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明

上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国学者，尤其是研究墨学者，大概无人不知栾调甫其人。作为墨学大师，他的研究成果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征引。他倡办和主持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事，虽为多数人所知，但相关著作和论文在述及此事时，均寥寥数语带过，读者每每欲知详情而不可得。故很有必要就此问题专门讨论一番，以便我们对栾调甫其人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栾调甫(1889—1972)，山东蓬莱人，是一位由书室小伙计自学而成的墨学大师。他为学界所知，缘于1922年他在《哲学》杂志第7期发表的《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在该文中，他将梁氏书中错误之处一一指出，并加以校正，由此震动学界。梁氏后来致函栾调甫，诚恳接受批评，并称赞栾氏的某些论断，“可谓石破天惊”*《梁任公来书》，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9页。。文章发表两年多后，即1925年春，栾调甫受聘成为设在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国文系教授。

随着栾调甫到来，齐大国文系的学风逐渐发生变化，而私立齐大国学研究所，正是随着该系学风变化，逐渐酝酿创建的。关于齐大国文系早期状况以及栾调甫进入该系任教时的情形，当时在国文系就读的许慕贤曾有如下记述：

……文学院中的国文系，是为各教会中学培养国文教员而设的。它的历届国文系的系主任和教员，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之类的老夫子。尽管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化运动遍及全国，可是并没能影响到齐鲁大学的国文系。直到1924的冬天，教员于兰洲先生因病去世，该系的学生许慕贤、张维思、孙碌等，深恐系主任周干庭先生依旧介绍老夫子来任教，就直接找到院长李天禄博士(他是留美的哲学博士)，说明学生们的意见，并推举没有学历和没有教学经历的栾调甫先生来校任教，因为栾先生已经给我们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讲过《墨子的物理学》，我们想请他来指导我们国文系的学生在诗词文章之外，也研究一点中国古代学术。院长看了我们拿去的栾先生于1922年及以后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谈(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评章胡墨辩之争》及《墨子的物理学》等著作，就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只要你们认为栾先生对你们研究古代学术有帮助，我们就请他来。”就这样，第二年(1925)春天，栾先生就成了齐大第一位由学生推举而聘来的教授，我们也就成了栾先生的第一班大学学生。从我们这一班起，国文系就不是光读诗词文章，而是更重视古代学术的研究，因而国文系也就称为国学系了。*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济南：政协济南市委员会，1984年，第150～151页。

可知，由于栾调甫的到来，齐大国文系开始由过去注重纯文学的诗词文章讲授，向更加重视古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可以从1926年该系的课程设置得到证实。当年该系共开设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十余门，按照课程编号顺序依次是：“字学研究”“经学研究”“诗之研究”“古今歌谣”“曲选”“戏曲史”“短篇小说”“小说选”“新闻学”“实用文字”“中国文学史”“公文程式”“清代文学史”*《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章程》，济南：山东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第59～60页。。其中一半以上课程都是关于古代学术研究方面的。

上述课程设置，意味着齐大国文系的学风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教师讲授内容大大扩展，另一方面学生研读范围相应地扩大了很多，国文系也因此改称“国学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大学曾短暂出现过设立“国学系”的时期，但随后都陆续改称“国文系”或“国文学系”，而且两个名称交互使用，很随意。齐鲁大学也是如此。直到1938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章程后，两个名词才逐渐区别开来：“国文系”主要用于师范学院或大学，“国文学系”主要用于综合性大学。。到了1929年夏，齐大国学系还编辑出版了《国学丛刊》第一集，刊登了栾调甫和他的学生张维思、许慕贤、孙碌等人的多篇考辨文章*《国学丛刊》第一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系，1929年。。这一刊物的出版，标志着齐大的国学研究已逐步开展起来，这就使国学研究所的出现有了可能。

然而，要建立国学研究所并维持下去，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恰巧就在1929年，齐大有机会从哈佛燕京学社得到一笔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lin Hall)提供的供各教会大学从事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款子，也就是所谓“罗氏基金”。于是，在栾调甫的建议下，齐大开始了建立国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栾调甫在1941年8月写给校务长的一份回顾国学研究所工作的条陈中，曾提及国学研究所的缘起，他说：

一九二九年，本校接受罗氏基金委员会委托，研究中国文化事业，时职(即栾调甫——引者)在文理科担任国文教员，曾建议利用此项基金，创办国学研究所。……蒙学校采纳此项建议，而于1930年秋成立国学研究所。*《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按此条陈写于1941年8月，但栾调甫在其中以主要篇幅完整地引述了1929年筹建齐大国学研究所时他提出的创办宗旨，以及研究所创立后的具体工作内容与办法，是了解栾调甫创建齐大国学研究所构想的重要文献。条陈原无标题，本文所用标题为笔者所拟。

关于国学研究所创立的具体情况，许慕贤有更详细的记述。那时，他已从国学系毕业，成为研究所最早的助理研究员之一。他说：

1929年的秋天，国学研究所成立了*关于齐大国学研究所创立的时间，许慕贤说是1929年秋天，但从栾调甫的条陈看，应该是1930年秋。另外，在国学研究所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二年报告书中，也曾明确指出：“本所自民国十九年秋正式成立。”(《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3-3)该份报告的落款署名为齐大文学院院长林济青及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写作时间是1932年11月5日，是关于国学研究所第二年即1931秋至1932年夏的工作报告。至于国学研究所第一年的工作报告我们不曾看到，但据第二年报告可知，国学研究所的第一年应是1930年秋至1931年夏。因此，准确地讲，齐大国学研究所是从1929年秋开始筹建，正式成立则在1930年秋。。先是，这一年的春天，文学院院长林济青在北京得知私立燕京大学经管着一笔美国用来研究中国文化的款子，他就想到我们国学系里栾先生所指导的一部分学生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把这一部分扩充一下，一定能够要到一点款子，也好给学校做点事情。院长对栾先生是有所了解的，但也只限于从梁任公给栾先生的信中得知先生对中国古代学术有所研究而已，至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能否负得起国学研究所的责任，还是须要摸摸底的。因此他回来后，马上就同栾先生商量。栾先生把手边的《国学》、《东风》、《齐大旬刊》、《齐大心声》等，翻给院长看，并说：“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写的，都是国学系的毕业生，只要把他们找几个回来，研究工作就有了帮手。院长再去北京请几位名教授来，一面担任研究工作，一面担任教课，这样对研究所和学校都有好处。”院长听了很以为然，于是就把组织国学研究所的事交给栾先生，叫栾先生去找文学社的成员回校工作。院长本人就去北京请来舒舍予(即老舍)、郝立权、余天庥、陈祖裕、谢惠等，分别在各学系任教，一面就所教学科联系中国古代学术进行研究。这些人的薪金都由研究所开支，研究项目由个人自选，俟有成就，统由研究所汇编上报。齐大国学研究所就这样宣告成立了。*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52～153页。

据此，齐大国学研究所实际上是在文学院院长林济青的支持下，利用美国罗氏基金，由栾调甫具体负责筹建起来的。栾调甫本人对研究所所长(主任)一职并无兴趣，但由于他在国学系的威望，特别是在筹办国学研究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是众望所归成为国学研究所的第一位主持人。

从1930年秋起，栾调甫连续6年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1936年秋，栾调甫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辞去研究所主任职务，由济南前往青岛，受聘担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原东北大学国文系主任马宗芗成为继栾调甫之后国学研究所第二位主任*许慕贤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一文中说：“1935年栾先生以安阳出土文物很多，对研究文字学极为有利，为了专心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就辞掉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务，嗣后研究所便由张西山教授主持。”(《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55页)这是一段不准确的记载。栾调甫是在1936年离开研究所的，他的继任者也不是张西山而是马宗芗。在国学研究所第七年度(1936—1937)的工作报告中曾写道：“我不得不难过地报告，从一开始就担任研究所主任的栾调甫先生，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有幸得到了马宗芗先生来作为栾调甫先生的继任者。”助理研究员曾毅公1936年12月24日写给明义士的信中也提到：“国学研究所自栾先生辞职赴山东大学后，后来就请了马宗芗先生作了主任。”(《曾毅公致明义士书信五则》，方辉著《明义士和他的藏品》附录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又，张西山即张维华，据其《自传》，1933年秋他到齐鲁大学历史系任讲师。1936年秋栾调甫辞去研究所主任职务的时候，他也离开齐鲁大学，应顾颉刚先生之邀，到北京西四小红罗厂禹贡学会去工作(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济南沦陷，齐鲁大学于1938年9月西迁成都，并于1939年9月在顾颉刚的规划下，重建国学研究所。马宗芗和张维思等研究员先后前往成都，而张立志、王敦化、曾毅公等研究员则继续留守济南。鉴于济南的研究工作不能没有人负责，1940年8月校务长再次聘请赋闲在家的栾调甫为国学研究所济南部分主任*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enth Yearly Report，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11。。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当天占领整个齐鲁大学，将学校变为军医院。栾调甫退隐济南十亩园。至此，齐大国学研究所济南部分宣告结束。1946年秋，齐鲁大学复员回到济南，栾调甫亦再回国文学系和国学研究所工作，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国学研究所解散。

栾调甫前后在齐大国学研究所任职十余年，作为创立者和首位主持人，他对国学研究所的发展(主要是抗战以前)有很大的影响，而他自己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也有相当部分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二

齐大国学研究所创立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以“成立一种有系统之学术”*《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栾调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一大学中必有其一种或数种专门学术，足为学术界之领导者，方克名副其实；而一大学能厕立于世界大学之林，亦惟以此种特殊学术为其因素”*《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由此可见，栾调甫创建齐大国学研究所是有很深远的考虑的。

但是，中国文化包罗万象，齐大国学研究所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它的研究范围呢？根据1930年10月出版的《齐大月刊》报道，栾调甫最初为研究所确定了四个研究方向，即“中国哲学、史地、文学及社会经济四科”，“每科各有主任一人，助理研究员一二人”，“分头研究”*《国学研究所业已成立》，《齐大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然而，由于研究范围太广，难以聘到合适的研究人员，栾调甫很快便不得不改变计划，根据齐大的实际情况，将研究范围确定为“以山东一省之人文为主体”*《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到了1931年秋，哈佛燕京学社召集国内承受罗氏基金的六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开会讨论研究事业。会议决定，齐大国学研究所“即划定范围以齐鲁文化为研究之目的”。这一决定显然是接受了栾调甫的建议，为此栾调甫曾专门就国学研究所以齐鲁文化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缘由和意义，作了如下的解释：

因本校设立山东，山东为古齐、鲁两国地，齐鲁文化又为自汉以后中国文化之起源，论其重要性，实为研究中国近二千年文化之母。则以本校处地便利而言，对于此项研究工作，已较其他五校为宜。加以本校创立七十余年之历史，与本省具有深密之关系，对于此项工作尤属义不容辞。此论本所以齐鲁文化为划定之范围及其重要性，与其研究最切合于本校，且为本校义所当负之责任也。*《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研究方向明确以后，聘请研究人员就成为栾调甫工作的重点。他对研究人员的聘任有很严格的要求。他说，“本所研究为长期工作，且采用严格之科学方法，作真实的研究”，因此，聘任人员“无论研究员与助理员，在聘任之前，均须有一年度之详细考察。聘任之后，又须经一年之工作实验，方可作长期之聘任。所以然者，因此种专门研究工作，助理员必须有数年之训练，研究员亦须有数年之修养，方克完全胜任。而本所计划之研究工作，亦必以是为条件，方克有圆满成绩之可言也”*《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根据档案记载，在栾调甫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的六年内，主要聘请了以下一些研究人员(表1)：

表1 1930—1936年栾调甫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期间所聘主要人员简表

续表1

资料来源：山东省档案馆藏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相关档案。

以上研究人员，有的是原来齐大国学、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或助教，有的是新从校外聘到研究所来工作的知名学者，同时兼在国学、历史等系担任课程，还有的是本校毕业的优秀学生。当中，栾调甫、李云林、胡立初、明义士、齐树平、周干庭、张立志、张维华、曾毅公等，或以从事齐鲁文化研究为主，或涉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而老舍、马彦祥、郝昺衡等则从事文学、戏剧或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表明齐大国学研究所虽然确定以齐鲁文化为主要研究范围，但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排斥其他方面的研究。

为了使研究所的工作能够有计划地进行，以真正取得成效，栾调甫又为研究人员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步骤：

大略言之，分为三步：一曰采集，二曰整理，三曰纂著。论此三步，同属研究事业，特以工作先后，分之为三耳。研究材料，分为两项，一是书本，二是实物。采集、整理两步，依此各分两项……故本所第一步，先广购图书，在使普通应用书籍充实完备。然后依所定研究门类，集录书本材料，与搜求应需补充之图书。此书本采集之计划也。实物以山东出土古物为主，而作有系统之收集。此实物采集之计划也。采集之后，各依门类，整理成组，备为研究之史料。次以实物证书本，以书本证实物，分别纂著，以成各门研究之论著。最后总合各门，以成全部之研究。盖必如是，对于齐鲁文化之探讨，方可有真实之明晓。此本所全部研究工作之终结计划也。*《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图书资料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齐鲁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不够完备，因此栾调甫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广购图书”，将其视为研究所工作首要的方面。从1930年至1931年6月，共添置各项应用图书3000余部。从1931年秋至1932年夏，又陆续购置4000余部。并且专门成立善本书室，保存部分精刊秘本。又编著《善本书目》及《书库总目》，以便检查*《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此后，国学研究所又得到山东省图书馆的许诺，将省图所藏部分有价值的图书、稿抄本及古物等借给国学研究所以供研究之用。齐鲁大学还和省图书馆合作组织联合编辑委员会，由国学研究所与省图书馆共同搜集、整理、出版已逝山东学者有价值的稿本或抄本*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hird Annual Report，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11。。到1935年，齐大图书馆的藏书已接近10万册。

在研究成果发表方面，栾调甫认为，“本所为学术研究机关，文字发表理宜慎重。无论专篇与大部之著作，必以其研究精确详明，足与学术界以贡献为标准”，因此，他规定研究所之出版“注重质的美善，而不以量的多寡为事”*《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研究所先后编辑印行了两种出版物，即《国学汇编》与《齐大季刊》。前者于1932年11月和1934年6月各出一册，共收文章20余篇。后者于1932年12月出版第1期，到1935年12月止，共出版7期，发表文章40余篇。两种出版物的作者均以研究所人员为主。

在栾调甫的努力规划下，齐大国学研究所的经费虽然并不充足，但仍然为研究人员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研究人员陆续完成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胡立初的《〈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齐树平的《山东石刻汇目》，周干庭的《山东土语研究》，张维华的《齐长城考》和《近世中西交通史》，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郝昺衡的《谢灵运年谱》《沈休文诗注》和《谢宣城诗注》。特别是加拿大汉学家明义士在甲骨文搜集和研究方面取得大量成果，先后完成了《商代王妣世系考》《商代文化》《商代甲骨研究》《殷墟卜辞后编》《殷墟卜辞类考》《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等，使齐大国学研究所逐渐成为国内甲骨文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

栾调甫本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取得许多成绩。在国学研究所创立初期，他仍然继续从事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墨子》研究，写成《墨子科学》《墨子要略》《俞抄墨子三卷本考证》以及《二十年来之墨学》等论文，对墨子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墨子》本书的传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民初以来学者研究《墨子》的成绩与不足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详细深入的讨论。大约从1932年开始，栾调甫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文字学方面。他以“打破以往小学家六书之旧说，而别创一种新条例，为研读古书之正确门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为宗旨，先后写成《释监》《释舍予》《释父》《释菻》《释王》《释皇》《释兄》《释老》等多个专篇*《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五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他还对北魏时齐郡益都(治今山东寿光南)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进行了研究，通过“考证《齐民要术》自宋以来刊本之源流，兼评判明清校刊诸本之优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撰成《〈齐民要术〉版本考》。由于这项研究，栾调甫后来被农学界公认为“《齐民要术》研究开创之人”，“贾学第一功臣”*栾汝珠：《栾调甫年谱》，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上述研究人员的各项成果，大部分都在《国学汇编》和《齐大季刊》刊登，或者以单行本印行，逐渐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这样，经过六年的努力，到栾调甫辞职前，齐大国学研究所已经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重要机构之一，其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三

齐大国学研究所从创立初期起，就有一个特点，即它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国文学系等科系的部分教学工作，这一方面是哈佛燕京学社对使用罗氏基金的各教会大学研究所共同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齐大国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需要。由于这个原因，栾调甫在国学研究所创立之初，还确定了另外一个宗旨，即“提高本校国文学系之程度”。关于此点，栾调甫曾提出如下计划，他说：

关于提高国文系程度，分为两种办法。一是加聘教员，由资金项下划出若干，按照国文系规定之课程门类，聘请学识丰富之学者为国文教授，使其授课钟点较普通教员稍少，俾得从容参考而能编成较为完善之课本讲义，并能在课外有功夫指导学生作进一步学业之探讨。如是，国文系之功课提高，学生国文程度亦可增高矣。二是奖励学生，由资金项下划出若干，作为奖金与补助金。凡本校学生，第一二年级国文成绩优好者，在每一学年终了前，自每年级中提出最优者三名，赐予奖金以奖励之。复自第三四年级学生中，选择其国文成绩优好而国学常识较高者，由本所指定工作，令其在暑假期中工作之。(例如翻译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之英文论著，或研究、采集、调查有关中国文化之问题)依其工作成绩，酬以补助金以勉励之。如是，不但提高学生国文程度，并可鼓励学生对于国学有更深之认识与兴味。此不背于罗氏基金研究中国文化之宗旨，而实大有造于本校者也。*《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栾调甫对于国学研究所的这部分工作很重视，从以上计划可以看出，他把提高国文学系程度与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紧密联系了起来，将其视作“为将来养成专门人材之预备”，并计划“选择本校毕业生成绩优美而有志于研究者为助理员，使之实习研究工作，以期养成专门研究之人材”*《栾调甫一九四一年八月就研究所工作宗旨与工作办法上校务长条陈》，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在上述宗旨指导下，从栾调甫开始，国学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在国文学系开设课程，并编印了不少讲义。以下是根据档案整理的研究所各人在国文学系开设课程的情况(表2)：

表2 1930—1936年齐大国学研究所人员在国文学系开设课程情况表

资料来源：山东省档案馆藏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相关档案。

除以上在国文学系开课的人员外，还有几位研究人员在别的系开设课程，如张立志在历史系开“中国通史”“正史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各朝断代史，张维华在历史系开“中国沿革地理”“中国史学通论”“近世中欧交通史”“汉代风俗”等，范迪瑞在社会系开“社会学导言”“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学”等。

早在国学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栾调甫就明确规定：“除国文学系教授担任各课目外，其关于第三、四年级生应授之研读古书方法与国学基本学识者，由本所研究员分别担任集材研究，编为讲义教授之。”*《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因此，国学研究所尽管开设课程门类不少，但不难看出，重点还是在国学教育方面。从所编讲义看，也以国学方面居多数，这些讲义大多以油印本发给学生使用。

为了便于教学，同时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栾调甫还利用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捐助的1000元，和学校增拨的400元，于1934年在学校图书馆设立古器物陈列室，共占屋5间，设玻璃橱柜17个。橱内陈列自史前至宋代的石、陶、骨、铜、瓷等器，特别注意史前期及汉代的陶器。陈列品除了部分为国学研究所收藏外，相当部分来自明义士和齐树平两位研究员的收藏。陈列室的宗旨“乃为便利于教授，兼使全校学生于一览之下，即可明了中国文化之变迁，非寻常展览者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栾调甫本人在教学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所开课程及所编讲义除表2所列外，从1940年秋天起，他还为留守济南的学生开设“国文”课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齐大校园。抗战胜利后，他又开设“国文”“中国铭刻”“名学”“专书选读(论语、墨子等)”“文字学概要”“读书指导”“经学概论”等课程，其中“文字学概要”“论语”等课也都编有讲义。他很注意将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如在撰写《释监》《释舍予》两篇较早的文字学研究专篇的时候，就想到将来“就所研究中择其大要者，继续撰著专篇，并另撰释例三篇，合为《字说》一书，为讲授之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他还从一开始就注意指导学生“试作初步研究之实习”，以“引起学生研究之兴趣，增进其国学之注意”*《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

在栾调甫等人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国学发生了兴趣，就读国文学系的学生最初只有5人，1932年增加到11人，其他系选修国学课程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不少*《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3。。到了1935年秋季学期，国学研究所在经费短缺、人员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为总计599名次的学生开出24门共65个学分的课程，其中栾调甫的“经学概论”有22人学习，郝昺衡的“文字学概要”有21人学习，周干庭的“古今文选”有42人学习。1936年春季学期更为总计664名次的学生开出26门共65个学分的课程，其中栾调甫的“名学”有14人学习，郝昺衡的“汉魏六朝文”有32人学习、“声韵学概要”有18人学习，明义士的“商代甲骨研究导言”有12人学习、“人类学及考古学”有14人学习*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ixth Yearly Report，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档号J109-03-11。。这些数字表明，齐大国学研究所在国学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四

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抗战前的发展历史表明，栾调甫对国学研究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他倡议、筹建齐大国学研究所，并为其发展做出种种努力，对推动当时整个齐大的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也有相当贡献。齐大于抗战期间西迁成都以后，在艰难困苦之中之所以还要重建国学研究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它在抗战前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都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建立，既是济南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对栾调甫所做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