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2018-07-16江帆

北方文学 2018年9期

江帆

摘要：建国以来关于曹操的研究大致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曹操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其后是七八十年代关于曹操的研究才开始全面活跃起来，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许多学者开始对之前的曹操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与反思。

关键词：曹操；郭沫若；人物评价；翻案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指出对于曹操的重新评价问题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并运用唯物主义从“事功”的角度来考虑，因此“替曹操翻案”一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此史学界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其过程可谓是几经波折，步履蹒跚。

一、五十年代关于曹操的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国内一时间掀起了各种替历史人物翻案的大讨论，以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做出一个客观的标准。其中关于曹操的讨论，是进行地较为热烈并影响巨大的。

万绳楠在1956年时就指出，曹操“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比他所起的破坏作用是要大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1959年吴晗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谈话时讲到，“从全面来评价曹操应当是功大于过，对历史是有过贡献的，算得上是个历史人物。”戴裔煊指出，评价历史人物需遵照四点原则：将其“思想行动跟当时当地的情况、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联系起来，从内部联系做出具体的分析。”“要注意当时社会发展的动向。”“要注意阶级分析。”“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分析阶级矛盾。”也就是说要在客观事实的背景下，分清主次矛盾，讲究实事求是。

于此同时，五十年代末关于讨论曹操的相关文章还有，唐光祚的《如何评价曹操》，文著的《对曹操几个主要问题的评价》，邹贤俊的《应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均指出在讨论曹操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对于曹操过于美化，也不能否认他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代对于曹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曹操的统一作用、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性质、曹操杀人的情况、民族英雄的评判、个人品行问题、屯田和如何评价曹操的功过问题几个方面。参与讨论的学者多是站在实事求是的客观立场上，站在大量史料考证的基础上提出的个人见解，在多次的学术交锋中，不断地磨合出新的历史观点，为之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二、七八十年代关于曹操的研究

建国以来关于曹操的研究大致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曹操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其后是七八十年，关于曹操的研究才开始全面活跃起来，许多学者开始对之前的曹操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与反思。这一时期的曹操讨论不仅要纠正之前遗留下来的“假曹操”形象，也更多地关注曹操一系列行为的真实意图，这一时期的曹操的人物形象也就显得并没有之前那么正面了。

其中李泽纲就尖锐地指出，曹操的“禁止兼并，轻租减税”只是想要“收买人心”，并以杨彪、孔融、杨修、荀彧等人惨遭曹操加害为例，否定了曹操“用人唯才”的观点。沈祖祥在《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中赞赏了李泽纲关于曹操用人政策的评价，说“曹操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之术。”

关于曹操的评价讨论，张大可与张道英曾进行过一次有意思的讨论。张大同发文《关于曹操评价的几个问题》指出“曹操奸险诈伪，残忍好杀，历史注定了他是一个反面教员。”张道英指出，他对于此种观点“实难苟同”，并具体指出曹操杀吕氏一家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而曹操杀孔融、杨修等名士也是由于“自恃才华使他们一起走到了曹操反对派的立场上去了。”张道英从历史背景的宏观角度出发，认为曹操杀人的事实是符合当时政局的事迹情况，是一种巩固政权的正当手段。张大可指出曹操“是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两重性人物，评价曹操应功罪兼书，而不是翻案。”“对于两重性人物，应当功归功，过归过，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此次讨论，双方都站在了客观的角度出发，对于曹操的人物评价有了更多的个人见解，运用唯物主义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展现出了思想个性与学术碰撞的一面。

三、關于郭沫若与曹操评价的研究

1983年5月，郭沫若研究会成立，致力于团结全国各地郭沫若研究学者，推动学术进步。1987年1月1日，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和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又共同创办了《郭沫若学刊》，自从国内的郭沫若研究已颇有一番规模。

一些学者认为，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显得有些“誉过其分”了，甚至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杨胜宽在《从郭沫若对曹植的评价说到替曹操翻案》中指出，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抛弃成见”，也没有“构建新的观察角度与评判标准。”“人民本位”是郭沫若“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鲜明标准”。因此他对于曹操的评价实际上并不客观，脱离了历史的真实性。但另一批学者认为，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本质，是想打开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口气，引导出学术界活跃讨论的自由氛围。何刚有文《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动机再分析》说，郭沫若的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打破沉寂的学术氛围，促进自由讨论，”由郭沫若引起的这次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史学界存在的只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否认统治阶级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的错误做法。”

在众多的关于郭沫若与“曹操翻案”动机的文章中，笔者认为，沈祖祥《论郭沫若的曹操研究》一文对于此事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沈祖祥首先肯定了郭沫若关于曹操研究的一些特点，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创新精神与求实态度相结合”，始终“坚持史学为现实服务”。但文章同时又指出，郭沫若由于一些时代背景与个人的因素，导致他对于曹操的评价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总的来说，是瑕不掩瑜的，由郭沫若而掀起的这次学界大讨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建国四十年来关于曹操研究的一次大高潮。

总之，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其标准一直是跟着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在变化，在不同的认知条件下，通过激烈的学术讨论而不断完善，其本质还是站在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上，对于真理的科学探究。

参考文献：

[1]吴晗.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J].历史教学，1959（07），2—5.

[2]万绳楠.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J].新史学通讯，1956（06），11—13.

[3]戴裔煊.应该如何评价曹操[J].理论与实践，1959 （06），27—31.

[4]唐光祚.如何评价曹操[J].安徽史学通讯，1959（02），16—18.

[5]文著.对曹操几个主要问题的评价[J].安徽史学通讯，1959（03），45—54.

[6]李则纲.曹操的翻案与定案[J].江淮论坛，1981（02），61—66.

[7]沈祖祥.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J].江汉论坛，1989（09），55—60.

[8]沈祖祥.论郭沫若的曹操研究[J].郭沫若学刊，1990（03），56—61.

[9]张大可.关于曹操评价的几个问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1），52—60.

[10]张道英.关于曹操杀人的问题——与张大可同志商榷[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3），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