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汾渭平原首次与京津冀等地一起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主战场，这里PM2.5浓度全国第二高，二氧化硫浓度最高。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突出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措施的努力带来的污染物削减，并不能抵消产业发展、能源增长和城市化推进带来的污染物增量。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佶滢

陕西人王彤一直认为，只有用渭河平原种的麦子磨成面，再搭配上渭河的水，才能做出口感筋道爽滑的面食。

黄河最大的两个支流——渭河和汾河冲击成了两大平原，土壤肥沃，人口密集，地处要塞，“占关中者得天下”。

华夏文明的繁盛地，如今却被阴霾笼罩。后“大气十条”时代，《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于2018年6月底印发，汾渭平原首次与京津冀等地一起成为主战场。

“汾渭平原仅次于京津冀区域，是我国PM2.5浓度第二高的区域，同时它又是二氧化硫浓度最高的区域。”2018年6月20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2018年8月下旬开始，大气污染强化督查的“国家队”将进驻汾渭平原上的三省十一市，包括十三朝古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阳等。

自查、约谈、问责……眼下，这片历史上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正上演着不同于以往的一番景象，打响了有些晚点的蓝天保卫战。

“大气十条”中的 漏网之鱼

很多去西安旅游的人总感觉空气中“土土的”，用王彤的话说，“扬尘污染包围着咸阳和西安”。因此，这次把汾渭平原列入主战场，他并不意外。

王彤任职于咸阳市环保系统，这两天正忙着落实省里检查出的问题——几家工厂没安粉尘处置设施，燃煤锅炉没拆改，被责令限期整改。

“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了”。王彤感觉这次被检查与以往不同。一个月前，陕西省环保厅启动“关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从全省抽调两百多人，包括5个厅级领导干部，发现问题后毫不留情，媒体曝光、移送司法机关。

这是8月底督查“国家队”入场前地方最后的准备。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关中督查的反馈结果发现，问题主要集中于燃煤锅炉未改造、露天堆放和扬尘、无环评审批手续，大多是“散乱污”企业。

晋陕两省几乎同时对治霾不力的城市开展集中约谈。陕西关中5市中，西安、宝鸡、咸阳三市PM2.5年均浓度、优良天数两项指标都未完成，渭南是没完成优良天数。山西4个被约谈的城市中，有3个属于汾渭平原，分别是临汾、吕梁和运城。

约谈的副市长们纷纷表态，渭南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罗书葵当场提出，市委市政府马上召开专题会议，“努力做到老问题不反弹，新问题不出现。”

“这些问题属于初级阶段，还停留在北京的两三年前，要在北京早就罚透了。”北京一位环境执法一线的监察人员评价。

类似的市长约谈的表态在几年前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城市中也早已出现。

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曾用2017年PM2.5年均浓度给每个省制图，在陕西、山西和河南的地图上，颜色最暗（代表浓度最高）的是临汾、咸阳，其次是西安、渭南、运城，宝鸡等，这些汾渭平原上的城市，大多是在大气污染攻坚战中曾被忽视的暗角。

它们之中，距离北京最近的是山西晋中，直线距离400公里，3.5小时高铁可达，但这些城市并未跟上京津冀的治污步伐。

2013年发布的“大气十条”，京津冀是重点区域。2017年初，在区域大气污染传输特征的研究基础上，将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2+26”城市作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在原有的京津冀基础上纳入了晋鲁豫三省一部分城市，形成“2+26”城市的防治格局。

“2+26城市绝大多数位于太行山以东，太行山以西只包含了山西几个城市。”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雷宇说。

汾渭平原的11个城市并不在“2+26”城市之列。多位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浓度高企，汾渭平原城市的大气污染问题并不凸显。

当京津冀经过一轮轮强化督查，在“大气十条”考核排行榜中位列优秀或良好时，及格线上的汾渭平原就相对突出了。2018年7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特别加开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点名批评汾渭平原近年来PM2.5浓度不降反升。

2017年1月的“酸雾”事件是公众对于汾渭平原污染关注的起始点，山西临汾PM2.5、PM10浓度双双爆表，二氧化硫浓度也一度超过1300微克/立方米。

“2015年以来，汾渭平原空气质量连续两年持续恶化，目前污染程度已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当，这一态势引起了国家层面对汾渭平原的重视。”雷宇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氧化硫和煤炭

蓝天保卫战以PM2.5为主，但二氧化硫，这个多地早已达标的污染物依然摆在了汾渭平原主政者的案头。

“酸雾”事件后，不少公众提出“临汾二氧化硫比PM2.5更需要预警”，奔赴临汾的环境部和山西省成立的联合专家组也如此建议。

一个月后，2017年2月，预警就被执行到山西省全境范围内，当二氧化硫单点小时浓度值超过800微克/立方米（单位下同）时，要及时采取强化措施，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山西省大气办。

有的城市如晋中又将问责标准提高至600，同年，6个县空气质量站二氧化硫小时浓度分别超过600，晋中市召开了两次全市警示大会，对8名分管县长实施诫勉问责。

二氧化硫的背后，是山西这个煤炭大省的产业底色。

环保组织空气侠发起人赵亮在2017年年初前往晋陕豫三地调查工业企业超标排放，那时“汾渭平原”的概念并不流行，因为都围绕着黄河，赵亮称之为“黄三角”行动。

每次从陕西宝鸡的家中离开前往华北其他城市，赵亮都会路过连通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的黄河龙门大桥。很多次，他拍下两地工业园径直冒烟的烟囱，长期“追着烟囱跑”的他知道，这并不是水蒸气。

跨过大桥，就是山西的运城市河津县。早年间，河津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焦化产业，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山西省最富裕的县级市，被誉为“河津模式”。一位经济学家曾对21世纪初的山西省焦化行业的急剧扩张用了3个“最”：无论产量、增速还是投资，都是历史上最多、最快、最高。

煤化工产品种类有两百多种，焦炭只是其中一个副产品。但焦化行业长期处于低层次生产水平，也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河津当地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宁在（运城最贫困的）夏县待一年，不在河津待一天。”

前往山西考察的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总结汾渭平原的问题为，“把这次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产业、能源、运输和用地结构性问题都占齐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县里有一百多个煤矿，人口居住区和产煤区并未分开，用地结构“犬牙交错”。

2017年4月，河津作为县级市被环保部集中约谈，原因是与京津冀大多数年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相比，河津市2016年PM10浓度同比上年不降反升。

但在约谈仅7个月后，山西省出台的焦化产业布局意见中，仍然规划了5个千万吨级焦化产业集聚区，河津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运城，这份意见规划还涉及汾渭平原城市中的晋中、吕梁和临汾。

与晋陕两省城市毗邻的河南洛阳、三门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通报了33张罚单仍未能阻止洛阳新义煤矿违法排污的事实。

“洛阳的重工业非常多，电厂数量也不少，是个石化城市。”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瑞芹说。自2017年7月起，她参与了科技部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对洛阳的PM2.5进行了源解析。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结论认为洛阳大气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煤炭、工业和交通。

数据政绩观背后的压力

相比二氧化硫，环保组织西安微尘环境污染防治所所长韦涛更关注汾渭平原的氨气。“在咸阳、渭南、运城、吕梁等地都有发达的化肥工业，当排放出的氨气遇到二氧化硫，在一定条件下会生成硫酸铵。”

硫酸铵是PM2.5的组成部分，韦涛觉得，这比单纯关注二氧化硫更有意义。

在“酸雾”事件后，韦涛曾携带便携式监测仪器前往临汾测量二氧化硫浓度值。“我们检测出的数据比官方公布要高，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认为便携仪器有不精密的地方。”

根据政府监管信息和企业咨询监测数据公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则从蔚蓝地图收集的数据观察到，汾渭平原信息公开得分较低，“2017年我们评价结果，第一的温州78分，临汾只有23分，排倒数第一。”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西部省份即便有一些城市已在大气十条中接受PM2.5考核，但真正重视大气污染，还是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各地掀起“环保风暴”后。

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是最直接的考核方式，“风暴”之下，切实的压力让各地为“穷尽脑汁”，黑科技频出，西安市在2016年落成的巨大“除霾塔”就备受争议。

还有更令人唏嘘的“歪脑筋”。临汾窝案中，作案者配备了口罩、帽子、头盔、手套等，还请人实施远程屏蔽技术，干扰了监测数据上百次；西安造假案则用棉纱堵塞采样器——临汾和西安都属于汾渭平原上。

继“酸雾”引起关注后，数据造假案频发又把汾渭平原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点名批评。

“如果空气质量的数据都在造假的话，整个的决策、管理、规划都会出现混乱。”对于数据为导向的政绩观，马军评价。

有说法认为，如果不治理，汾渭平原的污染可能会影响到京津冀。

支撑这种观点的专家提出了两种传输路径。一个是污染物由太行山脉西侧的临汾等城市越过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直达华北平原。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王式功认为，汾渭平原处于京津冀西侧的上风方向，中纬度地区气流通常是由西向东流，“太行山脉海拔低处只有一千多米”。

张瑞芹还观察到了另一种传输路径，“曾经有汾渭平原的污染物沿着太行山南面的焦作，在太行山下转一圈，到达太行山脉东侧的通道城市”。

“这只限于一些特定的气象条件下，”雷宇分析，“但这并不是对京津冀大气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路径。”

治理空间比京津冀更大

中国大气污染的治理史上，关中地区的出场时间并不晚。1974年，北大陕西汉中分校就设立了环境化学学科。陕西在全国也较早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组织实施治污降霾保卫蓝天五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

在雷宇看来，汾渭平原大气污染突出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措施的努力带来的污染物削减，并不能抵消产业发展、能源增长和城市化推进带来的污染物增量。

而王彤的印象中，关中平原的污染也是从西部大开发，承接东部省份重工业开始的。以咸阳为例，“以前是农业城市，工业只有一个石化、两个电池和几个纺织厂，屈指可数。”

西安与咸阳之间建设的西咸新区五大新城，是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但也曾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批评“实际工作中存在重开发、轻保护”。

目前的学术期刊中，以“汾渭平原”为关键词搜索，少有污染特征论文分析，经济领域倒是曾有“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提法，主要指山西运城、临汾、陕西渭南和河南三门峡。

“但是汾渭平原的治理空间比京津冀更大。”张瑞芹分析，这一空间来自末端治理管控、能源替代、产业调整等诸多方面，比如对余热、余压、余电的利用，“中西部发电厂很多是利用时数不足”。

“风一刮扬尘到处都是。”一位曾在5月下旬领命前往山西运城抽查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专家事后回忆，抽查的钢铁、铸造、铁合金企业大多没有完备的环保设施。

站在“大气十条”的肩膀上，三年行动计划中汾渭平原被寄予厚望，吸纳此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经验、教训。

2018年5月，环境部科技司、大气司召集专家们为汾渭平原的“一市一策”建言，张瑞芹就是其中之一。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因为急于填平历史欠账，一些地方搞“一刀切”，“说关就关，百姓反感，企业也反感。希望汾渭平原的治理能吸取教训”。

2017年秋冬，北方一些城市“煤改气”不到位，供暖得不到保障。三年计划中对此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了策略，明确提出不局限于“煤改气”——技术路线上，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各地因地制宜选择采取多样化清洁取暖方式。

“先改造完，确保没有问题了，再拆老炉子，在清洁取暖没有落实之前，不拆除原有的取暖措施。”赵英民在前述发布会时也强调，“打赢蓝天保卫战不是‘大跃进式的一步到位。”

“汾渭平原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面临的挑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城镇化扩张模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雷宇说，尤其是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压力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新的三年行动计划更加强调了从根源上进行结构调整。

不久前，“大气十条”五年成绩单公布，和晋陕豫三省一样处在及格线上的，还有安徽、江西、广西、甘肃和宁夏。

（应受访对象要求，王彤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