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魏刘伟

毫无差别地要求理论可证伪或可观察，这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需要疯狂的想法。

1986年1月旅行者2号所拍摄的天王星

维也纳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遭受了内心的煎熬。他解决了核物理学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但也付出了代价。“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在1930年冬天向一位朋友承认，“我假设了一个无法检测到的粒子。”

尽管泡利有着难言的绝望，但他在信中透露出，他并不真的认为他的新亚原子粒子始终不会检测到。他相信，实验设备最终能够以某种方式证实或证伪他的假设。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自己离错误仅一步之遥。泡利相信，那些真正不可观察的东西对物理学和整个科学来说是一种诅咒。

泡利的观点在当今的许多科学家中仍然存在。科学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新理论不应该引用不可检测的东西。相反，一个好的解释应该是可证伪的——这意味着原则上应该存在一些假设的数据可以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这些互相关联的可证伪性和可观察性标准具有优良的传统：可证伪性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可观察性标准可追溯到更久之前。如今这些标准被一些自命的守卫者所守护，这些守卫者津津乐道地将物理学、宇宙学和量子力学中一些奇怪的概念视为空中城堡。这些守卫者声称，如果将这些想法付诸科学，其代价将是向各种明显不科学的废话敞开大门。

但对于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设计空中城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