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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
——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2018-07-24张小曼刘欲阳

关键词:模因论语译者

张小曼,刘欲阳

一、引 言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作为东方文化宝典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翻译与研究。《论语》英译本数量可观,据统计,有60多种*黄国文:《〈论语〉的篇章结构及英语翻译的几个问题》,《中国外语》2011年第8期。,并且是除《道德经》之外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最多的汉语典籍*Stephen W. Durrant,On Translating Lunyu,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no.3, 1981, p.109.。其中,刘殿爵(D. C. Lau)《论语》英译本受到海内外学者一致好评,入选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选》,已成为翻译文学经典,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安乐哲(Roger T. Ames)认为,由驰名世界的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典籍TheAnalects,无论是销量还是普及程度都是其他作品难以企及的*Roger T. Ames, The Remarkable Scholarship of Professor D. C. Lau(1921-2010), Early China, vol.32,2008-2009, pp.v-viii.;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认为,《论语》译者众多,但出色者除了那些颇负盛名的西方汉学家,还必须加上刘殿爵的名字,刘殿爵的《论语》译作堪称企鹅经典*Stephen W. Durrant, On Translating Luny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no.3, 1981, p.110.。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志华指出,刘殿爵所译经典著作为西方学者研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必读书,其《论语》译本是为国际所公认的标准英文译本,影响深远*何志华:《研思精微 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10年第4期。。史嘉柏(David Schaberg)指出,刘殿爵译本简洁精练,文采斐然,警句迭出,表达力强,一直持续吸引着读者,是大学生阅读的案头必备,也是对《论语》感兴趣读者的更好选择*David Schaberg, “ Sell it! Sell it!”:Recent Translation of Luny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no.23, 2001, p.115.。

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虽然广受追捧,但是,学界对其译本研究却不尽如人意。经研究发现,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论语》的英译研究更多集中在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iley)等译者的译本和安乐哲、白牧之(E. Bruce Brooks)等译者的新译本上*王琰:《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比较》,《外语研究》2010年第2期。,而研究刘殿爵译本的屈指可数。显然,与其取得的杰出成就相比,刘殿爵译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迫切呼唤新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翻译规范切入,探讨刘殿爵的成功之道与翻译规范的关系,兼谈典籍翻译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翻译规范:承载文化模因,践行翻译使命

切斯特曼为描写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具体表现为,他开创性地将文化模因引入翻译,文化模因凭借翻译这一载体进行跨文化传播*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p.5.。翻译现象不再只是传统观念中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不再被看作孤立的活动,而是具有连续性和历史性的活动。以文化模因为纽带的翻译活动在传播文化模因的同时也受文化模因的影响。可见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复杂的交流活动。同时,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亦不是孤立的,也受到文化模因潜在的制约与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模因,当翻译领域某一模因处于支配地位时,该翻译模因便成为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影响着人们的翻译实践*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p.51.。切斯特曼将翻译规范分为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期待规范指目的语社区对译文的期待,译者在翻译时要切实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用词、语法、风格、表达和可接受性等方面的种种期待。专业规范多由社会公认的权威专业译者制定,在翻译过程中起着指导、调控的作用。专业规范又可细分为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责任规范是道德规范,主要强调译者应忠于原作、委托人或预期读者。译者不能忽视原作,不能毫无根据地从事翻译活动。交际规范是社会规范,指译者应使译作达到各方交际的预期效果。关系规范是一种语言规范,强调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需要译者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建立一种适宜的关系。这种适宜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各方面的需要变动。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文本类型、委托人的要求、潜在读者的需要、原作者的意愿或翻译目的等灵活调整,这样可以保证一种适宜度*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pp.51,64,67-70.。

如果说图里以特定的翻译文本研究为基础将翻译规范带入大众的视野,那么切斯特曼则从模因的角度将规范理论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模因之所以打开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主要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使命。模因通过翻译活动将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开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进,不断地吸收新的模因,摒弃旧的模因,从而推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切斯特曼所提出的具体操作将规范细化,能更好地解读译本的方方面面,如译者动机、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源语与目的语的转换方式以及译文的整体风格等,它能透过文本表面揭示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历史原因所引发的社会思潮、思想转变所引起的对文学领域的阅读期待、翻译文学期待背后所固有的思维模式、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等等。由此可见,无论是译者还是其翻译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相联系。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活动或多或少地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在此前提下,译者承载文化模因,肩负神圣使命,达到翻译目的,这在刘殿爵《论语》英译本中均能得到一一印证。

三、满足读者期待:吻合期待规范

规范是基于群体的共同期待与接受而实行的统一标准,这种标准经由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规范,因而具有排他性,仅适用于特定的群体及特定的时期*Karen S. Cook, Russell Hardin, Norms of Cooperativeness and Net Works of Trust, In Michael Hechter and Karl Dieter OPP(ed),Social Nor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pp.327-374.。因此,翻译不仅要满足宏观层面目的语主流文化的期待,而且要考虑到语言层面的措辞、表达和风格等微观层面的要求。细数刘殿爵《论语》英译本的用词以及译作风格可以发现,译本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译本被多位学者推崇也足以印证“只有遵循一定标准的译本才有可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合适的和合法的翻译”*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p.7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后需要面对诸多挑战。经济上的自不待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政治上看,美国在60年代陷入越南战争,越战使美国人民疲惫不堪,全国由此掀起反战浪潮;美国黑人处境堪忧,由此引发的民权运动使人们对国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理念倍感怀疑;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更是让人们大跌眼镜,质疑美国政府的领导能力。从世界文明兴衰角度看,汤因比认为日趋衰落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不能引导人类完成伟大的精神使命,只有从拥有持久生命力的东方文化中才能找到这一思想力量*晏可佳:《汤因比神学史观初论》,《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从科技角度看,科技虽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但人们却发现了科技发展的副作用。科技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激发了人类永无穷尽的欲望。实际上,人类承担着科技和市场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当意识到科技毁灭性的一面时,人们似乎被自己之前盲目推崇的理想和科技所击溃,甚至产生理性幻灭、科技毁灭等疑虑。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文化上的转变,美国社会开始呈现出多元化。有别于西方霸权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站在多元的立场上,认为所有群体都有权以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发言、呐喊,希望得到理解、承认与尊重*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69页。。巴特勒指出,西方文化的首要地位受到人们的质疑,他们将目光转而投向边缘,投向那些被压迫、被排斥在外的人群的文化上*克里斯托弗·巴特勒:《解读后现代主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第184~186页。。而在这些边缘文化中,东方文化受到了特别关注。中国从近代的屈辱中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取得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积极向西方传播东方哲学的阿蓝·瓦茨(Allan Watts)曾说,进入20世纪后,西方人好像突然感觉走到了文明的尽头,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不再乐观地信赖西方的正统教条了,尤其是西方强调人与自然相冲突的哲学观念使精神危机来得更加凶猛。这时,追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方哲学理念重新引导了人类*Allan Watts, Seeds of Genius, Shafttesbury: Element Books, 1997, pp.41-45.。

在经历过怀疑与欺骗之后,人们的心灵逐渐干涸,原有的信仰出现瓦解。他们不再去教堂做礼拜,而是身着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许多青年抛弃了崇高的信仰,失去了生活目标,只想勉勉强强混日子,却又在这样的放纵中感到迷茫*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160页。。人们转而关注禅宗、佛教、儒学等新领域,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启发,摆脱浮躁,获得内心的平静,进而从迷惘中挣脱出来。有学者统计,1960年至1979年美国迎来了一次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高潮*杨静:《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汉学家们、海内外华人学者以其对时代潮流的敏锐直觉而将笔尖转向那些充满古代智慧的东方经典,出版社也迅速捕捉到潜在市场所释放出的信号,正如刘殿爵所言“那时的出版事业很蓬勃,他们有意发展中国古典经籍的部分”*刘殿爵:《谈翻译传统与理论(阮纪宏记录)》,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港: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15页。。刘殿爵洞悉时代风云变幻,有意识地将东方文化经由翻译改头换面、巧妙地移植到西方社会,期待以东方文化智慧拯救西方的信仰危机。请看以下译例:

(1)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译文:The Master said, “Only when the cold season comes is the point brought home that the pine and the cypress are the last to lose their leaves.”

“松柏”这一意象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出现,而孔子首次提出“岁寒后凋”的说法,随后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松柏”四季常青、材质坚硬,与君子高洁坚韧的品质不谋而合。孔子有云,唯有当严寒降临时,人们才能清晰地看到松柏是自然万物中最后凋零的,当昔日那些姹紫嫣红的鲜花、枝繁叶茂的植物最终敌不过刺骨寒风而纷纷凋零或枯萎死亡时,只有松柏仍然昂起高贵的头颅不畏寒冬的恫吓。然而,根据《柯林斯大词典》,“pine”和“cypress”的义项中只有植物属性和“哀悼”“渴望”等外延之意。英语习语“heart of oak”常常用于表达“勇敢”“坚韧”,所以常将“oak”类比于“松柏”。但在这里,原有意象的保留不仅能通过语言重构概念内涵,而且还能带来一种远方的寄托和信念的重塑。社会混沌不堪,人们不再信任本土文化,以此为基础的信念土崩瓦解,而自然意象总是与人类灵魂相契合,人类总是要回归自然,从中汲取养分,而遥远东方的“松柏”似乎可以成为社会的某种寄托,它像极了同处于精神“寒冬”的人们,它坚韧背后所承载的信念或许是人们内心的渴望,渴望尽快走出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者保留原有文化意象,正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重合,吻合期待规范。又如:

(2)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译文:The Master said, “The man whose belly is full all day and who does not put his mind to some use is sure to meet with difficulties. Are there not such things asboandyi? Even playing these games is better than being idle.”

关于“博弈”,译者通过注释解释它是下围棋的一种说法。孔子认为当一些人酒足饭饱后,与其因整日无所事事而寂寞难耐,不如下盘围棋来增添情趣。在这里,围棋被刘殿爵解读为一种游戏,但更确切地说,即使是游戏,也是益智类的。因为围棋讲究大局观、整体观,不谋局部的得失,而谋取全局的胜利。围棋依靠思维的运转,可以以退为进、以小为大、以弃为取、以后为先,可见它蕴含着辩证的思想。不仅如此,围棋还蕴涵着中国哲学原理。班固有言:“棋有黑白,阴阳分也。”班固从中看出来阴阳变化,棋子的黑白表示阴阳的分别,于阴阳天地之间,行棋者应当“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以此可达到“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的境界*(汉)班固:《弈旨》,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26,清光绪刻本。。20世纪中后期,时任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围棋俱乐部主任的基恩·克劳德·钱屈特也曾说,下围棋要放眼全局,寻求全局局势占优,既不能太贪婪,也不能太没有进取心*陈荣浩:《美国的“围棋大佬”们》,《围棋天地》2005年第19期。。

围棋在20世纪中后期的海外接受程度大大增强,表现为国际围棋联盟的创建和海外围棋设施的增加。尽管这有主动传播者努力推广的功劳,但西方社会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围棋的流行不仅与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还与其本身的哲学特性紧密相连。孔子所说的“饱食终日者”“无所用心者”,恰似在荒芜的精神世界流浪的时下人,只是比起前者的烦思后者更加落寞,虽以诗人艾伦·金斯堡近乎“嚎叫”的方式抗争,却始终找不到出口,而译者通过音译保留专有文化的方式,将东方人处理世事的独特智慧介绍给西方读者,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出口的光亮,满足了人们的社会期待,与期待规范不谋而合。

四、遵循价值标准:契合专业规范

切斯特曼认为专业规范受到期待规范的制约*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p.67.。专业规范中的责任规范使译者遵循“真实、信任、理解和流畅”的价值准则,满足译本“准确”“完整”的专业标准,强调译者应忠于原作、委托人或目的语文化的期待。交际规范涉及人类社会交际活动的普遍规律,交际的源头之一来自一方对另一方的沟通期待,交际的目的可以是达到各方交流以及沟通主动方的内在需求。在不违背这一基本前提下,译本的一些语言的思维、语序等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关系规范则考虑到翻译的特殊关系,即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十分抽象,覆盖范围广泛,“等值”关系仅仅只是其中一种。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恰当”与否,也离不开期待规范的制约。目的语群对译文的期待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在译文的具体表达上有所表现。下面分三个方面论述。

(一)责任规范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在一字一词上反复推敲,通过研究大量的相关文献,结合语法、语义、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给出相对最贴近原文原意的翻译。比如,不同于其他译者将“忠恕”译为“loyalty”“reciprocity”,译者深思熟虑,将之译为“do one’s best/utmost”“use oneself as a measure to gauge the likes and dislikes of others”。“忠恕”二字其实是孔子整个学说之总纲。《伦语》分别在《里仁篇》《卫灵公篇》中表述“一贯之道”与“夫子之道”为“忠恕”。可见,“忠恕”二字并不对等于“loyalty”“reciprocity”,它自身有着宽泛的含义。因此,刘殿爵的翻译,既符合语境,显得更加准确和清晰,又忠于原作,贴近读者预期,符合责任规范。

此外,在不同语境下,同一个汉字的意思也会有微妙的变化。为使译文更贴合原意,译者反复考量,给出更准确的贴近语境的翻译。例如:

(3)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

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

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

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译文:Ji Kang Zi asked, “Is Zhong Yong good enough to be given office? ”

The Master said,“You is resolute. What is there to taking office for him? ”

“Is Ci good enough to be given office?”

“Ci is a man of understanding. What is there to taking office for him?”

“Is Qiu good enough to be given office?”

“Qiu is accomplished. What is there to taking office for him?”

(4)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译文:The Master said, “I set my heart on the Way, base myself on virtue, lean upon benevolence for support and take my recreation in the arts.”

两句中均提到“艺”,但前者译为“accomplished”,后者译为“arts”。“艺”在古代更多地指专门技术,后扩大到各种谋生的专门技术。第一个范例中,季康子向孔子分别询问仲由、端木赐和冉求三人是否有治理政事的能力,孔子则依据自己对三个人的了解,指出三人均有治理政事的才能,比如仲由冷静果断、端木赐通情达理、冉求多才多艺。其中译者将“求也艺”中的“艺”译为“accomplished”,该词包含“有技能、有才艺、有造诣”的意思,与原文语篇十分贴切。第二个范例中,孔子说,人要志存高远、德行端正、心存仁爱、磨炼六艺。其中“游于艺”指游憩于六艺之中,通过学习礼乐、练习射御和研究书数来充实生活与享受其中乐趣。同样是“艺”,译者在这儿使用了“arts”,该词的复数专门表示各种艺术活动,这与“礼、乐、射、御、书、数”六项技能活动相吻合,而且“arts”还强调参与者的乐趣和创造力,不仅表达了原词的表征“活动”之意,还符合“参与乐趣”的情感外延。译者结合语篇考究词义的译法展现出对原文负责的态度,这恰恰符合责任规范。

(二)交际规范因素

为更好地传达译文的主题思想,译者在语言形式上需作出倾向于目的语群的形式变化。就源语汉语与目的语英语来说,前者在表达思想时采用的是思维直接面向语言外化的方式,而不是像屈折语那样,采取间接的方式。后者中间必须有一个形式或形态程式装置,接受思维的投射,才能转化成语言的表层结构*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页。。或许英语和汉语在语言学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形合与意合,在英语和大多数印欧语言中会使用大量连接性词语来表示从属关系*E. A. Nida, Translating Meaning,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p.16.。

两者区别具体可概括为,中文强调语义、多短句分句、语式多主动,句子关系可以完全通过句子语义表现出来,句子结构相对松散,主动语态多显生动活泼;英语重视结构逻辑、多长句从句、语式多被动,英语句子结构往往借助时态、介词、连词等来体现,通过从句的修饰连接使句子看起来长且复杂,被动语态多显严谨庄重。例如:

(5)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译文: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your father and mother you ought to dissuade them from doing wrong in the gentlest way. If you see your advice being ignored, you should not become disobedient but should remain reverent. You should not complain even if you are distressed.”

在译文中,译者将原文中的四个短语处理成排列紧密语意连贯的三个独立句子,在语义上构成相互照应的语义场。原文语义凝练辞约意丰,凸显汉语义合语言特色。译文第一句以“in+v-ing”开头,突出东方孝道文化。其与第二句由“if”引导条件状语从句和第三句由“even if”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相互呼应,句子结构紧密,内在逻辑突显。第三句调整语序,强调前句“不应怨恨”,符合目的语读者思维习惯。采用增译手段增补主语人称“you”,既使句子主语更加明晰,又使整个语篇语意更加连贯。虽然比起原文的言简意赅稍显繁琐,但三个句子环环相扣、步调紧密,突出了原文典雅庄严的韵味,符合英文形合语言的特色。又如:

(6)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

译文:On becoming his steward, Yuan Si was given nine hundred measures of grain which he declined. The Master said, “Can you not find a use for it in helping the people in your neighbourhood?”

译文中,第一句顺应语序,通过“介词短语+主句+定语从句”语法手段构造句子,使得句子具有理性条理,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第一句通过采用音译和被动语态,顺应英语句法逻辑,既方便读者理解,又不失原文语义。第二句中,译者对形式结构作出调整,将原文中的感叹句改为修辞疑问句,尽管并非一字一句翻译,但使用修辞疑问句表示建议,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符合原文的语气态度,同时也达到了交际目的。

译者不仅从语言内部层次入手,通过语法句法的调试应用和语序的整合拆分提供出通顺流畅的译本,还采用了增译法来实现交际目的,原文中的隐形连贯与译文中的显性连贯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内在思想显化为外在逻辑,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与交际规范相符。

(三)关系规范因素

刘殿爵在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英汉对照本序言中明确指出,当优美与准确之间发生冲突时,优美应让步于准确。为此,译者坚持阅读原始文献,试图从本义解读孔子原意。可以说,译者在处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关系时侧重源语,将东方文化中富含特色的文化内容通过翻译准确介绍给西方读者,这既满足了社会要求,尊重了原作者意图,填补了西方文化空缺,又有利于呈现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容和精髓,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而达到了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例如:

(7)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译文:The Master said, “The Phoenix does not appear nor does the River offer up its Chart. I am done for.”

原文中出现了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即“凤鸟”和“河图”。“凤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传说它曾在英明君主舜和周文王时代出现过,在古代乃至今日都被人们认为是吉祥太平的象征;“河图”是在传说中的上古伏羲氏时代,有龙马背负着图出现在黄河中,后来伏羲氏正是在此图的基础上创设了象征着世界变化与循环的八卦图。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中华文化特色,用大写的“Phoenix”“River”和“Chart”来特指,并附上对两个关键字的注解——“Both the Phoenix and the Chart were auspicious omens. Confucius is here lamenting the hopelessness of putting the Way into practice in the Empire of his day”,有助于源语文化被深入地理解。这种处理方式正是关系规范的精髓所在。

五、结 语

本文试图挖掘刘殿爵英译《论语》背后的翻译规范,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联系。刘殿爵的翻译可能不是十全十美的,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所取得的成功足以引起人们深入探讨。刘殿爵翻译实践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东方儒家思想文化不折不扣地介绍给西方读者,将东方智慧当作一剂治病药方,修缮西方陷于坍塌的信仰大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力保留源语文化意象、考究选词和坚持呈现原作思想的做法,客观上不仅与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相一致,而且与当时占据主流模因的时代潮流下所需求的文化重构相共鸣。译作在有形无形中已然被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烙印,并在流传的过程中使已被记录下的文化模因不断地被传播和发展。译者调试语言逻辑以更符合目的语语言的做法,顺应主流模因所承载的文化共核,以巧实力从侧面推动了整体文化交流。译者在语言层面上进行适当调试,在策略上传递的却是关键的文化概念,可谓匠心独运,于小节处存大义。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满载一舟文化模因,在东西方相互交流的文化之河中进行灵魂摆渡,其巧妙的翻译范式,在留给人们思索的同时,也给后来者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预留了丰富的上下求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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