%）]

表9 “现在吸烟者”和“已经戒烟者”戒烟行为特征的比较

3 讨 论

国内外学者公认，戒烟可降低吸烟者的患病率和死亡风险。戒烟治疗方面：包括行为方式性干预和药物性干预，其中的行为方式性干预，目前主要采取国际通用的“5A”和“5R”干预方式[1]，针对我国的研究证实，通过“5A”和“5R”干预方式，可有效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意愿和戒烟成功率[4]。但是，国内的其他相关研究[5]和本研究均发现，行为方式性干预的效果因人而异，考虑这与吸烟行为是一种受环境、个体因素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的行为过程有关，因此决定了戒烟行为方式性干预需要注重个体化的策略。

3.1 “尝试戒烟”和“首次戒烟原因” 本研究资料中有近2/3的受访者有戒烟经历，根据“尝试戒烟”和“首次戒烟原因”关联规则分析的结果，作者发现曾经戒烟者中，首次戒烟年龄大多数集中于青年、壮年和中年，首次戒烟原因则主要集中在“身体状况不允许”“觉得吸烟有害”和“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且，首次戒烟原因在不同年龄层上可能存在差异，之后的统计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在“觉得对身体有害”“担心影响家人健康”和“身体状况变差”这3个出现率最高的“首次戒烟原因”中，选择“身体状况变差”者壮年组和中年组均明显多于青年组，选择“觉得对健康有害”和“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者青年组和壮年组均明显多于中年组，此外，接近90%的受访者会因为慢性病而尝试戒烟，尤其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而按照是否已经成功戒烟分组的分析发现，选择“担心影响家人健康”的现在吸烟者明显多于已经戒烟者。

作者考虑这可能与年龄的特点有关：（1）青年吸烟者身体机能旺盛，且吸烟时间较短，烟草依赖相对较小，并不能体会、感受到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体功能开始退化，吸烟对身体的损害逐渐显现，且慢性疾病开始增多。因此，选择“身体状况变差”者壮年组和中年组明显多于青年组。（2）中年吸烟者经过长时间的吸烟，已经开始切身感受到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其对烟草的认识已经不仅停留在想象的阶段，因此较少因“觉得对身体有害”而尝试戒烟。（3）青壮年正值适婚和生育年龄，吸烟者可能往往因为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或其在结婚后因为担心吸烟或二手烟对生育质量的影响而尝试戒烟，因此选择“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者青年组和壮年组均明显多于中年组，尤其对于高学历的吸烟者，可能因为更多地了解吸烟的危害，这种表现更为明显。（4）“担心影响家人健康”的戒烟意愿可能并不牢固，可能与吸烟者随着妻子怀孕或分娩后戒烟动机消失有关。

对于不同年龄的吸烟者，临床医护人员或戒烟医生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特点进行戒烟干预，如对于青壮年吸烟者进行戒烟劝诫时应以“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对生育质量的损害”作为切入点，着重强调吸烟对健康危害的延迟性和二手烟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尤其对于其中的高学历者，这种动机访谈方式可能更具劝诫效果，而且需要反复随访以巩固其戒烟动机，而对于中年吸烟者应以“戒烟后对身体的益处”为切入点，着重强调身体动能退化或所罹患的慢性病与烟草依赖的关系以激发其戒烟意愿。

3.2 “戒烟失败原因”本次分析资料中虽然大部分的吸烟者有戒烟经历，但其中有43.56%的吸烟者存在复吸，即戒烟失败，根据“戒烟失败原因”关联规则分析的结果，作者发现，“意志力不足”“心瘾”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为吸烟者戒烟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主要集中在壮年和青年身上。按照年龄分组的分析发现，选择“周围环境影响”者壮年组明显多于青年组和中年组；因“好奇”而开始吸烟且因“觉得吸烟对身体有害”而尝试戒烟者往往会因为“心瘾”而复吸；因“亲朋影响”而吸烟且大学或以上学历者和因“担心影响家人健康”而尝试戒烟且中学学历者往往会因为“意志力不足”而复吸。

作者分析这可能与社会职能的特点有关：（1）壮年人较其他年龄层身负更多的社会职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接触更多的社会环境，因此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复吸；（2）烟草依赖包括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因“好奇”而开始吸烟的吸烟者可能已经将吸烟视作为一种消磨时间、缓解烦恼和面对消极情绪的方法，转变为心理依赖，故明明因“觉得吸烟对身体有害”而戒烟，但仍往往因“心瘾”而复吸；（3）“担心影响家人健康”的戒烟意愿可能并不牢固，这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者身上可能更加明显，故容易因“意志力不足”而复吸，而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吸烟者，其对自制力和对负面情绪、工作压力的抵抗力可能较强，但对亲朋的“劝烟/敬烟”的抵抗力则较弱，故往往易因“意志力不足”而复吸，相关研究也证实[7]，亲朋敬烟是戒烟的不利因子，推测这在较高学历者身上可能更加明显。

对于壮年吸烟者，对其进行戒烟干预时更需要向其传授抵抗吸烟场景的技巧，同时这也反映营造“无烟社会”的重要性；对于明知觉得吸烟对身体有害但仍复吸的吸烟者，除需注意戒断症状外，更需注意考虑其是否存在“心瘾”即心理依赖[7]，对于心理依赖明显的吸烟者，可通过调整其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降低其对烟草的心理渴求感，通过培养乐观情绪以减少其负性情绪的产生，并视情况及时给予心理支持或药物治疗；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吸烟者，需要通过不断随访以巩固吸烟对自身和他人的危害，强化其戒烟意愿，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吸烟者，其自制力和抵抗力均可能较强，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也可能较充分，对于亲朋的劝烟和敬烟，往往却难以拒绝。戒烟专家或临床医生可教授其避免强行敬烟的方法，如直截了当地拒绝，将戒烟决定广而告之，远离吸烟群体等，另外，中医药和中医疗法戒烟也可能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8-9]。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受访对象数量较少、受访对象均为男性、调查区域较局限、受访者年龄并非呈正态分布等，可能导致某些潜在的关联规则尚未被挖掘：此外，作者未进行对照研究，因此尚无法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证实本文所述的关联规则对优化行为方式性干预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希望通过继续深化问卷调查内容、壮大调查人员队伍、拓展调查区域、增加受访对象、进行对照研究，以尝试为个体化戒烟治疗的方法和相关戒烟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