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浩

在现代文学中，乡村民间叙事存在着两种典型的写作，一是“丑化”叙事。这一类叙事大都出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笔锋下。“丑化与20世纪西方文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通过对乡村诸种丑行的揭露、批判，乡村人物就成为乡村文化、社会的典型载体，成为民族传统的历史寓言。于是，对丑的审视，便潜隐勾勒出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民族救亡路线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叙事策略。”二是诗化叙事。

这类叙事又有多个层面，常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沈从文式的，乡村是作家梦魂萦绕的精神家园。他们进入乡村叙事时，大都站在虚远的立场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进行精神关照，其情感基点是眷恋、留连、怀念。这种叙事的文化立场仍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第二类是革命叙事。这种叙事对乡村政治的改天换地和乡村生活的改颜换貌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的改颜换貌有超前的理想性，这种超前性写作是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内质的，所以革命叙事对乡村的诗化不可避免。需要注意的是，对乡村民间无论是丑化叙事，还是诗化叙事，都没有正视乡村的现实和真正把住乡村的脉搏。在这些叙事观照下，乡村民间被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视作任由他们开垦的蛮荒之地，乡村的真实和乡村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与尊重。

赵树理的民间叙事也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叙事，但是这种革命叙事与上述两种关于民间的写作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