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昊楠

摘要：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擅用虚幻、纯粹的语词呈现幽玄的内心世界，对女性的细腻描写成为其独特的象征符号，柔软的笔触刻画了富有艺术性而又自蕴悲凉的女性形象，而日本传统文化对其创作的敏感度也具有深刻的影响。种种潜在条件促成川端康成在塑造女性时运用如绒花般轻盈的笔调，同时缠绕着挥之不去的哀思。本文将从创作主体层次差异、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文本中的隐喻意象等来对川端康成的女性抒写进行脉络的梳理与建构。

关键词：女性；悲凉；孤寂

一、社会语境对川端康成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日本大和民族社会规则的生动体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将社会阶层割裂开来，由此衍生的宗教信仰、家庭氛围、男女地位、经济观念等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会给处于此环境中的存在者带来内化于心的映象。川端康成深受此影响，由于受到日本社会中男女地位不平等、女性无条件服从于男性的秩序束缚，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多处于被动的边缘地位，很难拥有平等的恋爱过程。例如，《雪国》中的岛村与驹子处在暧昧的关系之中，而使岛村几乎忘却了家中的原配。无论对于妻子还是驹子，岛村模糊不清的选择与随心所欲的恋爱行为都是有待讨论的。此外，由于受到有组织的礼仪教育的影响，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具有纯洁美好的内心、赏心悦目的行为方式以及善解人意的体贴，展现出良好的文明姿态。通过分析川端康成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更愿意描写的女性对象是在幼女与妇女之间的少女，因为少女一般具有更加纯洁的内心与天真的童心。例如，《伊豆的舞女》中，不断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位14岁妙龄舞女。“她还是个孩子呢，是那么幼稚的孩子”， （1）而“我”也不由得被舞女的纯真所感染，“我满心舒畅的笑个不停”， （2）年轻舞女的单纯可爱充盈于其中，“我”也作下了再会的约定。然而，与此同时，女性作为主体所应具有的反抗姿态被弱化，往往处于求之不得而望眼欲穿的状态，被人情、亲情、爱情所伤的孤苦寂寞也只有独自咽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千只鹤》中的太田夫人因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感而将对菊治父亲的爱恋转移到菊治身上，畸形关系使得太田夫人不得不悄无声息的选择自杀，求之不得也不得求之。

除了固有的社会阶层限制，川端康成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急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作为川端康成创作生涯的时间截点。二战之前，由于川端康成自幼不幸成为孤儿，清冷的性格逐渐养成。加之母亲关爱的缺失，他所描写的女性大多带有朦胧的诱惑感，所抒发的感情大多是淡淡的悲戚，文本中的女性与主角之间大部分没有激烈的情感互动，而是“多少衷肠犹未说，珠帘夜夜朦胧月”的玄幽之情。“我眺望着她雪白的身子，它像一棵小桐树似的，伸长了双腿，我感到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 （3）“我”在文本中并没有直白的表露心意，而是不断通过对心情的描写来展现我对舞女的喜爱情意。而在二战期间，川端康成受到战争中人们痛苦的影响，将岛村与驹子后期狂热的爱恋与亲昵诉诸笔下，驹子不再是纯洁的如天使一般的童真女形象，她豁达明理，为报恩作舞女为行男筹措医药费，仿佛这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责任，“平静”成为驹子的处事原则。然而遇到岛村，她却会醉酒而口吐真言，不再隐藏自身的感情，她可以到岛村的故乡去见他，也可以默默的守在店里等待，驹子的成熟性显现出来，这也是川端康成以言寓情的外现。而在二战之后，川端康成为抨击人们的道德沦丧，便写出了菊治、太田夫人、栗本近子、文子等人的纠葛，矛盾畸形的女性形象层出不穷。

二、川端康成主体创作层次变化对女性描写的催化作用

川端康成在不同时期的个体创作风格与经验的转变对塑造女性形象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少年时代的川端康成就已经接触过《源氏物语》与《枕草子》，由于安全感的缺失、内心孤独的压力以及祖父儒雅熏陶，文风便带有凋零的美感。而由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早期的川端康成多描写虚幻而又哀愁的日本传统女性形象。《招魂祭一景》中，阿光是马戏团的表演人员，她多愁善感，触事而哀，栗子的香气也可以作为欲望使其从梦幻中脱离出来。现实世界与情感秘辛分分合合，羞赧地回应男人注视的目光，她坚信自己不会成为男人的玩物。川端康成这样描写女性的心理，或许与其父亲留下的“贞洁”“保身”遗训有关。然而，阿光却将樱子撞下马背。樱子的掉落仿佛樱花的飘落，欣赏美景之后，游客不会为之驻足留恋，只有仍在枝头盛开的纯洁樱瓣才会有称赞的喃喃之语。可是，阿光这朵独自盛开的樱花不会孤独吗？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阿光总会承受来自他人的怨与源于自身的愁。或许，这也是川端康成刻意安排的对昙花一现的考量。

小有名气之后的川端康成，接受了传入日本的新感觉主义的影响，将日本的古典与现代相结合，注重感觉的刻画与描写，弱化了大脑的判断作用，感官的直接感觉成为侧重描写的对象。《伊豆的舞女》便是其在中学时期独自一人旅行时真实感受的记录。“你是个好人呢！”“听起来单纯而又爽快，是幼稚的顺口流露出感情的声音”， （4）由此，便如实的刻画出“我”愉悦的情感，忧郁与古怪消失殆尽。舞女令人感到温馨的话语徐徐缓缓的漫步出来，仿佛耳边低诉，女性特有的感染力温暖了“我”孤寂的内心。此时的女性描写更侧重于瞬间的情感感受，明媚的青春活力驱散了恐怖的无聊的严肃与愁寂。

然而，后期的川端康成陷入了消极与颓废的思想空洞，他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告知人们自己對佛禅的关注，“永生不灭，轮回转生”成为川端康成的东方悲歌，一个摇摇欲坠的无法触及的高塔。因此，不难看出，与此时间接近而发表的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大多看淡生死，对自然现象有某种执着的追求。她们顿悟了世事的无常，太田夫人以死亡结束自己在生命中所愧对的一切，文子以自己母亲的死作为赎罪的缘由，她并不感到仇恨，而是一种为人生的解脱，女性的身上仿佛带有原罪，而菊治也因为太田夫人的死亡而体悟了自己真正的情感，他们在失去的同时，也在得到某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川端康成以玄远的宇宙观淡化了文本中生死的意识架构，将关注点转移到死生之外的精神层面，也正是因为这种片面的追求，他也渐渐在虚无空的漩涡中迷失，女性人物的虚幻性随之显现。

三、隐喻意象对女性的书写表现方式

川端康成对女性的细腻感知并非直接表达，而是将“力比多”转移到文本的意象之上，潜意识中将女性的温柔美好展现出来，同时又暗示着女性悲凉命运的二元对立结构。例如，“千重子发现了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了花”， （5）这是《古都》全文首段的描写。“紫花地丁”作为千重子内心中坚强、美丽、纯洁的代表，在文本中多次出现，无论春夏秋冬，“紫花地丁”这一独特的意象仿佛抛却了生长的现实规律，存活于千重子的灵魂之土。川端康成为了突出千重子人生的情感变化，因而以“紫地花丁”为象征物，隐喻千重子内心的坚韧，即便生长环境恶劣，也要存有优雅的淡紫色彩。不可忽略的是，紫地花丁的生长习性也具有隐喻意味。同为一类植物，一株生长于树上，一株生长于树下，同处平行的维度却因空间距离无法相见，这也映射了千重子与其姐姐分离多年的场景。因此，早在文本意象的设定之初，“紫地花丁”就以其独特的双重性进行了召唤式的隐喻，一方面，它是温柔优雅的象征，是天使般千重子的性格表现，另一方面，它也会勾起千重子孤独的情绪，预示着千重子童年身世的愁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川端康成擅用具有多重内涵的意象来构建文本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性格刻画，尤其在女性人物的多元展示方面，隐喻意象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川端康成在女性描写的方面具有独到的视角与特殊的笔法，本文从社会文化、主体创作风格转变、隐喻意象三个角度细致分析了川端康成对女性哀愁形象的书写，对川端康成女性形象塑造的脉络有了初步的梳理。此外，对于川端康成的其他创作形象方法，我们也应给予关注。

注释：

（1）（2）（3）（4）：川端康成著：《伊豆的舞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5）：川端康成著：《雪国·古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2]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