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虹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屈原赋辨译》书影

从药汀先生在八十四岁至八十八岁的高龄之年，完成了百万字巨著《屈原赋辨译》，此书不仅是两千多年来屈原研究史上的新创获，而且包蕴着多方面的学术智慧。其中，辨译结合的创体，尤其是对古典今译准则的总结与践履，超迈前贤，值得体悟与弘扬。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了古与今、中与外的撞击与交融，相比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更为剧烈，甚至不乏艰难与荒谬并见。如何坚信和坚持「通则久」、「通古今中外之邮」，既是译学的时代新课题，更是妙证本源、面向未来的使命与责任所在。

在《屈原赋辨译·九章卷》卷首，录有从药汀先生《叹奈何》一诗的手迹，其中有「知我心兮叹奈何，高山流水飞长歌」的诗句，令人联想到屈子式的旷古高怀。作为诗人的药汀先生，始终与异化的现实相抗争，坚持「寻觅那丢失的心」（《寻心—— 一场怪梦》）。他笔下塑造的「蓝狐」意象，不啻是药汀先生追随屈原醒世精神的自画像：「一切都陷入麻木/血红暮色空旷着苍茫/声音死了惟有/蓝狐凄厉着……」（《蓝狐》）高山流水，知音难得。药汀先生凭着卓异的诗性心灵与学术理性，在对屈赋的完整解读辨译中，恰似「高山流水飞长歌」，突显的是心心相印的知音之情，堪慰屈子的英灵与文采。

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来，历代积存了众多的屈赋读本。古人往往以究心经学般的热力投身于楚辞文献辨析疏释，各个时期第一等的学问家中往往不乏染指楚辞者，如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有《楚辞集注》、清代乾嘉汉学大师戴震有《屈原赋注》等。进入民国以来，闻一多、游国恩、胡小石、姜亮夫、刘永济、汤炳正等贤达继续推进屈赋研究，除了承袭传统的义训考证方法，还浸润于近现代学风之变，尤其在《天问》等篇的解读中，结合了神话学、古史考证、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诸方面的知识与方法，开拓了思维与想象。但不可否认，莫衷一是之见尚多，待发之覆犹存，学者或扭于细部，愈考愈惝恍迷离，或大胆假设，不惜附会穿凿。另外，把两千多年前的屈子作品通译为现代语体，自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先生首加尝试，经验与教训并存，数十年过去了，人们惊炫于其恢奇译风，却未能认真检视其不应有的失误。进入二十一世纪，如何征言覈论，综理旧说，创通大义，正俗解蔽，仍然大有可为！这正是药汀先生《屈原赋辨译》后出转精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标竿意义。

以屈子的知音自期，这是学术求真、艺术求美的心灵之约。药汀先生在考辨中所发现问题锐利深远，解决问题审慎透达，书中二百余条「辨」语具在，颐神益智，读来不觉考证文的繁重之苦。令人惊叹的还有他的译文在贯彻「信」、「达」、「雅」的准则之际，精心总结、升华出符合翻译对象的理论步骤—— 一方面「体现屈子作为哲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的情怀、境界与思想脉络」，另一方面「力求贴切呈现屈赋之辞义、辞情、辞势、辞气及其诗化的情色意绪」，在审美上为了收「以诗译诗」之效，全文叶韵，甚至以步原韵为主体。（从药汀《屈原赋辨译•九歌 招魂 卜居 渔父卷》后记，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三一五页）

如果说判断原作的辞义、辞情，大致还属于求信、求真的内容层面，那么辞势、辞气、辞色、辞韵则更多属于求美的艺术层面，译者于这两个层面不应偏失，但恐怕后者因难于把捉而常被忽视。药汀先生基于成功的翻译实践，以作为诗人对辞气语色的敏感，才能够在翻译理论上作出这一番「亲切」的梳理。具体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传统的所谓「信、达、雅」的译学三字诀，「雅」怎样理解和体现？如果没有恰切地传递原文在藻采韵色上的风格创造，那么译作就是不得体的，就谈不上译人的从容雅润。药汀先生作为语言艺术的大师，深谙辞语意内言外的生命力，因而才写得出「一群辞藻呼啸而来」（《深圳日月》）这样的诗句，也因而更懂得译文语态句调配置的意义。举例来说，《天问》第四十一节：

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䲨（一作「鸣」），夫焉丧其体？

从译也采用大致整齐的四句式：「天道法则是阴阳纵横交织，阳气脱离生物便立即致死。金乌阳气旺盛其何等敦实！它哪能够轻易地丧失其体？」古人认为太阳因阳精之凝聚而显象为三足乌，从译的表达以深浑整饬的节奏与文采，对太阳之为太阳，作了热烈礼赞。郭氏《屈原赋今译》（下简称《今译》）则处理为：「自然的法式，阴阳的消长，那是无可抵抗；阳气一脱离了身体，任何生物都只好下场。哪里有钟山之神，死后化为大鸟而大张喉嗓？假使神的本领能够那样，为什么神又要死亡？」姑不论发问的神话背景对接错了，句式的节奏感也缺乏对应，药汀先生还示意，「将『爰死』译成『只好下场』，把『大鸟何鸣』译为『哪里有死后化为大鸟而大张喉嗓』，皆背离辞义辞情，而又无文采。」褒贬之际，可以体会到药汀先生的译笔译风和精益求精之致。

第二，从前的文艺家，例如桐城派的姚鼐对「辞章」之学很重视，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拈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称：「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卷首，中国书店，一九八六年，二六页）虽然为文理想是「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但受他指授的弟子陈用光说：「格律声色，古文辞之末且浅者也，然不得乎是，则古文辞终不成。」（【清】陈用光《答宾之书》，《太乙舟文集》卷五，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这应当也是桐城派长于辞章之学的心法所在。另一位弟子方东树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记载学习古文的关键方法是通过「精诵」而达到「闇（暗）通其气」：「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覆，讽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词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不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清】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五，清光绪二十年刻本）那么移用来看译学，如果不重视与翻译对象「闇通其气」，就不能在格律声色的传递上占有敏锐优势，则「达而臧」的译文终隔一间。不止于此，「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二阶之间相互含摄，不乏转换，辞面的声息节奏往往透露诗心的脉动。当代诗家北岛《时间的玫瑰》注意到了译者的诗性所带来的长处：「翻译中诗人与一般译者的区别，主要是语言的敏感度和节奏感。」那么，像药汀先生这样重视「诗化的情色意绪」在辞底到辞面的表现，谋求译文尽可能完满再现屈子生命气息的芬芳，避免意韵气调「龃龉而不合」，这既是诗艺之美，也是「信」「达」之译。举例来说，《天问》第四十九节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厥萌在初，何所亿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从译传达出既深沉又不失明快的语风，以体现原文跳脱出现象又不离象喻的哲理归纳：「事物最初萌芽之时，谁因而预料其是凶是吉？筑造瑶台高达十层，谁因而想到其终极台崩？」历代学者对此小节的辞意注释众说纷纭：一说屈子是言舜事，一说言纣事，一说言女娲，莫衷一是。但药汀先生抓住了屈子的哲理语感，以为「大抵是从《易·坤》所言：『履霜坚冰至』、『见微知著』等事物规律的发展趋势上，以问的形式透露出的辞意即是：历代统治者，凡是不懂『见微知著』，在『厥萌之初』不能防微杜渐，只是沉溺于穷奢极欲，一意孤行，其结果必然灭亡。总之，此小节当是屈子以其哲思对前文启、羿、浇、桀的行为始末，以问的形式所作的喻言性警诫。」郭氏《今译》落脚于专指纣王，译为：「他的奢侈开始萌芽时，为何便有人能料到后果？终于筑就了十层玉石高台，完工的又是谁个？」药汀先生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姑不论前两句译笔「背离了」原文的辞义，后两句应理解为「是承上问谁因而想到筑玉台的后果—— 台崩王灭」，「郭先生给译成『完工的又是谁个』，睿智的屈子，会傻乎乎地问这不是问题的『问题』？」更有甚者，后来的李朝晖《屈原楚辞正宗》把后两句译作：「殷纣王建起十层玉台，谁能知道将来如何？」这样的语意语态不仅偏失于原文警诫的语感，而且「误解了博学多才的屈子」，有损屈子「以哲人的沉思」思考事物发展规律的胸襟与智慧。再如《天问》第二十四节以明知故问式的语气提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郭氏《今译》处理为：「究竟有什么地方冬天温暖，什么地方夏天也冷？」药汀先生严谨地指出：「从『究竟』、『也』之译笔中可以看出：沫若先生也是认为屈子是因为真的不知才发问。」即使是句中副词的处理，也是极需斟酌的，因为原句是语含反讽的明知故问，还是因不知而发问，事关屈原的抒情形象之理解。药汀先生作了通盘的考察，他指出：「细读《天问》，所问大多为不期回答之问，意涵批判、否定，或意在怀疑，发人深省，或者意涵讥讽嘲笑。硬是以为屈子是出于真的不知，而为屈子找答案，岂不是太书生气啦？」所以，用什么样的语态语感体现《天问》中的问意，可以说是关系到诗人生命的色彩和份量。

第三，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考据问题，也可以通过作品的系统辨译，得到进一步地确认。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实不能看轻通过「对屈赋辞义、辞情、辞势、辞气的深入体验」，导致对诸如文本错简、文本真伪、借鉴理论的合理助判，这也可以说是审美体验与考信需求的结合。「对屈赋辞义、辞情、辞势、辞气的深入体验」，犹如进入到屈原立体化的生命气息之中，这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仅从考据角度难以发现的问题，而且某些纯理论或纯考据的问题也能得到审美层面的检证。例如《天问》第五十节：「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从译如下：「女娲登上王位称天帝，其帝是谁导引抬举的？人祖造人自己也有体，其体是谁设计制造的？」「女娲」是神话人物，但传统的注释家往往由于封建妇道观把这个人物判断为「即尧之二女（娥皇、女英）」，如汤炳正先生《楚辞今注》就力证这个观点，故而把后两句理解为是问：「二女能以礼事舜，是谁培育教养的。」并以《史记·五帝本纪》、《列女传》「记二女甚有妇道」证之。药汀先生反驳这样的注释，他认为：「注释者没能进入屈子这位哲人思想家的心境，不知不觉地把屈子『注』进了庸人的行列，把屈子富有风趣的笑问，被封建社会才出现的『妇道』观抹煞了。」药汀先生所作的「女娲」非「二女」的雄辨，除了考据层面的勘察，更注意到屈子在政治学层面的反思精神，即诘问女娲造人说，幽默地加以否定，更从神话人祖登帝位，引出人间帝王的出现与兴衰的思考方向。出于对屈原赋的情色意绪、唇吻气息的深刻洞见，既克服了传统注释学局于儒家道统的某些附会之见，还可以破除现今某些时髦新说的虚妄。例如，《天问》第四十八节：「舜闵在家，夫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从译如下：「舜妻原本就住在家里，凭何证据说他守单身？尧嫁女不告舜母姚氏，二女何以能与舜成亲？」前两句中的「闵」，据闻一多《楚辞校补》引《释名·释言语》曰：「敏，闵也。」又说：「卜辞时代，敏妻同字。」「夫」，属于语气词。上古帝王尧嫁二女于舜，需告知舜母姚氏，其中情委，药汀先生注明：「母系社会，男儿婚事由母亲做主。」但是吴广平《楚辞全解》给出的注释却说：闵即母，夫即父，「指舜父瞽叟……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舜明明有母在家里，他的父亲为什么是鳏夫？这反映了母系制度里，母权的显赫，男人地位的卑微。」并引用了恩格斯引阿瑟·莱特的报告，说母系制度里母权之大，大到「家对他变成了地狱」，之后说「瞽叟明明有妻子，却比鳏夫还可怜，还狼狈；形有实无，妻在而鳏」，又说「帝尧不告诉舜母姚氏，就让二女跟舜成了亲，这是对显赫的母权地挑战」。所谓「妻在而鳏」、挑战母权云云，看似依托了高明的理论，但免不了「拉扯」过度，不符合屈子作为「诘问夏、商、周统治者政情、人性的政治思想家」的角色与口吻。

清代最出色的经学家戴震的治学理念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一四〇页）药汀先生《屈原赋辨译》的辨释之精和译体之雅，既充溢着沛然自足于中的逻辑与生趣，也必能为学界带来学风审思与治学方法上的诸多启示。