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宁　魏旭辉

【摘 要】 选取了2007—2016年我国32家银行作为样本，构建相关的计量模型，分析了资本监管、内部治理对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监管中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能够减弱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扩张的动机和意愿，即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小；内部治理结构对银行信贷行为也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监管和内部治理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会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约束作用。

【关键词】 资本监管； 内部治理； 银行信贷行为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2-0026-08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时又伴随着新资本监管协议的出台，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步向国际化迈进，但是随着资本监管强度的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是否仍然显著，这值得深入研究。此外，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情况不容乐观，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突出，特别是国有银行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大股东往往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董事会对此则表现为不作为。不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会通过影响银行的信贷水平，进而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我国仍是一个对银行贷款依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大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由大量的银行贷款来支撑。由此可见，在日趋严格的资本监管和存在缺陷的内部治理机制下，调整银行信贷水平势必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我国资本监管、内部治理与银行信贷行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外部资本监管与公司内部治理二者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资本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对于银行信贷的交互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约束作用是否受单个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以期为当前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假设

（一）资本监管与股权结构交互作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股权结构又包括股权集中度和第一大股东性质两个方面。从股权集中度出发，股权越集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越小，但是股权过度集中可能又会导致大股东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然而Berger et al.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公司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是讨论产权减弱代理问题①的作用，而不是讨论董事会、股票权等指标，因为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不能给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保护。地方政府和民营银行的股权一般比较分散，分散的股权意味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较弱，股东之间可以进行相互制衡，而且经理人必须接受双重的选拔和监督标准，所以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会得到缓解。国有控股的银行股权则呈现高度集中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产权人对国有银行监督的有效性较低，而且高度集中的股权会加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贾新春，2007；Jia，2009），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此外，股权集中度越高意味着股东对银行的控制能力越强，即使在面临相同的外部监管（资本监管）时，其风险承担水平和信贷扩张速度都会表现出不同。

从第一大股东性质来说，实施外部监管在于减少股东和管理层面临的风险，对银行的信贷扩张行为进行约束，增强整个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外部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会因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例，资本充足率可以向存款人和外部投资者传递银行经营方面的信号（Myers and Majluf，1984），当资本充足率低时，存款人和外部投资者要重新估计银行的风险水平，要求提高存款利率和投资收益率，从而使得银行的融资成本增加，银行不得不减少贷款规模或调整资产组合，但是第一大股东为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由于存在政府隐性的担保，从而削弱了存款人和外部投资者对风险进行再估值的动机和欲望，并且“大而不倒”问题的存在，政府持续的注资行为会大大缓解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使得资本监管对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控股的银行信贷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小于其他类型的银行。

（二）资本监管与董事会结构交互作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首先，从董事会结构上来说，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都会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作用。董事会作为银行最高的决策机构，对各项政策的制定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董事会对银行贷款政策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银行面临外部资本监管时，为了符合最低监管标准，银行必须通过缩减贷款规模降低银行风险资产的数量，以提高银行的资本水平。此时银行董事会便会改变银行的贷款政策，但是有时董事会规模太大会限制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得制定贷款决策的效率降低，并没有对资本监管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减弱了资本监管对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另外，独立董事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银行风险的防范和银行绩效的改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设计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减弱控制股东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行为，防止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而且一般独立董事代表的是大多数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银行面临外部的资本监管时，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独立董事会督促董事调整当前的贷款政策，以改善银行当前的资本水平，并且还会增强对管理层经营行为的监督，弱化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等之间的矛盾，所以独立董事人数越多的银行，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会更小。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资本监管影响银行信贷的相关理论，发现资本监管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水平，对银行的信贷具有约束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导致银行信贷规模的缩减，即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小，反之则反。

其次，根据前人的研究发现内部治理对银行的信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結构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股权结构主要包括所有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二是董事会结构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包括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5。

H2：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会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规模。

H3：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大。

H4：董事会规模越大，银行贷款规模越小。

H5：独立董事人数越多，银行贷款规模越小。

最后，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的制约作用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而且根据前人的研究内部治理可能正是这个因素，因此，本文从内部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假设6。

H6：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银行信贷行为有影响，即在相同的资本监管下，内部治理结构会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对资本监管做出的反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始于1994年，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接下来，为了更好地满足商业银行的监管需求，监管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监管措施，为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健全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随着公司治理理论在商业银行的运用，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注重治理结构的构建和完善，将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作为年报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进行披露。因此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32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中农工建交5大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5家数据披露相对完整的城市商业银行。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测度应该包括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但是数据获取上存在困难，而且这32家银行的贷款总额占了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70%，资产和负债的占比也达到了70%左右，剔除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三项的占比都达到了90%，所以选取的这32家银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本上能够代替我国银行业贷款的发展情况。其中银行相关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各银行的年报，由于某些银行的数据存在缺失，所以并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为使研究的问题更具有全面性，本文从贷款水平和贷款增速两个方面来探讨银行的信贷，分别选取了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来衡量银行的信贷，绝对指标为贷款规模，即每年末各银行的贷款余额总额，相对指标则是贷款规模的增长速度，即（当期贷款余额-上期贷款余额）/上期贷款余额，分别用loan和dloan表示。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了以下的解释变量：

资本监管变量。一般衡量资本监管的指标主要有资本充足率、股东权益占比、超额资本（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最低资本要求之间的差额）等，但是根据“巴赛尔协议”可知，银行最重要的监管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另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资本充足率作为资本监管的代理变量，用cap表示。

银行治理变量。商业银行内部治理一般包括两个方面：董事会结构和股权结构。在董事会结构上，董事会作为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义务监督管理层的行为，而且还必须对银行的贷款政策进行审批和核准，因此董事会结构对银行的贷款政策有重大影响，此外，董事会的独立性越高，银行CEO的薪酬绩效敏感度越高。另一方面是银行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以及股东的性质都是影响银行贷款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银行的董事会结构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来研究银行内部治理对信贷行为的影响。具体银行治理变量有：

（1）第一股东持股比例，用s1表示，该变量衡量了银行股权的集中度，持股比例越大意味着银行的股权越集中，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动机会更强；反之，银行的股权越分散，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

（2）第一大股东的性质，用stock表示，一般情况下分为国有股②、法人股和外资股，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大都是国有股。

（3）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用s2表示，衡量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权力的分散程度，该变量值越高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越弱，股权的分散程度越高，第二大股东的控制能力相对就会增强。

（4）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和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人数），分别用board和indir表示，一般而言，银行董事会结构两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董事会的人数和独立董事的人数。

3.控制变量

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因素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因素，又有微观层面的因素，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剔除了宏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只考虑微观影响因素，即银行自身的特征变量。本文根据刘斌（2005）、Jia（2009）和曹廷求（2013）等的研究控制以下变量：资产规模（size）、存款增长率（dsave）、净资产收益率（roa）、不良贷款率（bloan）、资产负债率（alr）。

（三）模型構建

1.资本监管、内部治理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借鉴刘斌（2005）、Jia（2009）和曹廷求（2013）等的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 loani，t=α0+α1Ln loani，t-1+α2capi，t+α3s1i，t+α4s2i，t+

α5stocki，t+α6boardi，t+α7indiri，t+α8controli，t+εi，t （1）

dloani，t=α0+α1dloani，t-1+α2capi，t+α3s1i，t+α4s2i，t+

α5stocki，t+α6boardi，t+α7indiri，t+α8controli，t+εi，t （2）

其中，i=1，…，N，表示样本中第i家银行；t=1，…，T，表示第t年。被解释变量分别为Ln loani，t和dloani，t，Ln loani，t是银行贷款总额的自然对数，dloani，t是贷款规模的增长速度，Ln loani，t-1和dloani，t-1分别表示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的滞后一期，这是考虑到贷款水平和增速会受到上一期的影响。capi，t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衡量银行的资本水平。s1i，t与s2i，t分别代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stocki，t表示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为国有股时取1，其他为0。boardi，t和indiri，t分别表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Ln sizei，t，t时期银行资产规模的对数；dsavei，t，t时期银行存款增长率；roai，t，t时期银行资产规模的对数；blri，t，t时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alri，t，t时期银行的资产负债率。εi，t为残差项。

2.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的交互作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为了研究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交互效应对银行信贷之间的影响，在方程1和方程2中分别加入交叉项capi，t×s1i，t，capi，t×s2i，t，capi，t×stocki，t，capi，t×boardi，t，capi，t×indiri，t来依次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对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之间关联关系的影响，为此得到模型3和模型4。

Ln loani，t=α0+α1Ln loani，t-1+α2capi，t+α3s1i，t+α4s2i，t+

α5stocki，t+α6boardi，t+α7indiri，t+α8capi，t×govi，t+α9controli，t+εi，t （3）

dloani，t=α0+α1dloani，t-1+α2capi，t+α3s1i，t+α4s2i，t+

α5stocki，t+α6boardi，t+α7indiri，t+α8capi，t×govi，t+α9con-

troli，t+εi，t （4）

其中govi，t表示银行内部治理的各变量，交叉项的系数所表明的经济意义与模型1和模型2中所得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有关。如果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具有约束作用，则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银行内部治理变量会减弱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反之则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计结果

表1为银行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贷款规模上，国有银行占有明显的优势，其均值水平远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而且从标准差来看，国有银行的数值最小，这说明国有银行的贷款规模波动幅度没有其他两类银行大，贷款增速比较稳定。从贷款增长率来看，全样本贷款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23.94%，标准差为17.44，这说明在2007—2016年期间，银行贷款增速的波动较大，增长速度不平稳；从银行类型来看，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平均水平最小，城市商业银行次之，最大的为股份制银行，达到26.54%，这与各银行的贷款规模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基数一旦较大，要产生更高的增长率往往会比较困难。就资本充足水平而言，整个样本的均值为11.77%，超过资本监管的最低标准8%，说明2007—2016年银行业整体的资本水平是符合监管标准的；从衡量资本变动情况的指标标准差来看，标准差的数值为1.82，数值较小，说明银行业的资本水平总体上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在各类别银行中，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最高，为12.44%；国有银行次之，为12.35%；股份制银行资本的平均水平为10.7%。

关于银行治理方面，在股权结构上，样本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26.21%和14.39%。对于不同性质银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国有银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水平显著高于股份制银行，而城市商业银行持股比例的平均值最低，说明在我国银行中，国有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最高，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董事会结构上，全体银行样本的董事会规模的平均值为14.91，独立董事人数的平均水平为4.48。在不同性质的银行中，董事会结构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股份制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的均值最高，分别为15.82和4.83，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的均值水平都是最低的，而这则可能与城市商业银行起步比较晚有很大的关系。

（二）资本监管、内部治理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单变量分析

为了理清资本监管和内部治理二者对银行贷款的共同影响，本文根据模型1和模型2，通过回归分析资本监管、内部治理对银行信贷的作用。根据面板数据的一般处理方法，在选择模型时，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Hausman）检验，确定本文回归所适合的模型是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对于模型1根据F检验的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合适。另外，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P值为小于0.05，推翻假设，即模型中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所以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理根据模型2的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从中可知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结果都拒绝了原假设，即模型2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模型1和模型2都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知，无论是贷款规模还是贷款增长率，都会受到它们上期水平的影响。在资本监管方面，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信贷规模和贷款增长率之间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小，贷款增长速度越缓慢，这是因为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意味着银行可利用的资金减少，这样便会抑制银行放贷的动机，相应的贷款数量便会减少，H1得证。

在银行内部治理方面，股权结构对银行贷款规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对贷款增长率这个相对指标的影响却没那么的显著，这是因为对于股东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贷款规模而不是贷款的增长率。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贷款规模有正相关关系，但是结果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目前仍是一股独大的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实证得出的结果与研究假设2是一致的，即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的贷款规模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小。另外，第一大股东性质与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时，贷款规模越大，贷款增长率越高，但是结果并不显著，研究假设3未得证。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改革，国有股在银行股中的占比越来越小，这意味着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作用逐渐减弱，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也在减小。

在董事会结构上，董事会结构中的董事会规模与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这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可能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规模，这可能与董事会规模过大使得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更困难有关（宋增基，2007），不过此观点还有待证明，研究假设4未得证。在独立董事人数上，独立董事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研究假设5是相反的。一般而言，对于银行独立董事来说，独立董事出于对存款人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关注，往往会抑制银行的信贷冲动，从而降低银行的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速。但是，鉴于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中发展不太完善，独立董事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独立董事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独立董事会降低整个董事会的专业性，会导致做出的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三）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交互作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实证分析

1.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的交互作用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模型中加入资本充足率与内部治理变量的交叉项后，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说明内部治理变量确实会增强或者削弱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因为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要求时，控制能力强的股东从经营稳定性考虑，会减少银行贷款的规模。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削弱资本监管对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主要是因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表示大股东对银行贷款的绝对控制能力下降。为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必须将资本水平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上，但是银行这种举动会对股东的利益产生损害，因此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其决策能力也在随之上升，此时大股东有能力且有意愿选择高风险资产，补偿其收益损失，从而导致贷款规模的上升。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资本充足率交叉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本文所选取的银行样本中，第一大股东大都是国有股，为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国有股东往往都会给银行注资，这样就会导致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约束作用的有效性降低，从而使得实证结果不显著。

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与资本监管的交叉变量显著为负，会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行为。董事会作为商业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对银行贷款政策的审批和核准负有重要的责任，为符合资本监管要求，董事会在审批和核准贷款政策时，往往会变得更加谨慎，影响信贷规模的扩张。独立董事人数与资本充足率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银行本身对知识的专业性和信息披露上的要求就很严，如果独立董事规模过大，而执行董事过少降低董事会决策的有效性。因为独立董事不同于执行董事，其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其不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使得银行贷款行为对资本监管的反应不够灵敏，使得贷款规模的变动没有预期的剧烈，而且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太完善，独立董事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职责和作用，因此独立董事并不能显著地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作用。

2.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的交互作用对贷款增速的影响分析

表4为模型4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内部治理会影响资本监管对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这一点与文中的研究假设一致。与对贷款规模的影响一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充足率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而且在5%的水平显著，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增强资本监管对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即在相同的资本监管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对其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越大，贷款增长率变化越缓慢。资本充足率与董事会规模变量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类似，董事会规模会削弱资本监管对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另外，像独立董事比例、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性质与资本充足率交叉项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并没有明显削弱或增強资本监管对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某些方面不完善存在较大的关系。

关于不同银行治理结构的差异是否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这个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会导致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的约束作用表现出差异，研究假设6得证。一方面，股权结构上，在银行面临相同的资本监管要求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银行信贷缩减行为会更加明显，因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大股东往往会要求银行谨慎贷款，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贷款规模的下降，使得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率的约束作用增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则会弱化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约束能力。另一方面，董事会结构上，董事会规模越大的银行其对资本监管的反应越敏感，因为董事会规模过大，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各方面都比较完善，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标准，董事会成员会快速通过贷款决策，缩减贷款水平，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水平较高的贷款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规模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同样的，独立董事人数对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也有增强的作用，但是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过多的独立董事影响整个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当董事会考虑资本监管要求而做出的政策有效性会减低，这就会导致独立董事人数并没有显著地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无论是贷款规模上还是贷款增长上，内部治理结构对它们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股权结构上，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对银行贷款规模都具有较大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银行贷款规模越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则与银行贷款规模呈正比。在董事会结构上，董事会规模对银行的贷款规模和增长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独立董事人数会显著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即独立董事人数越多越大，银行贷款规模越大，因此，内部治理结构在银行贷款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本监管与内部治理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即不同治理结构的银行，在面临相同的资本监管时，其贷款的变化会有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治理结构会影响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约束作用，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规模会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削弱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约束作用。

（二）政策啟示

1.完善宏微观审慎监管措施

金融体系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增加银行经营行为的持续性，监管机构必须将各方的利益都考虑在内，才能更好地实施资本监管；此外，当前资本监管改革缺乏操作层面的措施，大都限制在框架性的构思中，因此为使资本监管能够具体有效实施必须对其做出更详细的研究。第一，提出与当前我国资本监管相适应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改革对资本监管的促进作用。第二，大力优化监管的程序，将监管资源集中到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管资源的效力。第三，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我国应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的监管经验，改善现有存在缺陷的监管技术和系统，加强监管力度，实现银行业监管在质上的飞跃，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加稳健的发展环境。

2.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银行治理的作用

由于银行的股权越集中其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降低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势在必行，而且股权集中度的降低可以避免“一股独大”或“内部人控制”等消极现象的频繁发生。此外，银行还可以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优化股权结构，进一步地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因为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可以在银行自有资本的增加、国外先进技术和制度的输入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大多数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控股，而过度的国家控制会削弱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因此，应降低商业银行国有股的持股比例，政府应逐步地从商业银行的经营领域中退出，让市场机制在银行经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实施差别化的资本监管，提升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为了有效控制银行的风险水平，促使银行进行合理的贷款扩张，监管当局应对治理结构不同的银行实行差别化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确立健全的监管触发机制，增强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行为的约束作用，充分发挥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监督作用，给我国银行业提供一个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具体措施有，对于国有银行由于其资本水平本身就比较充足，而且内部治理机制也比较完善，因此可以实施较为宽松的资本监管；股份制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最完善，但是其资本充足率水平不是很高，可以实施相比于国有银行稍为严格的资本监管，以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

4.加快转变业务发展模式，提高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2010年新资本协议导致了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恰恰揭露了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依赖传统贷款业务的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银行业陷入了“信贷扩张→资本水平不足→补充资本金信贷再度扩张→资本充足水平再度不足→再度补充资本金”的怪圈，而且信贷扩张会带来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进而加大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压力。因此，为摆脱我国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监管，信贷就必须进行大规模调整的现状，只有转变长期以来以贷款为中心的业务发展模式，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代理业务、理财业务、支付结算和直接融资等中间业务，通过业务的不断创新，实现资金运用的多样化，丰富业务收入的来源。这样既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又降低了贷款利息差在银行利润中的比重，打破了传统银行发展模式导致资金不足的怪圈，从而加快转变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实现银行经营的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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