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宇

南方周末实习生 瞿楚楠 陈述贤 周江伟 吴美璇

发自新疆霍尔果斯

时代变了，如今有人凭借一家“注册型企业”即可在霍尔果斯淘金，而过去的“淘金客”，则把青春和全副身家押在苍茫的戈壁上“拼杀”。

“老贸易”高建刚还记得1992年的那个夏天。8月，他高中毕业，一心想混社会，提着几箱赊来的方便面，随人潮一路向西，涌入霍尔果斯。

1992年7月22日，国务院批准在霍尔果斯开启边民互市。

边民互市，指在陆路边境二十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

毒辣的太阳把戈壁滩烤得焦烫，只有土路，罕有建筑。先是新疆人，后有内地人，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啸聚于此。好奇，懵懂，无知，潮水裹挟人群向西。

“一杯杯卖炒瓜子，一天也能赚几百块”

资料记载，当年有4.85平方公里土地被划为边境互市贸易区。1992年8月15日贸易区运营时，开业的4000㎡工程里有27套房子，共计200个摊位。但商人们回忆，当年的互市贸易就是圈一块地，搭一顶帐篷，没有建筑物。哈方什么都缺，他们搬来化肥、废铜、废铝，换取中国人的食品、纺织品等轻工产品。中国人只需在边检站交两块钱办个证，随便拿点儿什么去霍尔果斯，都能易货或者换钱。通关时，没有仪器检验，肉眼看一下就行。

18岁的高建刚用方便面换了一个望远镜和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当“倒爷”的滋味。揣回家倒卖，扣除成本，赚了几十块钱，比一个月20块钱的生活费还要多上许多。

“太有钱，也太容易了。”高建刚说。

从62团坐“排排车”（新疆的一种马车）到霍尔果斯，每人每次1块钱，“排排车”主每天能赚几百块钱。这不稀奇，有人靠一杯杯地卖炒瓜子，一天也能赚几百块。

新疆作家李传珠当时在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任职，在报告文学《霍尔果斯的早晨》中，他记录：“28号摊位新疆巩留县一家国有企业，一天销售运动衣13万元人民币，获纯利4.6万元。一日纯利润一两万、两三万元的比比皆是。当然也有赚不到钱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货源对不对路。货源对路了，不管你10万、8万元的货，哈方商人只要看上，就全部拿走。”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2团的“垦二代”，高建刚占尽天时地利。即便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在边民互市大潮中挣了些钱。在62团，像他一样的年轻小贩还有许多。

1994年，家人给高建刚凑齐12000元，在霍尔果斯盖起两间砖木房，开起了餐厅。

与此同时，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秩序和诚信开始瓦解，情势急转直下是1994年4月11日。根据李传珠的记载，从互市贸易市场出去了一些质次价低的商品，予人口实。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被暂时关闭整顿。

当时中亚五国经济开始复苏，政局稳定，人们有强烈的改善生活的需求，急需大量日常生活用品。闭市后，哈萨克斯坦雅尔肯特市副市长阿扎提·阿不都克里莫夫和该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巴格达·撒依特诺夫先后到中国，争取互市贸易市场重新开放。

1994年的这次闭市，中国将97770包假冒伪劣商品清理出市场和口岸，多为服装、鞋类、提包、小百货、电器，数量占到市场内商品总量的82%。这一年，互市贸易市场开市天数仅为150天，接纳哈方购物团2450个、18750人，成交额6420万元人民币，收兑外汇570万美元，收取工商、税务、管理费87.8万元。1995年后，哈方平均每天入市130人，日成交额上升到百万元，有时达到一百二三十万元。消费也悄然升级，从过去购买服装变成酒类、录音机、糖类、鞋类——这几类商品占购物总量的95%。

但市场监管趋严，利润变薄，不少商人开始离去。

“第一批到霍尔果斯口岸的人，80%都是先挣到钱，又把钱赔在口岸，然后离开。这么多年，一批一批，来了，走了，前赴后继。”高建刚的餐馆只维持到1996年，此后，他到南疆卖粮食篷布去了。

“土房子，泥巴地， 墙角堆的全是钱”

高建刚离开后的第二年夏天，湖北仙桃人吴宇恺乘着卧铺客车进疆。

车到乌鲁木齐，要上厕所，驾驶员大手一挥“以车为界，男左女右”，这构成吴宇恺对“异域风情”最初的认知。而除了车厢里的脚臭和汗臭，坑坑洼洼的公路让一路颠簸的他印象深刻。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派这位业务员与同乡商人李俊锋会合，监督货物质量并回收货款。迈亚的前身是湖北仙桃毛毯集团，生产的毛毯获得“全国最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而声名鹊起，俄罗斯、乌克兰等欧亚国家通过上海的外贸企业找到他们。精明的迈亚避开中间商，选择与个体户李俊锋合作，将毛毯直销到霍尔果斯口岸。

回想起那个夏天，千里之外的仙桃商人何以嗅到西北飘来的财富气息，吴宇恺认为，霍尔果斯的机会格外抢眼。那时候商人中流传着“错过深圳、错过浦东，不要再错过霍尔果斯”的说法。

20年后，这句话仍被霍尔果斯政府写为宣传标语。

发货，等客户当面结算，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因为忙碌，吴宇恺和李俊锋每天上午10时之前进入中哈贸易合作区，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下午6时出来。合作区里的食物只有茶叶蛋，两个人只能用茶叶蛋蘸辣椒充饥，等出了合作区再去小餐馆吃点儿好的，通常是大盘鸡、一整条鱼或者新疆拉条子。

低谷时，李俊锋每天只能卖几十条毛毯，但他却没随大批商人撤出霍尔果斯。吴宇恺回忆两个人当时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卖到每天一千条，咱们就喝啤酒。”

霍尔果斯没有辜负年轻的业务员和刚迈入中年的个体户。“老毛子”用卡玛斯汽车将几千条毛毯整车运走，1997年，一条毛毯从1992年的100元左右涨到三百多元。

成包美元被李俊锋用最普通的书包背去换成人民币。“土房子，泥巴地，墙角堆的全是钱”，吴宇恺被眼前的场景镇住。

外贸的回报丰厚直观。1998年的霍尔果斯，私家车还屈指可数，李俊锋就买了一辆富康988。“高兴得不得了！”吴宇恺说。

那些年，吴宇恺和李俊锋住在免费的地下室里——仙桃市招商局在口岸投资了仙桃宾馆，出于同乡情谊把地下室借给他们。

这为李俊锋日后的生意埋下伏笔。低谷时，政府将仙桃宾馆当做不良资产处理，“多年受照顾”住在地下室的李俊锋接了盘，出于涌泉相报的江湖义气，也基于商人毒辣的眼光——他看准了仙桃宾馆周围的那块地。

2006年前后，霍尔果斯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发展起来，李俊锋将仙桃宾馆周围的地块全部开发，转型成了地产开发商。“光这一块的收入就几千万。”吴宇恺感叹。

外贸还做，但已经赚不到钱。随着国内环保意识增强，化纤制的毛毯已被舒适的全棉毛毯替代，李俊锋将贸易从口岸移到乌鲁木齐的边境宾馆，仍然艰难经营。这“一小块业务”之所以没有关掉，纯粹是出于“情结”。

吴宇恺在2003年前后因升职离开霍尔果斯。再回来已是2015年，他彻底离开了国企，跟随李俊锋在距霍尔果斯国门200米的地方，做起了建新国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试图在兼顾口岸旅游消费的基础上，填补这座城市在日常消费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